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新政权下的思想文化改造工程

说起鲁迅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还得对许广平母子的故事略作补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使鲁迅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的基本保障。周海婴的一篇短文，有趣地将1930年代的鲁迅与1950年代的鲁迅这两个不同的故事连接了起来，他回忆道：

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保障不了她的安全。……曾经有两次，便衣一敲开门就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一到香港，使我们骤然有了轻松之感，毋须要时刻警惕什么了。……当天晚上，方方、潘梓年、连贯来探望……从谈话中我们才知道，此行并不是暂居香港，而是要等待机会北上。

……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连贯、宦乡、翦伯赞这几位，已在安东（现丹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

……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领导上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逛商店。警卫人员自然是要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访性质。有一回我跟郭老和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文物商店这名称好像是后来才有的）。进入里边，似乎生意极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火炉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大概都辞退了。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10]

对上述文字的转抄颇有“文抄公”之嫌，有违历史著作简洁、明了的宗旨，不过，它却对了解鲁迅一家终于回到当代社会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史实不无助益。而且这种插叙，也能避免历史故事缺乏情趣和人间味的局限，它使本章的叙述整个生动了起来，犹如鲁迅先生还活在当世一般。更重要的是，这样，我们方能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起点和背景稍微地展开。(www.xing528.com)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文化改造工程开始启动。1949年10月3日至19日，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除暂时保留少数私人书店外，将大多数书店收归国家所有；10月11日，华北地区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开始约束课堂教学的内容，也就是那种随心所欲自由表达自己见解的授课方式很难再在大学立足。为此，新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发布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新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旧片清理等暂行办法，开启了电影的甄别和入境程序。这等于说，从前上海十里洋场那样随便输入西方影片，时髦影片与欧美同步的风气，不再受到鼓励；10月12日，教育部宣布接收私立辅仁大学；据新华社12月14日消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5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书店，联合组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1年1月8日，鲁迅纪念馆在上海成立；2月12日，根据教育部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精神，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被接管，紧接着私立沪江大学、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文化大学和广州法学院等多所私立大学，被接收或合并，^[11]虽然这些大学曾为国家培养过大批杰出人才，那里自由治学的空气早已深入人心。教育乃立国之本，不同的教育体制将会孵化出不同的社会人才，它从教育理念、文化理想到人格精神都将对受教育者产生终生的影响。但这个历史将发生大变，这是人人都心知的事实。在新闻出版、电影、大学被改造、限制和调整接管的种种迹象中，我们已经预感到一个文化总“转轨”时代的到来。

随着许广平母子被接回内地，人们能隐约感到，鲁迅和鲁迅的所有作品已不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尽管很多年后，周海婴虽是公家之人，但仍然把它视为私产而与出版社大打官司。这对母子的处事风格略有不同。许广平显然是女中豪杰，做事大气，目光辽远，她慷慨地把大部分的鲁迅书籍和遗物捐出，这就为在上海、北京和绍兴先后成立鲁迅纪念馆准备了丰富内容，而不至于让展厅空空如也。可能是出于与周扬等人争夺文艺权力的隐晦目的，鲁迅昔日学生胡风这时的举动却与许广平不同，让人诧异。他先上三十万言书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受到冷遇后心怀不满，而被他攻击的周扬等人反而地位愈加巩固。为表示自己的傲气，他故意在上海一再延宕，对在他看来地位声誉都偏低的《文艺报》主编等职务始终不肯赴任。眼看建国前为左翼事业奋斗的文艺界诸同仁一一在关键文化岗位上就任，胡风难免心生焦虑，不免又犯了当年鲁迅批评的“急躁”的错误。他与年轻朋友之间用“匿名信”的形式影射周扬等人，并四处找人，包括求见周恩来，希望对不利局面有所扭转。可惜的是，那些年轻朋友比胡风更缺乏城府。1950年10月6日，阿垅在致胡风、路翎的信中声称：“在纯防御中，在挨打主义中，是沉闷而苦痛的”，“但他们是无力的，不讲理可恼，但不讲理正是无力”，在此情况下，“连一寸土地也放松不得”。胡风告知路翎：“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嬉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张中晓致胡风书中称：“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这种游戏至此显然已经超出好玩性质，它正在把火烧大，并引向自身，然而书信往来者竟浑然不知。1952年2月，胡风再致绿原：“在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12]不肯与人和睦相处，沿用旧时代的春秋笔法固然不能苟同，但言路不通，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然需要补上一笔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如胡风、阿垅，都曾是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是文人气十足而且散漫自由的职业作家，他们只知像堂•吉诃德那样勇猛地反抗，而不知道作为共产党员他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这应该与他们没有受过解放区的训练有关。所以，当他们还像过去那样站在个性主义立场反抗主流文化的压迫并怀疑文化调整的历史合理性的时候，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请允许我把笔再次转向许广平。从史家角度讲，如果在这里用许广平来衬托胡风，用扬胡抑许的笔墨记述历史史实，恐怕有有失公平之嫌。加以稍微区别则显然更有必要。一是许广平的鲁迅夫人身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宗。二是她已有合适的社会地位安排，不像胡风的位置那样令他难堪。这就使两人的历史处境和现实感受大有不同，并决定了他们与新政权的关系和言论之差异。当然许广平的表现也略微夸张。在萧红记述中，她在与鲁迅的上海“携手十年”中，始终尽着一个忠实、明理和贤惠的家庭主妇职责，每天忙忙碌碌，帮助丈夫迎来送往，有时留客还亲自下厨。按照萧红个人观感，从早到晚，几乎到了团团转的程度。^[13]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而为建国初年的妇女领袖之一，无论姿态、言论、口气都随之大变，这种角色转换真的挺大，所以有必要抄录她的许多文章如下，以就教于读者——自然也能供人做更纵深的研究：“由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由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鲁迅在最后几年中不但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反而怀着‘赶着做’的心情，做了许多事情。”^[14]她说，“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但鲁迅一见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自己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15]她还指出，鲁迅之所以保存瞿秋白的文稿而不事先付印，“充分显示出他对党的尊重”，因此，“充分觉得鲁迅服从党的精神，绝对相信党，肯定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然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胜利！”她以为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必须遵照的范例”。^[16]假如勉为其难地做到“知人论世”，我想这里面的原因是许广平已脱离上海时期的家居生活，而重新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之中的缘故。如果说，过去她是作为叙述对象被写进萧红的文章的，是一个被动者，是一个鲁迅晚年生活的影子，那么如今，由于身份转变，她是在“代表鲁迅”，以鲁迅的人间代表出现在新社会的前台，就自然变成了像萧红一样“写文章”的人了。所以，我们要把许广平放在新的背景中来看待、评价、认识。我们能知道的事情是：1949年3月，许广平作为国统区妇女代表团团长参加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10月，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1950年代，她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广平对自己的晚年道路及选择在不同场合有过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受了“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的英勇行为很深感染的缘故，“不然怎么叫作革命！”^[17]还因为自己和鲁迅一样，“看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为国，眼界大了，希望也大了”。^[18]如果做文章都有自己的角度，许广平做文章是因身份的转变而发生角度的变化的话，她自然就与胡风的牢骚满腹有了本质的区别。她后来当众指责胡风，当然有失厚道，也曾被人诟病，但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换上胡风又该怎么样，他一开始不也曾经上书么？也曾“时间开始了”么？因此，以叙述对象最后的历史遭遇来设定重评标准，这种历史评论实在不能服人。

对胡风和许广平来说，以知识者思想改造为主轴的新文化调整，是他们完全陌生的，也是做梦都不曾想到的。这种改造曾在延安时期实验过，胡、许都没有机会接受训练，它的预期目的是要求较高层次的精英文学迎合低层次的工农兵文学，最终结果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事情。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文化思想上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役，以指挥者的旗开得胜而告终。毛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到自己发起的知识者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有了可喜的进展：“思想斗争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所以，与后来很多被改造者相比，胡风也不应该自叹命苦。最近几年，有些“现代民族国家”合理论者企图对其动机加以辩护，但这种辩护实在无力，因为在以下的史实面前它不免苍白。我们不过稍举几个例子。人们在图书馆发黄破旧的报章中看到，当时众多文学艺术家和学者纷纷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检讨否定自己，从开始的吞吞吐吐发展到淋漓尽致，各有千秋。例如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蔡楚生的《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等等。文字表面都诚诚恳恳，好像发自内心。不过，有些材料实在显得悲观：“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谈到1949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19]

以上所述，似乎暗示了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作为“鲁迅精神遗产”继承者的许广平、胡风安能超然物外？他们的不同反应或许正是强烈刺激的结果。他们应懂得，鲁迅的文学创作已经脱离了产生它们的现代文学的环境，它在今天文化中只是被“利用”而已。他们渐渐能看得明白，在政治权威眼里，鲁迅也许是一个“被团结”对象。要想对文化思想界开展思想改造，必须自对鲁迅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改造始。因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阵营中唯一“幸存者”的鲁迅，^[20]所代表的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这笔丰富的遗产，鲁迅恰恰又是大多数现代作家的偶像和精神寄托，他的思想节操和文章风骨仍对后者的创作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对鲁迅精神的宣传和赞扬中，就必然包含有“利用”的成分，包含有对鲁迅思想的改造，目的在于使鲁迅精神对社会主义文化有利，对改造深受鲁迅影响的大多数现代作家的思想有利。这一改造工作，在解放初期的鲁迅研究中已有反应。在《鲁迅论俄罗斯文学•序言》中，冯雪峰有意淡化尼采超人哲学对鲁迅早期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对于人民力量的探索者的鲁迅，尼采的超人哲学，虽然有过影响，但终于成为在鲁迅那里不算重要，不能生根，而不久就被鲁迅自己看轻，后来是由他自己完全清算了。尼采和鲁迅发生了一度的姻缘，仅仅由于如下的原因：尼采的那种主观的和悲观主义的号叫，以及那种诡辩式的警辟的表现方式，曾经和拜伦与叔本华的厌世主义一同投合着青年鲁迅的某种孤傲的、反庸俗主义的情绪，主要的是当时的鲁迅很中意尼采对于资产阶级的平庸性的那种猛烈的攻击，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掩盖在那种攻击之下的尼采自己的庸俗性。”^[21]陈涌认为，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性在于，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心目中的‘十九世纪大潮’还只是尼采、叔本华、易卜生这些人的思想，他对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所在，对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他暂时还是无法知道，或者不很了然的”^[22]。在这里，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评价鲁迅意义的重要标准。基于这一标准，鲁迅思想世界中的个性主义理路受到研究者的质疑和挑剔，而另一条革命人道主义和文学阶级性的思想理路，则被放大为他必然性的思想道路：“就这样，革命的人道主义，破天荒地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奔涌出来了”，“对鲁迅或人民革命派说来，不管在逻辑性的主观认识上如何，却是诞生在无产者这一边，满怀着劳动人民的火热的渴求，带着初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冲上前线的”。^[23]值得考量的是，“重评”鲁迅的不少是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这就意味着对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整理，隐含着对自己价值标尺的整理，实际也涉及与鲁迅历史关系的整理。整理带有重新备案的意思，这样鲁迅和评论者原来思想中重要的东西开始下降，而一些过去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则在增容、放大、扩充，因为新历史档案需要整理和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