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迟疑”和“展望”这种文学修辞，很容易被人误解是受了新时期“启蒙论”的影响。但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讨论的历史”，而想写成一部“被描述的历史”，所以，我自觉要回到当时的环境中，至少是把当事人比较真实的心态、情况和问题尽量给描述出来。不过，为避免历史评价一边倒的局限，我会加上一点讨论的眼光和视野。
多年后，通读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自传》，我们才得以与1948年时的老舍发生历史性相遇，深入他当时生活的细脉之中。据这本书介绍，老舍那年正在美国纽约一座“园林极美、地方幽静”的作家书屋雅斗里写作。[17]两年前，他和曹禺应邀来这里访问和写作，后者按期回国，他却因为要写《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滞留下来。有些研究著作为讨上面欢心，通常喜欢把这一时期的老舍描绘得异常苦闷，好像毅然摒弃一切投向祖国怀抱才是唯一的选择。[18]但近来翻看《老舍自传》，发现实际情况与研究结果原来竟有歧出。1948年2月4日，他在致友人高克毅的信中说道：“‘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3月4日又致函高克毅：“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19]两封信，令人知道作家没有归国的真实原因。有迹象表明，因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写作环境，还因作品版税与人发生纠纷，作家此时并无“立刻归国”的打算，至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从信中，我们读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心情欠佳”的直接原因是《骆驼祥子》的译者、美国人伊文•金不仅曲译和随意删改原作，而且拒绝付给老舍应得的版税；“延展”则是为了继续寻找《离婚》的译者，并促成电影《骆驼祥子》拍摄，扩大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对此，沃尔什夫人（即著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致版权新代理人劳埃得的信中对原作作者老舍的境遇颇多同情：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有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20]
沃尔什夫人的亲笔信，为我们观察老舍周边情况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人们禁不得问，它也许正是作家在历史转折期之所以“迟疑”的理由？如果往下读《老舍自传》，读者会有更重要的收获：他1948年4月6日到1949年9月12日间致代理人劳埃得及友人高志毅、楼适夷的信，几乎全与“翻译”“与译者商讨稿酬”“电影拍摄”等事有关，国内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似乎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毫无影响。比如，他原打算支付《四世同堂》译者浦爱德小姐“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但当对方坚持“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时，为了成交只好让步；又比如，为打赢与伊文•金的经济官司，出口恶气，他仓促安排郭小姐出任《离婚》的翻译，并为终于赢得原著版权的法律协议而兴奋不已；他还在文中盛赞雅斗这座各国作家写作的“天堂”，称赞它“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的幽雅环境，以及“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的闲散和优越的生活。[21]经历八年颠沛辗转的抗战生活，老舍发现自己的最爱仍然是脚踏实地和务实的日常生活。他曾声称：“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22]这些材料，也许能够支持我们的假设：如果不是签证到期和周恩来盛情相邀，老舍说不定还会在美国这样漫游下去而不思归期罢。尽管抱怨美国“不太舒服”，但他毕竟在生活上是个“现实主义者”，“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更何况国内的战乱刚刚结束，谁知道是否还有雅斗这样优雅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毕竟是老舍，没有郭沫若、茅盾那种自觉的党派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他只是一个职业作家，一个比较纯粹的写家。在个人和历史都将发生转折之际，既没必要刻意掩饰他在行期上的犹豫不决，也没必要将他的进步过分拔高。当然，读到这里，人们也会对他面临时代大事变时的游离态度略微感到吃惊。
1948年的巴金在做些什么呢？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读过他小说的人，大概都会对作者为人为文的单纯留有印象。虽有二十余年的写作经验，但他实在缺乏小说家洞悉世事的世故，更像是一个满脑子充满好奇和耽于幻想的诗人。在小说里，巴金经常和他的人物一起流下感伤的眼泪。按照小说规律，作者主观感情显然不适合与主人公的生死病痛混杂一起，但他常常这样违规操作。这就使人们对他驾驭小说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比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认为他直到《寒夜》问世前都还算不上一个成熟的写作者。现实生活中的巴金，实际也强化着人们的这种印象。1948至1949年初，当国共两党交火的炮声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23]；决定他做出判断的是这样一些具体的人间冷暖：“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24]巴金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是书卷式的，不像鲁迅是那种贴着现实生活的沉痛和清醒。他的思想状况是“翻译体”的，是在半空中的不确定的飘浮体，在那个年代，旧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大概都是这种“不到位”的状态。所以，他倾心于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谁都知道主要的斗争是为了‘权力’，‘权利’和‘阶级’的利益。”他宣称：“一部法国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25]而不可能去理解，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与他殷切期待的那种大革命，在性质上其实没有多少相似之处。1948年前后的上海，让读者记着的是巴金全神贯注做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的踪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可能还带有巴金特殊的音容和气质：1948年4月29日的作家，仿佛与紧张的战事相隔两世，更令他不安的是出版问题：“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璧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5月5日，又致信沙汀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他在给范泉的信中写道：“收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接着告诉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再嘱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还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另信又写：“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翻阅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内容多是与“编辑”“写作”与“人事”有关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作家沙汀隐居四川安县家乡的化名，他当时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外界联系，包括向巴金催讨版税都用此名。[26]沙汀的幽默俏皮与巴金的忠厚木讷，在这里恰成异趣。
显然不能认为，巴金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历史隐居者。像早年中国很多想入非非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一旦现实发生巨变，他们也会跟着完成断裂式的人生转型，他们思想的转变不像一般人那么拖泥带水。“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27]这是有人提醒注意作家思想发生“转变”的内在逻辑，他相信正是这种逻辑深刻影响了作家几年后的生活和写作。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之前，有人劝巴金移居海外。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打乱了巴金日常生活的秩序：“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28]黄源这位前上海滩的文人，在抗战中投身新四军，他现在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革命史的光谱上，这种颇具戏剧性和断裂跳跃性的人事剧变实在不少其例。像创造社文人郭沫若与后来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革命创始人沈雁冰与后来的作家茅盾，像新女性丁玲与后来的延安革命小说家丁玲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现代文学史中搜索出几十人之多……于是没必要对突然出现在巴金家台阶上的黄源感到讶异。我们却可以在这个现实细节里做小心翼翼的推想，如果说巴金对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腥风血雨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某种意义上，黄源对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具体亲切和可信的存在，几乎不需要加上什么歌曲过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逐渐认识并信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巴金就这样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时代。按照这种历史推断，我们在巴金建国时期的文章中似乎也找到了某种根据。但我们无法推断它们究竟是与黄源所携带的历史信任感有关，还是由于作家生活语境的变化所作出的自然而然的文字反应。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29]他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来表达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有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30]看到有人陷入彷徨茫然，他还劝其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31](www.xing528.com)
当我抄完上面几则作家通信，心里竟生出了几分疑惑，以至对研究对象与历史巨变的所谓必然性联系产生了一丝怀疑。我以为这大概是史家为完成自己的案头工作，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虽然得承认历史学家都有集中、提炼和整合琐碎生活细节的嗜好，他们甚至乐见平常人生与大历史一定会发生联系，但是，在整理作家们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我更愿意看到它芜杂、暧昧、交叉和混合的讯息状态，看到他们的历史选择并不都是所谓自觉的决定，而带有一点点盲从、跟着走，如同大多数人那样的社会从众心理。否则，巴金在大兵临城之际，与人磋商稿酬问题，苦苦支撑风雨飘摇的书店业务，与普通人一板一眼地居家过日子又有什么区别？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人生逻辑深藏其中。在这样的解释层面，我们才能够看清楚，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未来走向的战争，也许只是作家巴金文学生涯之外的一个故事。通过这故事之窗，读者应当注意到当上海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弥漫时，我们的作家仍然陷于文学作品出版问题，“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之中。
在叙述巴金的间隙里，我们不要忘了另一位作家曹禺。这是一个一出场就令人终生难忘的文人。在《〈雷雨〉序》中，曹禺曾这样分析自己：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32]
这段自白让人难忘。他显然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和巴金有些不同的一种特殊人格类型。虽然是在说“戏”，我们不妨拿来观照作者本人。或者再通过作者来比照他的戏剧，这真是一种浑然难分、彼此混杂的生存的状态。在了解曹禺的人的心目中，“胆小怕事”和“惶惶不安”在他性格中占去相当部分，同时，还夹杂着经常性的“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思想”。[33]作为现代话剧大师，曹禺又是舞台上的强者，是左右并安排他笔下的人物命运的艺术主宰。戏剧与生活，是曹禺必须面对、却又大相径庭的两重世界——生活中的“被动性”，与写戏导戏中的“主动性”，这面镜子可以照见作家的当下，大概也可以用来观察他的一生。出于这种“被动性”，1947年初从美国回国，刚受聘为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和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的曹禺，就被他的旧日学生兼秘密地下党员刘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等人包围起来了：“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34]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在中国，师生、兄弟、上下级和同乡关系乃是人际交往时最为常见的方式。民国时期，明知对方是某某党人，却会一起吃酒、应酬甚至相帮的事情也很常见，如沈从文写文向当局抗议，还从北京跑到南京去营救丁玲即为一例。曹禺虽胆小怕事，但也是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所以，眼见国民党接收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的劣迹，他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些特殊学生两周一次在育才中学参加政治学习的建议，去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他革命书刊，这恐怕是对当局明显表示不满的举动，但若说他那时就想加入恐怕也未免过早。正如他在回答为什么执导电影《艳阳天》的问题时所表白的：“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作‘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35]从《艳阳天》的导演意图和剧情看，曹禺在艺术世界中又是相当自觉和清醒的：主人公阴兆时是一个明辨是非且敢于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魏卓平所办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而且比较偏僻，被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并强行收买做了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为魏卓平辩护。最后，因魏卓平早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官司终于落败。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被人揭发，秘密仓库遭到查封。他迁怒于阴兆时，指使恶人在阴四十寿辰当天殴打了他并在其家中大砸一通。最后，经阴兆时激烈抗争，法庭判决金焕吾犯汉奸罪，孤儿院房产也完璧归还。剧情一波三折、波涛汹涌，由于有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等加盟，影片打出“好人没有活路”的鲜明主题，电影一开演即在国统区各大小城市引起了轰动。这是曹禺归国做的最具亮点的一件事。
影片在各电影院上映是在1948年的春天。时局与曹禺刚回国时的情形相比，已经大变。地下党同学在加紧工作，这时曹禺也已不能专心写戏导戏。“我不明了我自己”，作家十几年前说出的一段自评，眼看就要被现实验证。如果在特殊年头对它“望文生义”，可以说这是对在时代抉择中必须有所行动，但又矛盾和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48年前后的真实写照。在分析老舍思想的矛盾时，有人曾指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国民党失望，同时渴望共产主义的那种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渴望着一种个人精神自由也才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36]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曹禺晚上开始偷听解放区的广播，就像所有关注股市行情的人们一样，战场胜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兴趣点。地下党同学的工作果然奏效。曹禺的心理防线正在松动。据他老同学孙浩然追忆：“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37]在根本意义上，无论是“戏里戏外”也好，“被动与主动”也罢，决定着曹禺去留的，很大程度上还是时局的骤变，是同学的工作，是戏剧界朋友的相劝。在深层次的潜在心理上，则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会遭遇的“势”与“道”的博弈。曹禺不是一般的战争难民，他会站在更高一些的历史山坡上看问题。如前所述，1948年的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全面的贪污腐败、连年征战不止，它不光在读书人心目中，更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光环，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受到普遍质疑。“道”与“势”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中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但知识分子以“道”自重依然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曹禺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而政治权威也要具备某种合法性（或曰“合道性”），“合道”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正因为如此，194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持“道”来批评政治的，他们把“弘道”的担子放到了自己肩上——曹禺的思想行为应该说就是这一历史传统的真实体现。1948年前后，在历史最后“谢幕”之前，曹禺的黄泛区之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应救济总署之邀，他与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乘飞机视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黄泛区，对当地老百姓濒于生存极限的生活状况十分震惊。出于义愤，曹禺对同行的美国救济分署官员当面予以谴责，原因就是后者用粮食支持当局打内战。显然，曹禺对当局的遗弃，是一种“道义”上的遗弃，而不像郭沫若、茅盾那样是政治上的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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