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ling踏入幼发拉底河：不可思议的年代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之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Holling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我们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Simon Levin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Holling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会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反了Nisbett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C. S. Holling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Tommy Franks和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也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Holling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三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www.xing528.com)

如果是Holling，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Holling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Kristianstads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的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Holling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孤零零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Holling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Holling会怎么看Wolfowitz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Edward Smith曾经说到，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把一个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Simon Levin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Levin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 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