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转轨:1949-1981年中国的郭沫若转型

论历史人物，不能因为时势之变，把他从自己特定历史情境中抽拔出来，再加以痛快淋漓的批判。任何人物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是生于兹长于兹的历史土壤决定的，况且晚清以后中国一直处在漫长艰难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期使人物与历史土壤发生彼此纠缠的关系而难以脱身。让一个人超越他的转型期，正如让中国社会发展绕过转型期直奔最后理想社会模式，同样都是痴人说梦。^[4]所以，我对1980年代以后不少论者对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学严厉粗糙的指责，很有些不以为然。因此有必要对其当时处境和心态略加叙述。

解放后，郭沫若发生了比许广平更大跨步的个人转型，由一个文人变成国家机构中的重要人物。如果说许广平大多是虚职，领导不了什么人，但郭氏却在文化界始终处于领导地位。1950年代以后形成的文化和文学格局，难免有他一份功劳。不过，这种身份，恐怕大大超出了郭氏本人的原先预期。这些荣誉包括：全国政协二、三、五届副主席、全国人大一至五届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文革”中，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等等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荣膺大陆现代文人中的几个“第一”：他的文章第一个作为党内文件下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5]在1941年周恩来主持的“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成为第一个被中共祝寿的现代作家；1949年3月，他以党外人士身份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第一位作家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正如有人指出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6]此话不虚。

郭沫若解放后生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由民国后期的“民间”“边缘”和“在野”状态，跻身国家决策层。他的时间表，已非一月或半年为一个单位，而变成了分分秒秒的计算。这时的他，已决定不了每天的行止，例如何时逛北京琉璃厂，何时家中见客，又何时伏案写作，对付各种杂志的约稿，因为上面和秘书早替他排满：在1949到1957年上半年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蜜月期”，郭沫若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参与，可以说达到了颠峰状态：1949年5、6月间，他频繁来往于北京和毛泽东香山住所与中南海勤政殿之间，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一道商量新政协筹备事宜；9月29日，被招到颐年堂毛泽东寓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和黄炎培八人讨论，修改毛泽东自拟的就职公告稿；1950年2月5日，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通过了1950年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草案；1951年9月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的外交报告和陈云的财政报告；1952年5月6日，和周恩来出席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协定等几个文件的签字仪式，并讲话祝贺；1954年3月23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1956年1月25日，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年11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随毛泽东离京出访莫斯科。5日，又随毛泽东到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7日上午，接着陪毛泽东出席红场阅兵式……郭沫若生于1892年，比伟大领袖年长一岁，这么没白没夜地陪着，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辛苦劳累自不待言。但这就是文学的政治，或说政治的文学。

随着社会身份的变化，郭沫若写文章的眼光和视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调整。例如，他不再以“我”这样的第一人称，而变为以“我们”“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复数人称发表看法；他文章中“权威”的分量日增，因为他率先响应“号召”，对文化界自然有示范导向作用。例如，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在周恩来的报告后接着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7]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他说了很多人还不敢说的话：“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从胡风的思想实际和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来看，他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不亚于胡适的”，究其实质，即“反对和人民群众结合，实际上就是反对全中国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8]对解放以来的文化界状况郭沫若也有估价，他认为：“几年来在广大知识界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是必须肯定的成就。但是和别的部门在建设事业上的蓬蓬勃勃的发展比较起来，我们的学术文化部门在思想论战方面的空气却未免太沉寂了。对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我们既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认真的批判，甚至还有人采取了投降主义的态度。”^[9]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指导方针，郭沫若闻知后，跟着发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多篇文章热情附和。他以文学史学权威的身份这样列论，谁又敢不相信？自然这其中有许多想象性的扩充：“不管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了。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和现实主义结合了，诗歌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浪漫主义结合了，小说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他指出，屈原表面上看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特征是“冷”，实际“他的作品充满着热情”，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成分”；“最显明的例证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了”，“他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我也敢于说，毛泽东同志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10]

郭氏如此宏论滔滔，想必不会胸襟狭窄局促到只为稻粱谋。如此去看一个史学和文学界权威，自己也难免气量狭窄，所论不公。不过，前面所述没日没夜的辛苦劳累，当然也能结出累累硕果，我们也不必为贤者隐讳。与创造社失败逃回日本，以及在政治和文学活动过程中疏于写作而稿费枯竭，经常入不敷出的诸多情形相比，此时的郭沫若何等风光？1950年代后郭沫若生活境遇之堂皇，即使北大清华的一级教授们前来参观访问，恐怕也会望而汗颜的罢。据不同材料，读者许多年之后终于可以看到庐山真面目。这时的郭沫若像他的作家和教授朋友们那样照常拿丰厚稿费，他还享受国家领导人的高工资（领行政级别工资，月薪500元），同时又有作家教授们所没有的特供及许多补贴，配有秘书、警卫、听差、司机、厨子等数人，过着寻常百姓很难想象的生活。1949年5月22日，于立群携子女由香港来京，住的是西四大院胡同五号这个普通略大的院子。但门口有“岗哨”，如果约见，需经“警卫人员引进门去”。^[11]后来，又搬至经过精心修缮的旧王府——前海西街18号。自然，这也使在文化界朋友众多，过去热衷于迎客临门的郭沫若本人，大大感到不便。在这种氛围里，或有身份微薄的朋友被警卫拒之门外，或有热心崇拜的读者，只能隔墙眺望，从前那种围炉畅谈、笑声阵阵的纯粹文人生涯，恐怕不会再有了罢。郭沫若是否就喜欢这种侯门深院，而拒绝过平凡文人充满烟火味的寻常生活呢？他内心深处未必就愿这样，之所以这样也并非是他全部的心里选择吧？一个文人而为国家领导人，一个性情浪漫毕露的诗人剧作家而为深言不出的政界人物，这种心路历程着实难缠矛盾，也许连郭氏本人都说不明白。这正是笔者不愿像有的论者每每举起粗重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述历史人物随随便便当头一击以图文字痛快的一个原因。走近一个历史人物，必要做些实地踏勘才好，观察大致环境，注意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否则，对他的思想言行只能妄自猜测，跟着死材料放言著述，而没有具体的历史感受做衬底。1994年初夏，笔者有幸踏访这座已更名为“郭沫若故居”的堂皇豪宅。从朱漆的大门进入，先是一座假山，接着是前后两重院落，由两幢两层楼高的高大、宏伟的飞檐走壁的古建筑组成，回廊环绕。前面一座为郭的书房、会客室，后面一座为全家的起居室和卧室。郭宅规模之大、之幽深，不禁令笔者瞠目结舌。这次意外之行，让笔者突然有了一种与论述对象更为贴近的感觉。(www.xing528.com)

郭氏新旧两个时代生活质量的悬殊，着实令人大开眼界。1960年和1961年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旅游年”。请允许我把夫妇两人的行程抄录如下：1960年春节，郭沫若飞回离别十多年的重庆，登枇杷山，访曾家岩、天官府；是年3月，飞赴延安，在杨家岭、宝塔山下一游；3月下旬，为修改剧本《武则天》，专程去西安，先后踏访了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等处。1961年为上行下效的“调查研究年”，这一年我们在祖国大地上看到的是郭氏夫妇匆忙旅游的“身影”：该年郭从国外访问归来，两次游览昆明；2、3月间，再携于立群走访湛江、海南岛，并顺访两人结情的武汉珞珈山；5月，再去泰山；9月，由重庆乘江沪轮沿江而下，经三峡，宿万县，激起一时豪情；9月游兴不减的他参观上海豫园，又转道富春江，游严子陵钓台，接着赴广东从化、肇庆七星岩。郭沫若每到一处，都留有诗词和墨宝，以至现在游客在祖国大好河山上想见到他随手题写的题词和条幅，并非难事。郭沫若出游时，前有迎者，后有随从，前呼后拥，在现代以来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达到了很高的规格。郭氏行迹在他的诸多诗词中每有披露，我们也不妨披览：“欣逢研究调查年，/北极飞临南海边。/兔尾岭前乘快艇，/鹿回头上射飞鸢。/盐田日晒成银岭，/椰实人蹬落碧天。/自古琼瑶称此岛，/珠崖毕竟占春先”（《颂海南岛》）；“玉带蜿蜒画卷雄，/漓江秀丽复深宏。/神奇景物疑三峡，/瑷黛烟云绕万峰。/石上望夫犹有妇，/崖头画马欲成龙。/名山坐使人陶醉，/豪饮当年忆似虹”（《春泛漓江》）。笔者不学，不知历史深浅，对郭氏的小小辩护当然也不会为人所喜。我这样做，无非希望人们不要只在单视角中看待郭沫若，而要在宽幅的历史视野中看待他而已。

值得一说的是，以治古史名闻遐迩的他，比普通人应该更具有对文人墨客涉足政坛之命运的警醒和自察力。他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未必就没有认识。有人回忆：“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12]这不算什么秘密，“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类并不友好的笑话，也在相当一级的圈子里流传。据说，这个笑话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郭自己。在特殊范围内如履薄冰的他，反右的时候“听到丁玲是右派大吃一惊，听到艾青是右派又大吃一惊。丁、艾都是老党员，对郭震动很大。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又据陈明远追述：“1963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之后，赵丹、白杨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碰到郭老，他外表表现得很淡漠再不像往常那么亲热友好，他知道赵丹爱放炮，嘴上把不住门。他在公开场合不让人感觉和谁有私交。他对北京人艺还是有感情的，但外表上也保持距离。”又说，“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意见）办”。^[13]尽管他与陈明远的所谓书信存疑多多，连郭家人也都不完全认可，^[14]但这些在“文革”后逐渐披露的书信，却帮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郭沫若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更为震惊的，是“另一个”郭沫若的存在罢：他在1963年11月14日致陈明远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都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而人们不会健忘，在大跃进中，正是他带头大放“诗歌卫星”，鼓动文艺家们走“两结合”的创作道路。他在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表示：“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世人大概不会淡忘，每逢“引蛇出洞”的所谓“学术讨论”中，郭老唱的都是红脸。1955年，他在一次很多人在场的发言中，曾声色俱厉地要求有关方面将胡风等人“绳之以法”，当年，所谓胡风小集团分子们，不也正是这样在私人通信中频繁暗放冷箭，评判时政吗？我们郭老的思想境界，丝毫不亚于胡风等在新时期被“拨乱反正”“平凡昭雪”的所谓“思想界勇士”嘛（见李辉《胡风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既然学者能为胡风等人大叫冤屈，摩拳擦掌地打抱不平，那为何又在同等历史条件下对郭氏的历史勇气置若罔闻？这显然不是史家笔法，偏于一端不观历史全景的学术研究实在难服人心。在1965年5月5日、12月22日的两封信中，他再次剖白心迹道：“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什么‘诗’！”“建国以后，行政事物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15]直到“文革”前，郭沫若还对自己做过如此严苛的“审视”。他说：“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16]郭是历史学家，他把自己放在历史平台，审视检查，相当坦率并不避讳。他阅历史人物无数，看历史之深，非我辈所能比。如果上述文字还有一些属实成分，不全来自讹传和伪造，那么读者看到的，就是民国时期的郭公的复活，是“女神之再生”的灵魂转世，是公平评价他的研究者的一个应该选取的视角。不过，也有人认为，郭沫若的内心世界是多元的：他“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情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17]。

郭沫若也许心头曾布满茫然。以他丰富的历史学识，不会看不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确切位置。他是左翼作家，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一生都向往也积极实践充满激情和战斗的生涯。像大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把忧国忧民的理想寄托在主张解放全中国人民的中共的身上。其实，他像同时代的很多人那样，是对国民党失望，同时渴望共产主义的那种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是渴望一种个人精神自由才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由于有这一条思想主线，1948年他毅然从香港去解放区，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立，才可以说是一种合乎内在逻辑的思想行为。建国初年，郭沫若一度陶醉在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喜悦之中，这种情绪在1959到1962年间达到了最高潮。1963年，是郭沫若思想重要的转折期。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强迫劳教，再就是阶级斗争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弄得文化艺术界人人自危，这对郭沫若震动很大。以上的书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同时也给了他寄人篱下的强烈现实感受。而这一感受与他对历史经验的了解结合起来，呈现的恰恰是过去研究中一直视而不见的郭沫若比较完整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