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导弹部署问题引发核战争恐慌

196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Henry Alfred Kissinger 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书名叫《选择的必要》。当时，基辛格37岁。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父母”。那时，基辛格已经是哈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他在学生中深受欢迎，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方向。这本书是基辛格1957年的著作《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续集。之前的那本书已经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在华盛顿的名气和在哈佛的名气一样大。大家都觉得他才华横溢、目标远大，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而且懂得如何以史为鉴。在《选择的必要》硬皮书的封底，有一段宣传语：“这是一本每一个有心人都需要阅读的书，这本书能够让你明了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即使不能完美无瑕，这本书仍然能告诉你我们面临的选择。”1960年秋天，John Kennedy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的助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同事，他马上向肯尼迪参议员推荐了基辛格的新书。

《选择的必要》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新闻标题”之后的问题，令基辛格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袭击，美国是否能够遏止苏联的行动。他感到，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导弹部署是有问题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导弹能够迎击来犯之敌，并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还击。美国的盟友过于弱小。美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比如从军备控制到处理和很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一塌糊涂。美国人在心理上很可能不像苏联人那样坚定不移。比如，基辛格谈到，当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时候，美国受到苏联的震慑，只作壁上观。这说明“我们不愿意为胜利付出代价”。基辛格认为，不能觉得美国所缺的只是威慑能力的“缺口”（gap），只是缺少些导弹，就像工厂缺货一样，回头慢慢把它补上就行。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写到：“威慑能力不会有缺口。要么你有威慑力，要么你没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犯错误的空间。一旦犯错，就会铸成定局。一旦对手发现进攻的收益超过受惩罚的代价，威慑就会马上失效。”这非常令人恐惧，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威慑失效，可能面临的将是核战争，或是苏联无休止的敲诈。

《选择的必要》一书的核心思想，后来经过基辛格和其他人的发展，成为著名的“缓和”（detente）策略。这种策略主张，美国的“民兵”洲际导弹应和苏联的SS洲际导弹势均力敌，哪一方也不能保障安全，但是谁也不会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这种冷酷的平衡至少有一个好处，它使得超级大国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计算，而这也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其他国家进攻你？(www.xing528.com)

你或许已经看出，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年代，这一思考是有局限性的。在过去数百年，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换得安全。这种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流行的“我家的狗比你家的个头大”的理论，带来了像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所担心的那种军备竞赛。在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世界，这样的逻辑更加难以控制潜在的危险。如果恐怖分子急切的渴望舍身就义，如果航空飞行使得人和动物交叉感染得了疾病并广泛传播，我们有什么办法“遏制”呢。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工具，你得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讨论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操作的。这种复杂金融工具泛滥成灾，带来了金融恐慌，而这是难以预测，更是无法遏制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崛起，你如何遏制？印度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你如何遏制？墨西哥的水资源日益短缺，你如何遏制？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魅力四射的独裁者，能让人民热血沸腾，你如何遏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野火烧不尽的不可遏制的事件早已有之。比如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流感。现在的新变化是，这些威胁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我们试图去管理或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就和其他因素混搭起来，变成了新的风险。

物理学家称这种不能模型化、不能改变或取消的复杂性为“不可约的”（irreducible）。它们不仅不可约，而且总是完全崭新、从未见过的。传统的研究静态系统的方法是靠观察、靠历史经验、靠试验记录，甚至是靠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靠过去的经验推断什么管用。但是，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这些不可约的复杂性每隔几个月都会带来一次“百年不遇”的事件，你该如何办？这就需要讲到下一个变革，这也是创建深度安全必不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