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70年代末，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大陆能反复发表和重印著作的只剩下两位作者，毛泽东和鲁迅。北京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是他们的两家签约单位。左翼人士虽然反对用“百花凋零”来形容中国出版业，但他们确实也无力用别的华丽辞章来掩饰。毛泽东的个人趣味厚古薄今，而写文章却厚今薄古。现代文人中他独对鲁迅有好感，晚年双眼失明后，老人家仍然经常让人给他吟读鲁迅著作的某些片断，说明他们之间确有精神相通之处。而毛个人的偏爱，却确保了鲁迅著作出版在建国后的畅通无阻，以及他一生的荣誉，这一现象的确值得掂量。
各种版本和修订版的《毛泽东选集》，无疑是解放后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笔者电话询问过有关人士，答曰据说累计在三四亿册左右。这个数字可能倾向于保守。我想那个特殊时期的中国大概都人手一册，有的家庭可能还藏有四五卷之多。那些各种品种、大小不一的红宝书，也许还未计算在内。文人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首推《鲁迅全集》。据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至今先后5次印刷，有3万套之多。此数字还不包括1951年后出版的各种鲁迅著作版本。[24]在用纸质量、编校质量、社会影响和传播等方面，现代作家与政治领袖的个人著作享有同等的待遇和盛誉，这一现象，可列为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奇观。
在1930年代末，鲁迅著译从编辑到出版的过程确实不易。家属、友人和学生悉数投入，他们并不理会鲁迅在《死》一文中“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和“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的请求，反而四处筹措资金，拼命加快著作收集、整理和出版的步伐，好像是担心被人夺去首发权。不过，其中一些老故事插曲也生动盎然。周海婴回忆：
编校场所设在客堂和亭子间两处。亭子间本来不宽敞，坐在里面的人却不少，我记得有林珏和他的夫人周玉兰，以及吴观周、蒯斯矄等几位，以至桌椅相接，空间很小，凡有人进出，都得相互起坐相让，为此还闹出了不愉快。这事起因于吴观周先生开了个玩笑。因大家都面对面贴近而坐，吴先生便幽了一默，说：“我这个观周的周，就是观看周玉兰小姐。”不想这话传到林珏先生那里，竟认真起来，大概以为这是在吃他老婆“豆腐”，于是兴师问罪，闹了起来。幸亏蒯斯矄先生（我记得还有唐）等几位出面劝解，又将座位做了调整，此事才得平息。
全集的日常编校相当忙碌。校对按流水作业，初校二校大家做，未校定稿由王任叔和母亲等人负责。印刷厂打出校样，印在一种薄质纸上，半透光，背面粗糙不能印刷的。校对错字用红墨水，也有用毛笔、沾水笔的。改正后速送印刷厂修改。在校对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具体问题，比如文章有些用字，父亲有他的习惯和历史因素，而校对的朋友也有他的习惯用法，往往按自己的理解改“正”，这样，末校的负责人就比较辛苦，若不对照原稿，只顾一路顺畅地看下去，比错别字更难发现。这些校对过的旧纸，最终的贡献是置于厕所当手纸了。
……(www.xing528.com)
《鲁迅全集》很快就出版了。分为木箱精装纪念本和没有木箱的精装本；再有一种，是红色布封面装帧，这是普及本，便于低薪阶层购买。因为收集了父亲的翻译作品，全集共有二十卷，堪称洋洋大观。鲁迅生前未曾出版过他的全集。1938年母亲将鲁迅的全部文稿（包括译文）编成《鲁迅全集》。这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一九三八年版。[25]
出版条件确是局促，工作环境类似街道作坊。不过，也应注意因官方阻挠破坏和书商的投机取巧，鱼目混珠，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很不完善，而且遗漏甚多，错讹百出。以几位热心之士和许广平寡母幼子的微薄力量，自然是孤掌难鸣。这种惨淡经营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改观，这与冯雪峰的大声呼吁与积极奔走不无关系。1950年10月7日，为确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作出部署，决定以政府行为组织这一浩大工程：由出版总署代表鲁迅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版权，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任命冯雪峰为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辑、注释、校订工作。冯接任后，迅速选调了林辰、孙用、王士箐、杨霁云等专家组成工作班子，不久，该班子又因他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迁往北京，成为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简称“鲁编室”）。有人指出，该班子在短短几年里就做了大量工作：“一、鲁迅的全部创作（包括书信、日记）都根据手稿，第一次所载报刊，各版单行本作了校勘，二、以普通初中毕业生能大致看懂为标准，对全部创作和书信作了注释；三、搜集和征集到大量鲁迅的佚文和新发现的书信，计佚文106篇，书信301封；四、初步整理了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和译著；五、搜集了部分鲁迅传记材料；六、对鲁迅日记中牵涉到的全部人物作了初步调查；七、编写了简单的鲁迅年谱；八、编了鲁迅文学词汇的索引草稿”等等。[26]因政府积极牵头、资金充足、人员齐备，出版工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展。1951年影印出版了24本《鲁迅日记》（1959年又排印出版过一次），1956年5月至1958年10月出齐10卷《鲁迅全集》注释本，1956年9月至1959年8月出齐24种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同全集本），1958年4月至9月10卷《鲁迅译文集》相继问世，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回忆鲁迅的著作。正如冯雪峰为编辑部写的“出版说明”中所说：“这次出版的《鲁迅全集》是一种新的版本。它同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全集的最大不同，是这个新版本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等”，“此外，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据说书信当时已搜集到1165封，但经过整理和注释后刊行的仅为334封），而且全部作品“都经过了一番校勘，凡在过去各版中印错的字或标点为我们所已经发现的，都已经加以改正”。历经十余年的风雨沧桑，解放后新版《鲁迅全集》的最大变化是：它变知识分子群体的操作而为政府的操作，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开始受到相关机构的审视、诠释，进入到政府所掌控的出版发行渠道。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为“注释”对全集思想倾向和价值所作的“重新”解释，“它们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作品的时代背景、重要人物、重大的思想斗争、文化斗争等等作了介绍和评价，对作品中引用的典籍、出现的疑难词句也都作了解释”。[27]
这种整合工作，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程序颇为相似。为统一全党思想，1946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大胆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刘少奇亲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正像《鲁迅全集》出版的曲折经历一样，《毛泽东选集》的问世也有一个相当艰难复杂的过程。据毛选第一卷的《本书出版的说明》，解放前“各地方”曾有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仓促印刷，因未“经过著者审查”，“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而“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又据《第二版出版说明》，它还经过了一个“修订”与“注释”的过程：“这次修订，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对有些题解，作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另外，“《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注释校订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从一九六二年起着手进行的，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到“文革”后才恢复工作。[28]因此，它呈现的不仅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完整的思想发展和个人奋斗历程，也囊括了中国共产党由不自觉到自觉的一部奋斗史，和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的发展史。显然，除了毛泽东个人的爱好、激赏与推崇外，《鲁迅全集》之所以与《毛选》同样著名，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是：一、从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到反对政府的正统统治，坚持文化立场的边缘地位和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激烈彻底，以及把这种批判与个人的思想追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相结合，是鲁迅与毛泽东共同的现实处境和思想出发点；二、由非正统的、叛逆的思想，最终发展与确立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时期思想、行为、伦理的规范和楷模，又是两人极其相似的文化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整理、修订与注释与其说是两位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解读，不如说是现代中国对他们的解读。现代中国按照自己的现实功利和愿望重新塑造了两位特殊作者的形象。
历史上，在特殊时空中突然在一两位作者身上加重出版容量，使之在社会上迅速广泛传播，这种现象大都与振兴出版事业无关，它要树立文化思想样板的用意却暴露无遗。毛泽东给予了鲁迅至高无上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29]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人的评价一向很有保留和分寸，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他热烈评价的恐怕只有鲁迅一人”[30]。这说明他具有总揽全局之宏大纵深眼光。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合理与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的。晚清以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一方面是社会体制即王权统治的危机，但更为尖锐的，则是思想信仰的危机，或说“圣人”缺席的危机。北伐前后，孙中山暂时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和监护人，但他的死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胡适等主流派知识分子集团眼里，始终是被当作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看待的。胡适明确指出，“现在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在各地割据的局面之上绝没有一个代表全国或全省人民的机关”，虽然他不赞成蒋介石武力统一的手段，却支持他“制裁割据军阀的势力”。[31]抗战后，他还致信毛泽东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合法政府。毛泽东后来把胡适列为“战犯”，1954年又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对势单力薄的中共，鲁迅则抱以同情和偏袒的态度。他冒着危险掩护中共领导人瞿秋白、陈赓等人，闻知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又致电支持这支已经所剩不多的疲惫之师：“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32]鲁迅一生都讨厌政治，但他坚定地同情少数的叛逆者。他不一定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把他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许正是鲁迅的这一态度，让毛泽东始终铭记在心。
正如胡适在台湾被当做圣人一样，鲁迅在大陆的圣人地位也无人望其项背。他们的存在，可能弥补了中国晚清后圣人之席的空缺，尽管两人的形象在两岸都存有争议。鲁迅著作冷战时期在台湾被列为禁书，解除戒严后一度在书店中露面，但很快又渺无踪迹。没听说过台湾有什么鲁迅研究专家，更遑论有鲁研界的说法，而大陆有鲁迅博物馆等常设机构，还有《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杂志，与之恰成异趣。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和公园里的胡适墓，是游人经常光顾的景点，犹如位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胡适在大陆长期被禁，1980年代他的著作和对他的研究逐渐开放，在一些对鲁迅不抱好感的人士中一度似乎还涌动着“扬胡抑鲁”的潮流，但从未获得鲁迅研究人士的认可。笔者光顾过台北的众多书店，发现鲜有大批胡适著作在那里陈列、堆积，而鲁迅著作仍然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文学区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虽然已今不如昔。这大概是图书公司和读者对鲁迅先生的一抹历史想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