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当代文学”开始前的一个特殊奏鸣曲，这在文学史叙述中常被人提及。但文学史很少对郭沫若、茅盾在香港的社会活动流露过兴趣，原因是堆积在他们身边的这些“非文学”社会思潮，会严重阻碍对作家内心独特性和文学道路的认识。然而，有时候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实现又必须将作家的历史活动纳入其中，比如，没有辛亥革命，没有创造社的活动，鲁迅和郭沫若的经典化能否成立将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事实。以此为理由，我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研究的观测点。
1948年元旦，流寓港九的郭沫若、茅盾在华北和东北大地隆隆的炮声中等来了非同寻常的一年。《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对时局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描画出两位作家真实的生存环境。1月8日，《大公报》在第二版以“平保线临决战阶段”“保定西郊北郊激战进行”为题，传达了空前激烈的前线战况；2月1日，该报又传出“关外战事向锦州逼近”的紧张消息；据《华商报》1月10日消息，国民党精锐之师“新五军两师覆没”，“蒋介石将飞沈召开会议”；3月7日，该报发表“上海米价奔腾不已 跃升一二六零万”的惊人新闻；5月6日，继而报道：“豫西南全线大战 蒋军连失两城”。这些迹象表明，解放军在战场上已逐渐占据主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指日可待。受国民党钳制多年的民盟、民革、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成员，在本地报刊发表反蒋言论，使人感到历史天平好像马上将要明显倾斜。与民主党派来往频繁的郭、茅两人，内心深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已经多少可以预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旧馆二层的过刊阅览室翻看《华商报》，除感叹历史之兴亡外，也希望借这些消息报道从某种角度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不过，由于他们后来都不愿意记录这些丰富的生活，未像胡适博士成名后刻意整理他的《留学日记》，有心为世人留下一部个人“信史”，这就使我的研究充满了曲折。
再回到我对旧报纸的阅读中。当时，“民主党派”在香港这块任何中国的政治集团都难控制的弹丸之地，正在结成声势够大的反蒋统一战线。从社会身份看，郭沫若、茅盾被认为是他们的一员。但郭、茅在中国现代政党史中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对他们在政党与作家之间身份的多次置换，人们都不陌生。一般而言，被普通人看作“民主人士”的郭、茅二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参加者和忠实盟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他们又经常被看作可以倚重和利用的“民主人士”。不过我想，他们此时的行动绝不是个人行为，可能已含有某种被组织的色彩。他们的言论不仅仅是为争取民主而发出的，一些文章的“社论”话语特征，足见他们的个人行为这时已经“转型”。在香港文委控制的《华商报》《大众文艺丛刊》上，郭沫若、茅盾开始发表日益激烈的文章，他们在主动斩断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同时，宣布了对新中国的公开拥戴和忠诚。茅盾一篇题为《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的文章中兴奋地预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有在本年内完成的希望了。”为此他号召人们：“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5]1月8日，郭沫若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上海》的文章。该文对“新旧社会”的断裂式的告别引起人们的注意：“住在上海，也就和十年前住在日本一样，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我只卑鄙地在那儿呼吸着血腥的空气”，“因此，我感觉着：我多留在上海一天，便对中国人民多犯了一天的罪”。[6]“新社会”当然还在作者的想象之中，不可能有更多、更具体的描述。不过，这种断裂式的思考方式，可以看出作者与“新社会”将要发生的深刻精神联系。我们还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在突破“民主人士”社会身份和历史框架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愿意再从民主人士的平台上参与历史。这是我读当年报纸时获得的印象之一。
1948年，就在民主党派激烈否定国民党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寓居香港的左翼文学对内部异质因素的清算也在展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没有像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那样把批判锋芒直指胡风等人，而是选择了较为弱小的自由主义文人。它可能根源于文人们的某些意气之争，有乘机推下水的意思。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说，郭沫若在批判中捎带到萧乾是因为他1947年在《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批评“称公称老”现象的社论引起的，“四个字恨上一辈子”。[7]但联系激进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长期恩怨，它显然又不是一桩简单的文坛笔墨，而实与194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不同历史认知有更深广的联系。在《斥反动文艺》中，郭沫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郭沫若运用他在文坛之争中擅长的修辞能力，创造出几个著名的形容词：红、黄、蓝、白、黑。红、黄色指沈从文，蓝色指朱光潜，黑色指萧乾，郭氏特别为他们画了流传甚广的几幅像。他解释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势力而活动着”。而所谓朱光潜的蓝，则更戏剧化了，是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8]在笔墨官司中，这些比喻很难说得上厚道。不过，在严重峻急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个人与命运之关系犹如以卵击石的背景中，郭沫若的比喻又绝非一时戏言，他的批判可以说是既格外逼真，又扣人心弦。谁都知道，在历史兴亡关头，它发挥的是一石两鸟的作用。这样一来，它就不是人们常见的文坛纠纷，而引入了政治性的内容。有人敏锐地感到，正因为如此，“郭沫若这篇檄文”才会“写得如此激烈”。[9]就连外国学者也明察秋毫，认为那绝非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有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肃清“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新的时代“清理障碍”。[10]不过，郭个人浪漫丰富生活的小插曲也在紧张的鏖战中发生。不知是谁的恶作剧，与他阔别十年的日本夫人安娜带着几个儿女找上门来，这种突然场面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已另有家眷的郭先是尴尬地躲着不见，后由冯乃超对安娜好言相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者终于答应组织上的条件去大连定居。这种人生故事的起承转合，多少缓和了前面郭氏决战的严厉之态，它似乎还增添了一点点家庭生活的庸常本色，让我们理解郭沫若真不容易。(www.xing528.com)
“表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歌颂”解放区文学。与郭沫若、茅盾在各种“庆祝”“团拜”场合频繁出场恰成同趣的，是他们对革命通俗文学如歌剧《白毛女》和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大加赞赏，虽然这些作品与他们的文学旨趣南辕北辙，两人一辈子都没有写过此类作品。1948年5月至11月，随着中共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主动，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兴起了“白毛女热”和“小二黑热”。5月25日至27日，《华商报》连续推出刘尊棋和欧阳予倩的文章《〈白毛女〉在解放区》《祝〈白毛女〉上演成功》。当月29日至6月9日，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新音乐社联袂的歌剧《白毛女》在九龙普庆戏院“联合公演”，一时盛况空前。[11]看过演出的郭沫若热情表态：“《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他似乎比创作者和演出人员还了解歌剧深邃的弦外之音：“单是欣赏故事的动人或旋律的动人，是不够的。故事固然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旋律固然是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12]茅盾则适时使用了《赞颂〈白毛女〉》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标题。在文章中，他一改创作小说和文学批评时的自律严谨，使用了排比句，他称赞道：“《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佃农的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其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另外，作者还对怀疑《白毛女》不是“中国歌剧”的批评进行了辩解。[13]对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郭沫若学会了悄悄将其扩展：“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14]在《新社会的新人物》一文中，茅盾指出了小二黑不同于五四以来文学形象的时代意义，并把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创作模式与“新的事物”相提并论。[15]
正像这两部作品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创作，而是为了形象地演义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郭、茅的文学评论当然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评论。但应该注意，二者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如果说，两部作品的创作与它们的社会环境是一种同质性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些评论因为写在香港，它们对作品的认同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作者本人的文学转型的需要，不一定就证明他们的文学审美态度与评论对象必然是同质性的。由于没有看清楚这一点，1980年代学术界对郭沫若现象进行“反思”时，人们最乐于引用的“批评证据”就是萧乾在《拟J.玛萨里克遗书》中批评郭沫若的这段话了。他批评郭道：“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16]这牵涉对“人格”的评价，严重性也不亚于郭文。但这样理解人在特殊历史下的特殊行为仍然显得简单。如果说郭沫若的文章对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的批评过于激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举出沈从文当年激烈批评郭沫若、甚至有点过分的例子？这样的证据与反证在现代文学的文献库里实在储存得太多。然而，我觉得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将文学道德化，或把道德文学化的做法，都是不理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萧、郭二人的不同，恐怕在于他们是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看待文学的转型的。而今天，由于人们更愿意从文学的层面认同当年的批评者，这就使萧乾的观点陡然升值，郭沫若的观点迅速贬值，从而遮蔽了后者与国家民族关系之间那种多维度的复杂性。应当看到，郭沫若、茅盾的政治意识是明显于沈从文、萧乾等人的，有的时候，似乎还有点“功利”性的目的，这也不应该忌讳；但当这种功利心态导致外部因素强行进入文学超出他们的精神底线时，那么他们又自然地会成为文学精神的守护者，并因此而面临凶险，这在以后的叙述中不难看到。因此在我看来，在揭示文学史经典的复杂性上，郭、茅的文学活动可能要比沈、萧等人更具有代表性，只是由于人们更多把历史的同情给予后者，而它不被承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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