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当代社会及研究者们的关系

鲁迅在当代社会的文学接受和文化定型，可以说是线头纠缠，错综复杂，在很短时间里难以理清。像周作人一样，他也不仅仅属于这个时代，然而当代社会所堆积的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也大大超出了他们当年的预期。我说这话不是自谦，更为老实的则是曹聚仁这段表白：

我一开头便说，我之于鲁迅先生，并不想谬托知己，因为他毕竟比我大了二十岁。我虽不曾受他的教诲，不是他的学生，在上海那一段时间，往来得相当亲密，但对于他们那个时代，总有些隔膜，至少，我不曾应过科举，对启蒙时期的士大夫的观点并不了解。我接受新青年派的文艺观点，以及非孔的思想观点也很早，但我初看鲁迅的《狂人日记》，实在不了解。他的小说，以《阿Q正传》为世人所知；但它以“巴人”的笔名在《北晨副刊》连载，邵力子先生剪给我看时，我实在看不懂。（恕我说实话，如今读过这篇小说的，自己想想看，究竟懂得了多少？百人之中，能否有一个懂？也难说得很。）^[93]

此话让人联想到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界，一些人总是做出“最懂鲁迅”的强者姿态，全不理会他们也同曹先生一样与鲁迅隔着“那个时代”，连曾与鲁迅一度“往来得相当亲密”的曹先生本人，都说并不明白鲁迅的很多小说，而没有一个人见过鲁迅的研究者却从没有像曹氏这么谦虚，给自己留着分寸，似乎都对这些小说那么地了如指掌！所以，我所说的“鲁迅与当代”，指的不单是鲁迅与当代社会政治的关系，同时也指的是鲁迅与当代研究者们的关系。或者更大的部分是这么几代人与鲁迅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鲁迅确实已经“被当代”得厉害，鲁迅的“当代化”实际意味着他的原作已经被加上了许许多多的概念、术语和解释。因此，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叙述历史的态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自剖而是自叙，所以我不愿多费笔墨作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只想立此存照，作一个心路历程的记录。”^[94]

是故我这一部分不想采用评论的方式，而是通过转述他人观点来实现叙述的有限目标，所谓结论留待后人来做。

在写《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这本书时，舒芜自己似乎预先有一个欣赏保守和批评激进的立场。这段历史人物评价，是为全书做了一个注脚：

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旗帜意味着要以先进的理想来改造落后的中国，这是许多人都懂得的。但是，我们还要懂得事情的另一面，即落后的中国并非与世界隔绝的，它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未尝不可以说是“旧文化运动”，是要用十八世纪的理性来规范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可以说大都是十八世纪的大脑。只有鲁迅，他的文化思想开始就是现代的或接近现代的，同他的敏锐的现代人感觉，没有什么矛盾。陈独秀后来则是从政治上矫正了自己的时代错位。胡适的现代人感觉方面，似乎很不敏锐。而周作人的头脑和感觉的时代反差最为强烈，他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自觉，于是他最典型地显现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95]

这是对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概括。可惜的是，他正好与前面钱理群的观点相反，有在周作人与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之间拉偏架的意思。因为几十年后，“时代错位”的命运，不也同样降临到鲁迅的身上？

在当代评论鲁迅之前，实际已经有很多观点存在。因与鲁迅关系不同，加之多因素的参与，它们虽然凌乱不堪，但也值得“立此存照”。1930年代，鲁迅还在世，当时很年轻的李长之就评论说：“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地攻击的战士。然而在文艺上，却毫无问题的，他乃是一个诗人。”^[96]鲁迅去世后，又有一些对他的评论。林语堂指出：“鲁迅与其是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97]与鲁迅有过节的梁实秋，当然口气不够客观：“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为一种思想。”^[98]马克思主义学派喜欢从民族和革命等大概念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评论鲁迅，例如，瞿秋白的评论突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更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鲁迅战士形象的强调。再例如，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认识鲁迅的，因此，他在发表鲁迅是“主将”“骨头是最硬的”“冲锋陷阵”和“民族英雄”的评论时，优先考虑的是后者在革命斗争中战士的而非思想者的作用。如此等等，令人眼界开阔。

无须讳言，鉴于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一百多年来这个衰落的帝国始终处在异常焦虑、敏感和沮丧的情绪当中。正是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为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准备了天然的温床，使之获得了比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优先发展的社会条件。如是，此种观点相当地流行：鲁迅的现代型的文化思想、现代人的敏锐感觉，他的好斗的和痛打落水狗的性格特征，都使他最容易成为这个时代的“亮点”，成为急切要求社会变革的广大青年的偶像，也最易于成为被历史所青睐的知识分子作家之一。换言之，他独立不屈的战士的形象，他对黑暗中国的反抗，都说明这是处在变革旋涡中的时代最为渴求的姿态。人们的回忆似乎千篇一律，其情形犹如万头攒动的信众在对神表达顶礼膜拜：大家“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99]；“大夏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毫无疑义，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100]“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后，随手把这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我把它反复地念着：‘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情热，到死亡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101]；“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一次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及鲁迅生前的挚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102]。虽是70年前的文献，但场景犹在眼前。相似场面，我们也许只能在受人尊敬的国家领袖葬礼上见到。

显而易见，上述激烈的情绪也流入了当代社会，人们好像要在万米跑道上完成某种庄严的交接。但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只剩下李大钊、鲁迅有幸成为交接的火种，其他人大多渺无声息。至今的北京大学校园里，矗立着李大钊的铜像，而对北大之现代兴起贡献甚巨的陈独秀、胡适等则无此殊荣。与他们相比，鲁迅的生命也许是最长久的一个，个中原因当然与其作家的身份无关。

理智的人们相信，鲁迅确实是一位社会批判者，他虽然经常显露出好斗的战士的性格，不过他一生的思考与写作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的。他的思想富有启示性，连他本人都不认为他的社会批判具有斗争实践的操作性。当新政权地位稳固之后，他的反正统思想的方面并没有受到鼓励。他的某些激进思想，被说成是针对旧时代而发，一些相当抽象的社会批判经过改装后则被纳入具体斗争实践的轨道。李欧梵对此有不同理解，他说：“鲁迅的政治承担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因而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这种道德倾向的内在逻辑必然会使他反对那种职业的政治家……这就是一些人想用文学口号作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策略时，他所以拒绝的原因”，“鲁迅的这种道德感和行为给他的有些学生提供了榜样，这些学生和他一样，也有倔犟的性格，如胡风和萧军等”。^[103]即使我们不完全赞同李欧梵的评论，而是把鲁迅放回到他自己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在他那种语境中再读他的那些著作，同样也会对这种非常社会化的解释结论感到愕然。

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对个人觉醒意义的探讨也被故意隐去。人们知道，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始终是围绕着“个人觉醒”来思考和设计的，他在论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向“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专制”形式、道德、伦理、国家以及“世界人”和“国民”等类属概念；即使在晚年，他对个人问题的执着思考也从未发生过动摇。正因为如此，他对压抑个性发展的现实秩序一向采取彻底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化、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学艺术界则是主要的改造目标。这些领域里的知识分子，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们却是鲁迅在写作中非常欣赏和经常表现的艺术形象。令人奇怪的是，建国后一直热情宣扬鲁迅精神的周扬，这时却警告那些在改造中惊慌失措的人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是不容易的。他们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们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就和社会主义无法调和了。”^[104]这些围绕着同一个人而出现的相矛盾的评论，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明白。然而，即使是中国人也会对其中那么多的矛盾和缠绕感到头痛。鲁迅在新中国的被推崇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鲁迅所批判的封建礼教虽然被当代文化置换成“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等政治学概念，然而在读鲁迅著作的人的眼里，现实生活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却验证了鲁迅观察社会时的犀利和深刻；在被当代文化演绎的“鲁迅精神”的表层上，所谓的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思想实现了圆满的接轨，但在深层里，它们却始终处在相互断裂和否定的状态。

[1]　在今天北大西门内的校园中，矗立着一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铜像。表面上看，是在“纪念”这位曾塑造了堂•吉诃德不朽形象的伟大作家，但深层次上却另有深意，因为它与“反抗”和“探索”所共同熔铸的北大精神实际有某种深切的关联。

[2]　《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　郁达夫：《回忆鲁迅》，（上海）《宇宙风乙刊》，1939年3—8月。

[4]　致友人陈建雷书，转引自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5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1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成仿吾：《祝词》，载《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

[7]　见1948年1月8日《大公报》。

[8]　参见沈美娟：《戴笠主宰我父亲的命运——沈醉女儿回忆（上）》，《环球人物》2010年第23期。

[9]　以鲁迅为例，1930年代国民党曾以“堕落文人”之罪名通缉过他，但短暂避难之后，鲁迅照样住在租界的家中，秘密与共产党友人瞿秋白、冯雪峰等往来。

[10]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207—228页，南海出版社，2001。

[11]　参见新华月报编辑部编：《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上）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

[12]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62—9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13]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生活书店，1940。

[14]　许广平：《鲁迅的日常生活》，1956年10月4日《文汇报》。

[15]　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第20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　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第222、2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　同上。

[18]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鲁迅回忆录》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9]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自《人有病，天知否》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0]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者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解放后都曾受冷落或否定，唯有鲁迅是个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们中唯一的“幸存者”。

[21]　参见冯雪峰为罗果夫编《鲁迅论俄罗斯文学》一书所写的“序言”，北京时代出版社，1949。

[22]　陈涌：《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人民文学》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

[23]　胡风：《不死的青春》，收入《为了明天》，作家书屋，1950。

[24]　据笔者2001年5月23日对垄断出版和发行这两种著作的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门所作的电话采访确认，发行量为以上数字。

[25]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124、125、126页，南海出版社，2001。

[26]　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457、458页，重庆出版社，1993。

[27]　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457、458页，重庆出版社，1993。

[28]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91。

[29]　毛泽东：《论鲁迅》，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30]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第13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1]　胡适：《统一的路》，《独立评论》第28号。

[32]　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陕北）。

[33]　此人解放后长期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直接领导全国各地鲁迅故居及纪念馆的兴建和管理工作。相反，他却对另一个著名的现代文人沈从文，抱着极其冷漠和鄙视的态度。参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这篇文章，引自《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4]　许广平：《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上海泥土出版社，1950。

[35]　与这座豪华的现代民族建筑相比，“真实”的鲁迅故居则显得寒碜、窄促。据蔡升曾、郑智编《鲁迅知识入门》，故居只“是个普通的小四合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房各2间，通过小院西北端的一条小夹道，可到北房后面的小花园。北房东侧一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卧房；西侧一间住着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中间堂屋后面接出了一间灰棚，人称‘老虎尾巴’，鲁迅自称‘绿林书屋’，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在这仅有8.4平方米的斗室里，鲁迅写下了《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彷徨》的大部分及《坟》《朝花夕拾》中的大部分文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36]　许广平：《纪念鲁迅》，1956年10月19日《劳动报》。

[37]　《致曹聚仁信》，黄开发编《知堂书信》第297页，华夏出版社，1994。

[38]　《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26年10月。

[39]　《语丝》（上海）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

[40]　为此，有关方面特将李何林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动进京，将王瑶从北大借来。

[41]　在这批人中，周作人是被许广平斥为“吃鲁迅饭”的，应属“另类”。

[42]　陈涌：《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1951年11月1日。

[43]　陈涌：《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人民文学》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

[44]　阿英：《鲁迅先生的道路》，1949年10月18日《进步日报》。

[45]　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

[46]　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收入《中国新文学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

[47]　参见曹聚仁《鲁迅与我》，选自《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www.xing528.com)

[48]　参见许钦文《鲁迅小说助读》（中册）中关于《狂人日记》的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1954。

[49]　罗君天：《不要曲解鲁迅——读孙伏园的〈五四运动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后》，1951年6月25日《文汇报》。

[50]　川岛：《鲁迅先生——我们的伙伴，是一颗巨星》，1949年10月19日《进步日报》。

[51]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36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52]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1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3]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后记》，《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4]　汪晖：《反抗绝望•后记》，《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5]　参见“克里斯玛”百度百科。

[56]　在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著作及“序”“跋”中，看不到任何像大陆学者那样的“精神独白”，相反，他们倒十分警惕这一现象的出现。例如李欧梵指出：“鲁迅是一个内心生活极丰富也极深沉的人，完全不是当时大陆某些学者所‘捧’出来的形象。”他表示要与后者唱唱“反调”，把“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的鲁迅，再扭转匡正过来。参见《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自序”“原序”，岳麓书社，1999。

[57]　参见冯雪峰为果洛夫编《鲁迅论俄罗斯文学》一书所写的“导言”，北京时代出版社，1949。

[58]　周作人讥刺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关系的文章，主要有《中年》《老人的胡闹》两篇，平心而论，他的评论也失之“公允”，有人身攻击之嫌。《中年》，1930年3月18日《益世报》；《老人的胡闹》，《论语》1936年9期。

[59]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46—25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60]　《两地书》，录自《许广平文集》第3卷第29页。

[61]　《文艺报》第19号，1956年10月15日。

[62]　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第2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3]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后记》，《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4]　许广平：《“五四”前后》，引自《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0。

[65]　许广平：《不容情的对敌战斗》，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66]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文中作者尖锐指责冯雪峰说：“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自己是最清楚的，是左联在借用他的地位与名誉’。这是严重的歪曲，是他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于鲁迅无损。”《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0。

[67]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下册第1201页，作家出版社，1960。

[68]　冯雪峰：《散篇》（中册）第993—994页，转引自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第222、2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9]　《“党的一名小兵”》，《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2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70]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1956年9月25、26日《中国青年报》。

[71]　《辅导员》第10期（总卅期），1956年10月12日。

[72]　1961年9月24日《工人日报》。

[73]　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回望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4]　据朱正说，该书是1975年经冯雪峰和孙用审阅、修改后才定稿的。冯在致朱的书信中认为他对许广平的态度“骄傲”，“口吻”不合适，所以，根据这个意见修改的定稿本不如初稿本尖锐，可惜我们现在已无法读到作者的初稿。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5]　朱正：《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6]　朱正：《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

[77]　朱正：《也战斗，也休息》，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

[78]　朱正：《鲁迅懂得法文吗？》，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9]　此处参考了黄乔生的部分观点和材料，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忆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回忆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0]　许广平：《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上海泥土出版社，1950。

[81]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58、25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82]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46、14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83]　钱理群：《周作人传》第5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84]　《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创作准备会——许广平答画家问座谈会记录》，此记录作于1956年5月25日，地点在上海美术家协会，发表在《新美术》1984年第1期。

[85]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86]　参见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87]　止庵编：《关于鲁迅》第177—182页，第204—309页，第415—42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88]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1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89]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90]　周作人：《结缘豆》，《谈风》1936年第10期。

[91]　周作人：《遵命文学》，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

[92]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6年第6期。

[93]　曹聚仁：《我与鲁迅》，引自《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4]　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第8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95]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第1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96]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

[97]　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第33期，1937年1月。

[98]　转引自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第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9]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文艺阵地》第2卷第10期，1938年10月。

[100]　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22页。

[101]　巴金：《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中流》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

[102]　同上。

[103]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230页，岳麓书社，1999。

[104]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