郭沫若文化观与历史观：五四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

如果在上一章，我们是以历史隔空喊话的方式理解鲁迅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一章在评价郭沫若时，在方式上就不能凌空蹈虚。因为郭就活在当代，而不像鲁迅早已被存入历史档案中。郭是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的设计者之一，至少也是参与者之一。另外，他不是埋头于社会工作的政客，而是一个大学问家、大文豪，我们在检讨他时，怎么能不顾其思想理路而妄评是非？所以，对郭沫若现实行为的观察，只能到他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中去索取，而从他现实生活中的多元复杂，可以进一步体察到中国到了当代社会之后空前激烈紧张的文化环境及其气氛。

写到这里我不禁会问：今天的评家是不是太苛待郭沫若了？是不是用今是昨非的观点在研判他，以今天之是非来要求他的昨天之是非？所谓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评论者的是非判断。不过，这种是非判断如果离开研究对象思想行为的生成环境，不把历史环境是怎么生成研究对象的思想等因素置于视野当中，那么它的现实针对性也会变得十分可疑。这是我要在郭沫若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上做做功课的一个初衷。

在阅读有关文献时我发现，郭沫若文化观的源头主要是两个：一是五四时代的进化论，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使他一生都在追随时代的重大变化，并将每一时期的变化确定为自己思想和行文的基点；历史唯物主义则使他习惯于用现实的功利主义协调与政治、现代政党的关系，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善变”并不是所有进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必然的人生模式，但进化论中“物竞天择”的思想导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精神，却总能使它忠实的信奉者通过不断的“变”，来为在时代大潮的冲击和裹挟中的精神个体以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郭沫若的文化观实乃是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奇怪驳杂的结合体。终其一生，他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虽然常常超出我们想象之外，但最终又在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预判之中。

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郭沫若一生的文化思考极其宽泛芜杂，从诗歌到小说，从戏剧到文论，从甲骨文到历史研究，他留下了独特丰富的真知灼见；而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所有的文化活动又都脱不开一个经世致用的动机，即如何使自己的民族摆脱失败的困境，走上解放、光明和强盛之路。1943年写作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是他对自己最关心之问题的一个简明答案，乃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指出：“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和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在他看来，孔子对今天的意义主要还在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化思想和执着顽强的追求方面，“这样不断自励，不断向上，不断更新”，“进而以天下为己任，为拯四海的同胞而杀身成仁的那样的诚心，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便是真的‘勇’之极致。这样的人，不论遇到何种灾殃，皆能泰然自适”^[18]。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极其宏伟而空渺的境界，不要说在中国，即使到西方所谓自由的社会里也难以实现。更遑论它是书斋里的自我精神期许，放到任何社会里都难以真正对接。这正是郭沫若在当代社会中之所以为大多数评家所不满，而他又无从自我辩解的真正原因所在。在笔者看来，这才是“知难而行亦难”的历史困境。1950年代后，鉴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大幅调整，郭对自己文化方案的落实当然更加举步维艰。但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心存幻想，他的学术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也在做着某种努力。他众多的学术著述，已向世人挑明了这点。有心者发现，他先后出版过《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读〈随园诗话〉札记》等著作，在继续从事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和著录，主编历时26年、收甲骨41956片和有13册之巨的《甲骨文合集》；另外，主持《管子集校》，重新标点《盐铁论》，校订出版了《再生缘》前17卷本等。其中，引起史学界之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争论的《奴隶制时代》最令人侧目。无须避讳，出于进化论的眼光，郭沫若显然有以上古史研究服务当世的用意。在此书中，他力排众议地把奴隶制的下限敲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他自信地认为，殷周时代的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井田制直到春秋年间仍是当时土地国有制的骨干。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并逐渐扩大，导致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这便产生了地主所有制的生产方式；由于私家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超越上层，天子倒霉了，诸侯起来，诸侯倒霉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霉了，陪臣起来，环环相扣，从而促使了生产者（奴隶）身份的根本改变。这一重大变革，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战国时期各国的变革，如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不仅是改姓换代的政权更迭，而且表明社会起了质变的革命，斩断了殷周以来血缘联带的传统，造就了一批新型的执政者。各国执政者都出身微贱。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亦能成为天下名人；最后在意识形态上也反映出新旧时代的区别，其表现是：天子至尊地位发生动摇，人格神形象日益模糊，产生了无神论的宇宙观。生产者的价值、地位和身份提高，出现了与等级观大相径庭的“泛爱众”思想。因此，随着“民为贵”思想的深入人心，人民语言、民间形式登上大雅之堂，推动了诗文文体的变革。此论曾被奉为当代史学正宗，但实际是迎合领袖“人民创造历史”史观的蹩脚注释，所以它后来被非议连连。虽然如此，也不能说它与郭沫若一如既往的文化观念就没有血脉联系。因为在非学术的年代，要做学术性的工作，这不也是在所谓历史困境中，通过学术研究去实践孔子“圆满的人格”的心境之曲折的表现？三十多年前，即1970年代末期，笔者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曾闻多位白发苍苍老先生被允重新上课后，在课堂上大发自己已成“出土文物”的慨叹。那时，很多大学教师被迫把宝贵岁月花费在无休止的牛棚、批斗会和学习班上，学术武功早废。而在文化废弃和低迷年代，我们的郭公每天仍在“郭沫若故居”使用大倍放大镜，做着甲骨文的功课，做历史分期的考察，此等文化建设雄心着实令人慨叹。他不甘心废弃学术武功，反而在书斋里愤而著述，我们凭什么就说他只在当代混混呢？大家这样说的根据究竟何在？笔者大为不解。

为曹操翻案，是郭沫若文化观中一个值得关心的亮点。他著文《替曹操翻案》，又作话剧《蔡文姬》。1959年，他曾表示：“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因为“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他认为，历来史书之所以对曹故意采取贬低的立场，是缘于“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总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对曹操打黄巾农民起义军做了辩解，“曹操尽管打了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谋利益的道路”。他认为曹操的历史功绩有以下两方面：一、“他使汉末崩溃的社会逐渐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除了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二、“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出人头地了”。为证明曹操具有人本思想，也不排除有迎合1950年代“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宣传之嫌疑，郭沫若还举出一个他和工人一道打刀的例子，说他与“古代帝王亲耕籍田”本质上毕竟有区别：“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甚至说：“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19]

郭沫若在考察历史人物活动，评说他们的功过是非时，一般都把他们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联系起来。这固然是在逢迎“人民创造历史”的权威理论，但也应看到，这种思想的形成确又有郭氏自身的发展逻辑。1951年，他借回顾剧本《虎符》的创作之机指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力量。由秦国来说，那是自孝公以来，特别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六世的政绩的积累。由春秋的十二诸侯归并为战国的七雄，更归并为嬴秦的一统，各国的先进者或多或少对于历史都有过贡献，而尤其不可抹杀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果得不到人民大众支持，那是任何事业都不能完成的，幸而完成了也不能巩固的”。为此他说，战国七雄当时都有统一中国的机会，秦的改良主义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商鞅的政策符合秦国人民的利益，被一贯地执行了下来，而其他的国家或因失掉了革命性，或因改良得不彻底，腐化因循，故终至于失败”。但他又说，“秦国的统一办法并不高明，请看秦国破赵于长平，坑赵降卒四十万人于长平一事就可以明白了。当时的人民诚然希望中国的统一，这是自春秋以来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不一定欢迎秦国的统一”，因为它的肆杀政策与苛政最终又违背了人民希望休养生息、和平发展的历史愿望。^[20]他指出：“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值得注意的。”徐敬业在扬州叛乱，其性质是想要夺取政权，最终归于失败。“诗人陈子昂曾经说过：‘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原因何在？是由于没有人民的支持。而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21]。(www.xing528.com)

打上“郭家店”印记，以进化论思想为内核、民生主义为归宿的文化观，可谓由来已久。这是从五四出发的文化理念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相结合后的必然结果。1919年，27岁的郭沫若与他人发起成立夏社（取华夏之意），进行爱国反日宣传，作《同文同种辨》和《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学医失败后，他更感到爱国须另起炉灶，遂转向文艺，1921年发起成立创造社。到写出轰动一时的新诗《凤凰涅槃》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感情冲动和富有煽动性的爱国主义者了。在他看来，文学救国应始于张扬个性主义：“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心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22]，“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罢，凡在一种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是溢为叛逆的”，他坦然承认，“我怀着这种思想已经有多少年辰”。^[23]但郭沫若发现，个性解放究竟是爱国的第一步，如实现民族之振兴，关键要借助社会大众的力量。他说：“1924年《创造周报》决定停下来，我就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我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河上肇是当时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翻译中，一方面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对河上肇也感到不满足了。因为他没有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发，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忽略了政治方面的问题。”^[24]把爱国与个性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文化观中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逻辑；将爱国落实在民族振兴的地基上，所凸显的正是人民至上主义的内容；而把二者整合到一起，则堪称是郭沫若“中西合璧”式的现代爱国思想。然而，综观郭沫若一生思想的整体，他的着眼点仍专注于褊狭的民族主义，他没有把现代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民主意识真正张扬出来，作为其文化观中不可撼动的思想基石。所以尽管他早期鼓吹、至晚年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民主主义思想，却未必完全理解民主主义的深层含义；他把人民至上主义与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却没想到，人民至上主义如果不以民主意识为内核，它最终只能变成愚民政策的包装材料。郭沫若在解放后以“变”而著称，除苟求自保的心理外，根本原因还在其文化观中的民主意识（包括个性主义）难经风雨。因此，当狭隘的爱国主义被现代民族国家利用后，势必会走向末途。当代评家之猛烈抨击郭公，也自在情理当中。

他的文艺观，某种意义上乃是其文化观的延伸。为规避乱世凶险，在暴风骤雨中暂求自存，他将“服务现实政治”和“浪漫主义”设定为自己文艺观的两个中心点。如前所述，假文艺之形式来参与政治，是郭沫若192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的文艺观，1950年代后，它又因时代风暴而变得膨胀与扭曲。据笔者谬见，从郭沫若出版的文艺论集《雄鸡集》（1959）、《文史论集》（1961）和《李白与杜甫》（1971）看，谈文论艺的文章实属不多，很多部分在强调为政治服务。他随意乱谈文艺的心态，早在1946年国共世纪大战开始后即隐见端倪。他在一篇题为《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的文章中指出：“今天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种种新的知识和感觉，主要的还要有新的思想，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要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新文艺的最新最基本的条件。”^[25]这显然是延安版的文学评论，已在与他的五四文学观悄悄断裂。然郭氏自我思想之断裂，又并非个人性格使然，也与时代大势有诸多瓜葛。有人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忧患频仍，趋近世纪中期的两场战争”，“尤其惨烈。因此而起的政治动荡、民族迁徙，以及文化传承的裂变，影响至今未尝或已。在这段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曾有太多知识分子经历生命和学问最艰难的考验。历史力量摧折每使他们身不由己，而在置之死地后，他们也必须重新找寻安身立命的方法，并为他们的选择做出承担。”^[26]晚清后各种政治大势改变新文化和文学土壤之剧烈，令文人言行失措而无法统一，这种现象非郭氏一人独有。被大陆学界大力追捧的鲁迅先生，入住上海十年，不也同样如此？他个人经历的“从北京到上海”，究竟是一种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进化，还是另一种自我的断裂和巨变，研究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看到的“结论”，不过是论者自己对历史现象的想象而已。所以，笔者以为，我们不必用历史障眼法来糊弄广大读者，对鲁迅网开一面而独批郭沫若，并不是史家所应做的公道之论。也许只能在晚清后中国社会急剧撕裂和转型的大视野中，认识文人文化观念之矛盾，文学观的破坏、重建和变形，才会对其有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去理解他身上的问题。建国后，随着文艺成为总体文化政策的一部分，他对服务对象的指认也趋于明确和具体。他说，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竭诚地拥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存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自己的学术岗位上或文艺岗位上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那他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就会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辙”^[27]。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把“反对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列为胡氏文艺思想的主要罪状之一。他为此质问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一致承认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自觉地要做先进的公民，要成为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的战士，这样的作家，难道反而不要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吗？”^[28]郭沫若当代文艺观的重要立足点，包含着令人不安的政治功利性和浪漫主义色彩。众所周知，1958年，浪漫主义被确立为文艺的主潮。郭沫若的参与其中，当然源自他本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作家，^[29]歌德的主情主义和泛神论思想曾长期在他的文学观念中占据着上风，成为他创作的最高美学原则。^[30]然而，他早年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是以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的，是创造社作家共同的思想和情感倾向，它与政治功利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不具有同等意义。郭氏却热烈响应。他不是不知文艺真谛的三岁稚童，也不至于老眼昏花，所以他写的文章不能说是糊涂文章，尤其像他这种负有传承文化和文明之责的高级文化人士。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艺主张发表后，郭沫若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和“答编者问”，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和《〈红旗歌谣〉编者的话》。在回答采访者的问题时，郭沫若不假思索地说：“在文学上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非常适时的，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的。它不仅适用于现在，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后也还是适用。”又补充说，“很多人说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不反对，但如果反过来说他是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我看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阿Q这个人物，实际并不存在，他不是以积极的英雄的姿态出现，而是集消极的可憎的东西于一身，事实上也是夸大的产物”。^[31]他还担忧文学同行跟不上形势，便鼓动道：“劳动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泛滥成为了诗歌的大洪水。文艺作家要学习，要找课堂，不到这儿来还到什么地方去呢”，“目前的大跃进时代应该说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时代”，“一种新的关系生动活泼地洋溢着，真正真正使个人心情舒畅。草木鸟兽，山岩矿藏，我想，怕都在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人到了这样的环境，哪能不变？就是‘花岗岩头脑’也要变”。^[32]这种说法，大概今天思维正常的人已无法理解。但如果能了解郭沫若特殊文艺观产生的时代语境，我们也就能宽谅郭公，他地位虽高，但多是虚职。在风高浪急的年代，随声附和，在这种高层人士中已为普遍风气，没有人能做到遗世独立。

通过对郭沫若文化观和文艺观的整理，已足见他的性格气质。他外露、浅显的诗人气质使他从文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他依附权力的生存策略可谓用心良苦，这种策略使他实现了与当代的合作。但考察他文化观和文艺观的历史延展，又足以使人相信他的思想追求的坎坷曲折，透过表象对其中的蜿蜒荒谬报以历史的同情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