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后，呈现在杂志图书中的郭沫若形象一直欠佳。文学自由派拿郭沫若与鲁迅、陈寅恪相比，批评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文过饰非，苟且偷生，这股思潮显然加速了这颗文坛巨星的陨落，这种特殊气候也使任何稍微理智的辩白都软弱无力。这不禁令人想起周作人“寿多则辱”的自省。这位创造社的斗士倘若活着，他一定会为这种糟糕的境况难过得夜不成眠。
1940年代以来，左翼人士极力把他树为与鲁迅并列的两面旗帜之一。在他们心目中，郭沫若不仅代表着五四以来的个人的形象，而且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形象。他不仅在过去的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也将是未来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参照。然而，郭沫若战士兼诗人的多变性格，不单在当时引起争议，也被新时期文人抓住把柄并予以诟病。这就使我在这一章中的叙述要倍加小心，力图在激烈争辩中调整脚步，因为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仍然被笼罩在新时期历史的规划与支配之中，也许只有在更加深远的时间长河和背景中，郭沫若的完整形象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
有论者隐晦地指出，郭沫若后来积极批判胡适是出于当年的嫉妒和因势欺人，此论不够公允也难以服人。[1]事实上，即使不论他有开创中国新诗之功，郭此后在文学学术和社会实践上所绽放的光彩也丝毫不输于胡氏。1926年，他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北伐，留下一段奇特而浪漫的从军生涯。1938年，他就任战时最高军事机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职，领导一批文人深入战区，对中国军人进行了一次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壮观的战前动员。1941年，他专心于影射政治的“屈原研究”。[2]次年，在重庆搭台演戏，用话剧《屈原》对当局的消极抗战大发牢骚不满。这一包含党派动机但也确有忧国之心的举动，对提振联合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笔者不免指出，郭沫若这一辈子可能过于纠结芜杂：他前半期叛逆多于服从，后半期则服从多于批判，但更多时候则看不出他的真实态度，在明快豪放的作品内部，是他丰富复杂矛盾而幽暗曲折的精神世界。当年的激情胆略与后来逢迎压抑性格之交错杂陈、相互缠绕，构成了他复杂而多元的观念结构，同时也构成了郭沫若研究的难点。1920至1940年代，大概是现代文人个性最为真率和幼稚的一个时期。历史证明，郭沫若在这一时代气氛中也显露出难能可贵的文人本色。比如北伐途中，他出于对清党的积愤仓促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但此举并未得到左派人士的欣赏，这使郭沫若突然有了一种“夹心饼”的狼狈感觉。有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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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文章对蒋介石自然十分不利，但是，文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以后，却并未引起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高度重视，他们仍然致力于拉拢蒋介石的工作。郭沫若来到武汉以后，还一度受到左派的冷落，这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苦闷。[3]
观察新时期文人对他的批评，笔者发现他其实从来都能在文学和社会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北伐时如此，解放后也是如此，也许他一生都刻意追求，并为此徒尽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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