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故居和纪念馆中的著名展览

更令鲁迅亲朋好友没想到的，是建国后诸多“纪念馆”在全国各地的竞相兴建，鲁家“故居”扩充了几十倍之多，这些建筑还为政府部门所管辖。众所周知，以鲁迅的敏感辛辣性格，他对各种体制从未有过好感，如北京时期对大学绅士阶级的厌恶，上海时期对左联未来形态的警觉，都可以看作他自视为与当局不和的民间人士的心态。所以，在他死后兴起这么多建筑，对传主本人大概是一个讽刺。

而许广平正是这一轮故事的启动者之一。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将北京阜成门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按照生前原样布置，于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当天向外开放。许先生的最初意思，是想丈夫遗物交给国家，优于个人的保存条件，不过她很快发现，如果还像操办家事那样张罗鲁迅的事情，显然已不可能。这里就有一个潜台词。鲁迅已不是周家的文物，而成为国家的文物。两年前的6月，朱安病故不久，当时还是北京地下党工作者的王冶秋通过北平高等法院，将故居查封，实施了保护。^[33]有意思的是，居然就是这位王先生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分管鲁迅是其职责范围。故居对外开放当天，连《人民日报》记者都到了现场。据当日《今日鲁迅忌辰——北大等校将举行纪念晚会——先生故居定今开放》的一条消息称：“今日是革命文豪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华北高教会文物处在北京图书馆布置了一个纪念鲁迅先生的展览会……同时许广平并将鲁迅先生故居（阜成门内宫门口内西三条二十一号）依照鲁迅先生生前之居住情形加以布置。”看到这种阵势，许广平明白丈夫的事情已经超出了家事的范畴，但她表现得十分豁然，还特地援引一位苏联学者的话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但解放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连死了的鲁迅也被解放了”，“所以现在充分研究鲁迅、批评鲁迅、介绍鲁迅，都应该由中国人民起来广泛从事。因为这工作是属于大众的，不单是那一部分人的事，更不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得了的”，她希望“依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位文化革命巨人，更完整，更真确的介绍给读者”。^[34]这就不需要许先生操心了。事实上，即使许先生不说出来，连普通读者也能看懂：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鲁迅的故事已经结束，1950年代的另一个鲁迅故事正在开始。但它们之间绝不是相互断裂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接轨的关系。这就是，将鲁迅的个性主义与正在发展的革命话语勾通，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已成工农兵主流的文化沟通。通过鲁迅故居这个特殊符号，人们原来记忆中的那个鲁迅被注入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

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正式接管了鲁迅故居。当年2月，文物局派人对许广平捐献的鲁迅遗物进行了清点，在保持原貌基础上对故居彻底修缮，9月初竣工。2001年5月28日，我冒着炎炎烈日，在鲁迅博物馆书店查到了该馆1996年内部印行、现在外面已很难见到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四十周年》这本图册。这本图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鲁博”建馆的“历史”踪迹：1954年初，文化部决定在鲁迅故居东侧筹建鲁迅纪念馆（后更名鲁迅博物馆）；1955年11月20日，文化部召开会议，审定批准了第13次设计方案，会议由沈雁冰主持，郭沫若、周扬、夏衍、冯雪峰、许广平和林默涵到场；1955年12月，北京第五建筑公司承接建筑任务；1956年10月18日，纪念馆“预展”，参观者甚众，其中有郭沫若、沈钧儒、吴玉章、沈雁冰、胡乔木、周扬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到1980年代，它有了更踊跃的表现。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为该馆题词；该馆还被确定为“北京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窗口。1994年底，博物馆新建成了一座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新陈列厅。新陈列厅集主展厅、专题厅、文物库房和服务用房为一体，建筑面积达3390平方米，成为一座具有先进的防水、防火、防盗和恒温等设施的现代建筑。^[35]

请允许我暂停北京的叙述，把笔墨转向远在南方的上海。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北京与上海原本就是姊妹城市，现代文学在北京发源，继而在上海续写新篇并呈现出丰富局面，关于鲁迅的故事也在两座城市之间进行着紧张的接力。就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翻修之时，上海鲁迅纪念馆也破土动工。它位于鲁迅故居左侧，标明街道号码为大陆新村10号。与北京馆相比，它的建筑起点或许更高。1956年在虹口公园内建成具有绍兴民俗风格的新馆，馆额由周恩来题写，题匾人的身份明显已超过北京。而且与北京狭窄的故居不同，鲁迅的上海故居本来就是一幢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鲁迅和许广平1933年迁入大陆新村之前，曾先后在闸北横滨路景云里23号、18号和17号，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等处辗转移居。大概是经济情况日益雄厚，大陆新村更适宜著名作家的身份。在外表上，鲁迅故居是按原貌布置的，处处都流露出舒适惬意的气息。会客厅里摆放着当年的书橱、手摇留声机、海婴的小书柜、小桌椅。穿过会客厅的花玻璃门是餐室。餐室正中放着八仙桌，周围是4只雕花草圆坐椅及双层碗柜、衣帽架。二楼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东墙边是黑漆铁床，床的南侧是书柜、藤椅。西墙边放着梳妆台、茶几、藤椅、大衣柜等物品。南窗下，是陪伴了鲁迅十个春秋的书桌，上面放着纸、墨、烟缸等——虽然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书卷气息，但它却有意突出斗争的主题，“纪念馆的鲁迅生平事迹展览，重点是反映鲁迅在上海光辉的十年”。与原居略有不同的是故居陈列的照片和宣传性质的介绍文字，它昭示参观者：“鲁迅非常热爱劳动人民，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队伍中的一人，所以鲁迅的一生，都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36]照片的拼接方式，也在巧妙地展示主人波澜壮阔的战斗的一生。但令人不安的是，坐落在上海虹口公园中的鲁迅墓，却向着大尺度的规格“攀升”。据记载，鲁迅的生活衣着原本是朴素简陋的，他死后也是如此。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于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当时的墓地很显局促，只是一个土堆，后面立了一块高71.2厘米、顶宽31.5厘米、底宽58厘米的梯形水泥墓碑，碑的上端是普通镶瓷烧制的鲁迅遗像。1949年9月后，经进步人士及鲁迅生前友好资助改建的鲁迅墓有了明显改观。改建后的墓地，占地64平方米，全部用苏州金山花岗岩建造。迎面是供瞻仰者插花的四个石花瓶，中间稍后是墓椁，已显巍峨之态。1956年，国务院又作出鲁迅墓迁建于虹口公园的决定。现在的鲁迅墓，已经旧貌换新颜，发生本质的巨变。它占地1600平方米，只见周围青松环绕，翠竹掩映，花岗石的墓台上矗立着巨大的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亲自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6个大字。墓前还赫然立有鲁迅坐姿铜像。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对上海鲁迅墓的议论，至少可以作为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他曾讽刺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即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37]当年知堂老人力挫陈西滢君的余墨，又偶露利锋。

说完上海，笔者禁不住要去被上海人说成“乡下”的浙江绍兴游历一番。与鲁迅在北京、上海的光彩形象相比，绍兴时期的鲁迅生活遗迹较为暗淡。但是，作为进军北京上海的前哨站，绍兴却不能不说。鲁迅对家乡的感情冷淡，人所尽知，虽说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此，而且他据此演绎的各种人生故事，曾给中国几代读者长久的心灵激动和深刻的感染。当地政府对此却不介意，他们非常热情地迎回了这位名满天下荣归故里的子弟。1953年，他们在鲁迅故居大兴土木，建起了占地1300平方米、中西合璧的新建筑，使这座晚清时渐趋衰落、破败的官绅庭院突然重放光彩。大厅门口的“绍兴鲁迅纪念馆”几个大字，为鲁迅生前宿敌郭沫若所题。此时郭沫若已是国家领导人，这就使题写人与故居主人相映生辉。走进鲁迅故居石库门，穿平房，过走廊，就可以看到一幢坐北朝南的中式二层楼房，楼下东面一间是鲁迅诞生的地方；西侧一间曾是鲁迅卧室。后面一进两间的楼房，东首前半间是会客、吃饭的地方；后半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卧室。西首是祖母蒋氏的卧室。出故居后门是百草园，其实它不为鲁迅一家独有，而是新台门周氏家族所共有的菜园，被政府征用。三味书屋原是清末绍兴城里一间以教学严厉著称的私塾，鲁迅12至17岁时曾在此师从寿镜吾先生读书。我们细加品味，经历家庭变故后“出当铺”“入药店”的奇耻羞辱，以及分家时本族长辈的欺负，使鲁迅对故乡产生了一生都无法愈合的冷漠感，而且他当年是揣着“八元川资”含着屈辱眼泪离开这座小城的。但这里毕竟是他的生养之地，在他少有的关于故乡的散文中，人们又能感受其中焕发出的异常新鲜和温馨的诗意。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充满了抒情，他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38]放眼眺望陈旧的园子，当年小鲁迅与兄妹们的嬉戏如在眼前，这些抒情文字难表那些动人情景之万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所有鲁迅纪念馆和博物馆中，大概只有这座建筑是最具人情味和促人联想的罢。不可否认，50年前，当地政府兴建它除了不必隐讳的政治目的外，也不排除借这位伟大的同乡之光振兴乡邦、提升人脉的含义。在今天，鲁迅纪念馆又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商业利润，它已成为水乡绍兴旅游事业中的繁闹“一景”。在一派严肃的气氛中，与其说它具有人们所希望的教育功能，毋宁说刺激起的是游客们的好奇心理……沧桑巨变，人物皆非——鲁迅，和他的纪念馆也未能逃过这市场经济之劫——不知读者读到这里，会不会也随笔者一起感慨系之？(www.xing528.com)

鲁迅故居、纪念馆筹建之风，至1960年代初走向低迷。一是歌功颂德之风已被稳固地培养成全社会普遍的习俗，“圣人”“神坛”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树立，再做已经有画蛇添足之嫌——实际也不必要；其次，阶级斗争之弓越拉越紧，造成社会生活的紧张化且出现了恐惧心理。各地的博物馆、文化纪念馆、遗址等，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者必欲除去的对象。这显然不是大造所谓“故居”“纪念馆”的时代环境。不过，正在建设之中的场馆，也不可能全部停工。位于广州市延安二路大钟楼内的鲁迅纪念馆，大概是这一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文献显示，大钟楼原为中山大学校本部的办公楼。1924年初，在中国社会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它被国民党借来做“一大”会址，处在蜜月期的国共两党的多位重要人士经常在这里开会、集会和从事政治活动，此楼因而闻名于世。众所周知，钟表是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起居和工作无不依靠它来提醒。但从更广阔的历史生活来看，它又隐含着某一重要时刻，往往标明社会现状的重大变化。从这座大钟楼的地形外貌看，它显然具有后一种含义。只见正门乃拱形圆柱廓，廓上有平台，廓下是门厅。楼的前半部是二层；后半部为一层，其平面则酷似山的形状。楼顶四面均装置了时钟。在历史大视野中纵观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和漫长的转型期，这种构造的确充满了象征意味。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以时间性、行动性而著称的现代政党，正是在这里，他们之间开始携手完成了革命统一大业，也开始埋下第一次决裂的种子。

三年后，鲁迅被聘到中山大学。这位现代著名文人，没有想到大钟楼竟会与他后半生发生连续不断的纠结。钟楼二层东侧原是校长、秘书的办公室，西侧是会议室和教务主任兼中文系教授鲁迅的工作间和卧室。几个月后，就在这座楼上，鲁迅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之地完成了他前后期的思想转型。照权威思想的逻辑推理，他正是在大钟楼上遗弃了国民党的政治信仰而转向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大钟楼，没有理由不成为鲁迅生命的分界岭。所以，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名气虽不及北京、上海和绍兴的纪念馆，但它的政治含义又在后者之上。鲁迅在《在钟楼上》一文中有所述及：“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又说，“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混淆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此实为游戏文章，调侃自己包括秘书和办事员。这是他从吴敬梓那里学来的“婉而多讽”的文章之风，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平心而论，鲁迅之来广州，是为加深和巩固与许广平的热恋，虽两情相悦，分居厦门与广州两地总不方便，但他也需要薪水生活，所以要在中山大学谋得一职，因为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酬金比一般公务员略高。没有迹象表明广州只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暂居地，也无迹象表明他们一定要选择上海。一个人的一生，盲目时候总是多于理智时候，我想鲁迅也不见得就与众人不同。

在笔者看来，这里不存在所谓思想“分期”之说，进一步的“遗弃”与“同情”也似乎未提供有说服力的根据。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鲁迅并不觉得大钟楼有特别奇异之处呢？他在文中引用勃洛克评论叶赛宁和梭波里的话指出：“‘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他承认，“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以上是那时的我想”。^[39]鲁迅向来是赞成作家参与社会变革的，显然他又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所以自觉在内心深处“保持着规律”——也因如此，他丰富而矛盾的思想总被人改写与曲解。当然，他后来在上海也热衷于维持文坛盟主地位，否则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战就不好解释。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在广州初期的心态的确也曾经是休闲的。出于游戏与正经之间，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表白”，大概也不会收入诸如广州纪念馆的“陈列室”，为热爱鲁迅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任何有力的历史旁证。进入上海时期后，自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著名评论发表，鲁迅研究者才真正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有力证据，并把作家鲁迅充分地时代化和政治化，瞿先生的观点随着政策的需要而被演绎和夸大起来，它一旦成为经典性的结论，鲁迅的造神化和庸俗化也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