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师的注视和思考方式：探索精神的重要性

这一重要的洞察揭示出我们的习惯中有些令人不安的地方。如果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看不到图景的75%的部分，不难想象，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杀式的判断。如果你只是盯住一个目标，但是忽视了其周围纷乱而狂暴的力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将会非常狭隘，比如，我们可能会只关注萨达姆，但忽视了伊拉克国内各个部落之间的竞争，我们可能仅仅关注到救助银行，但是却忘记了房屋所有者的真实需求。这就好比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只盯住场地的35码线。让我们看看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国防部都是怎么制定战略的吧。他们的方法是所谓的“根据威胁制定计划”，先找到一个特定的威胁，然后制定预算，培训，组织人力物力，似乎这样就能及时的转危为安。这一方法听起来很有道理。解释起来很容易，做准备的时候也可以按部就班，还能给国会和公众提供一些极其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在实践中，这种做法只会带来灾难。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种做法是在制造浪费，让军队疲于奔命，应付一些从来不会发生的冲突。如果真的打起仗了，战争从来不会像这种根据威胁制定的计划那样，想想我们在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重建中遇到的麻烦吧。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主动调整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明白，它无法预知未来要面对的危机，但是却时刻准备着应对最糟糕的意外事故。正如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所建议的，最好是把国防部设想为一个投资组合，不断的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投资组合中，真实而容易操作的流动性管理应该比长期固定投资更重要。有几位学者曾经提出“有适应能力的国防”这一概念，但都如泥牛入海，全无回复。历史学家Martin van Creveldzai 回顾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总结了成功的国防和失败的国防，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和现代战争基本上毫不相干。事实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其与现代战争的相关程度是负的。”我们的军事计划只会盯住一点，而不会注意到变化。难怪他们总是感到吃惊。举个例子，你拿起最近的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就会发现里面没有“共鸣”，也没有关于增加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介绍，不谈金融恐慌，也不谈全球疾病。这份报告津津乐道的是我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但对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体制却惜墨如金。他们疯狂的向一个单独的目标暗送秋波：恐怖主义，就像那些美国研究生迟疑不动的盯住一个目标一样。天知道我们都忽视了什么内容！

Nisbett喜欢提起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渡边雅子（Masako Watanabe）的研究。渡边雅子观察到日本和西方的教师在教授历史的时候方法非常不同。美国的老师似乎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的结局。这种方法把历史当做烹饪，好比如何一步一步做蛋糕。还记得中学时候常考的题目吗：“请列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五个原因。”但是，渡边雅子注意到，日本的教师却并非如此。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历史的情境，就像一位中国的画家渲染山水的轮廓。日本的老师们让学生们设身处地的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场景，去体会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可以选择的策略。要是按照这种方法，就不会把学历史当成做蛋糕了：三勺革命加上一勺宗教斗争。历史是从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日本的教师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真正的理解历史，那么评分的依据应该是“他们和历史人物产生共鸣的能力”。日本教师教授历史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这种方法还有一个隐含的信号：过去，当日本人盲目、狂热而无情的想实现自己的野心时，这个国家就变成了灾难的源泉。

共鸣。这是Moritz最害怕失去的东西。这是Farkash想要教会他的间谍和战争决策者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你应该想法设法和自己的情境沟通，你要睁大眼睛，开放心灵，乐于接受令人不快的观念，甚至要设法去体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的感受。只有这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去发现那些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事物。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Philp Tetlock注意到了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不停的更新你的世界观的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开始做关于政治预测的研究，并发现了后来被他叫做“狐狸和刺猬的差异”。这个术语源于英国哲学家Isaiah Berlin。伯林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是刺猬，知道一种重大的事情，一种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伯林写到：“柏拉图、卢克莱修（Lucretius）、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为刺猬，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Erasmus、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大体可以归为狐狸”。Tetlock和他的团队采访了数百名经济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并请他们对近期（未来五年）做出预测。然后他们把这些专家分为不同的类型：乐天派和悲观派、左派和右派、狐狸和刺猬。随着时间的推移，Telock和他的团队开始审视当初的预测，看谁的预测最准确。他们发现能够分辨谁预测准确的最好的标准就是刺猬和狐狸。Tetlock写到：“刺猬的预测似乎最不准。他们是知道一种大事的专家，因此很容易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解释力夸大，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指点江山。”预测的比较准的是狐狸们。他们对历史的类比总是抱有怀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喜欢用概率论的模式，更容易不断调整其模型。

Tetlock认为，并非是因为狐狸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知道得更多或更少。毕竟，他们也是专家。他们获得知识和更新知识的方式才是决定差异的。他们的好奇心领域越宽广，越是像那些目光灵活的中国研究生，预测就可能越准。Tetlock写到：“我们总是认为知识能够提高我们的准确性，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知识增加的时候，其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且，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他感到，问题出在哪些刺猬型的专家太急于下结论。他们只关注一件大事，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完全认识这件事物，而且以为这样就能够获得最终的全面理解，好比他们用笔完成了《纽约时报》周末版的填字游戏。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追求全部知道的本能是致命的。有时候，刺猬的固执的确能够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涉及重大变化的时候。但总体来说，他们远逊于能够快速更新的狐狸。代价也是巨大的。Tetlock在他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写到：“当刺猬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犯的是巨大的错误”。他列举了一些刺猬们的错误预测：他们预测一些仍然存在的国家会分裂（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他们预测会出现好几次核战争、他们预测政党制度会终结、他们在1988年就预测会出现经济崩溃。(www.xing528.com)

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诚非易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只小刺猬。我们渴望能够一次就全部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不仅仅代表了Nisbett和他的团队发现的那种现象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之中，而且是因为想要不断的改变观点和态度会让我们筋疲力尽。能够坚信一件事情总是能够让人感到安心的，即使你坚信的是加拿大会分裂。但是，事实求是的说，世界正在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搭配，世界变得快，我们观察事物的速度慢，这无疑会带来灾难。养成不断寻找新思想，甚至试图和我们的敌人形成“共鸣”，是有些违反常规，甚至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但这是防止自我毁灭的最好的方法。乍一听起来，试图去理解一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的想法，一个流氓商人的梦想，那些处于赤贫状态的无助的人们的恐惧，或是和一个真主党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想理解他的真实想法，似乎非常奇怪。但是，不要忘了，最成功的以色列将军之所以能够功成身退，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加沙地带的毛拉究竟在想什么，一个最杰出的风险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富可敌国，是因为他有办法钻到住在宿舍里面的23岁的大学生的头脑中，知道他的梦想。Farkash，Moritz，那些中国研究生，还有像狐狸一样的专家们，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越是用简单化的思维去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越难把握全局，越容易遇到风险。

Per Bak有一次感到很好奇，当他的沙堆越来越高的时候，该怎样记录发生的变化呢。他感到，我们不可能把沙粒一颗颗分开，也不能把沙堆分成一部分一部分，也不能干脆不管它，寄希望于找到一个数学公式直接求出答案。这都不管用。他写到：“一开始，当沙堆很平的时候，从单个沙粒的角度出发，做局部分析是可行的。但当进入了关键时期，沙堆中的沙粒会彼此相互作用，只有从沙堆的整体出发，做全局分析才是有用的。”万物皆有联系。这使得简单化的分析非常非常危险。无论当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管理全球金融，或是制定生态项目时均如此。你不能让目光长久的停滞在一个事物上。你不能像美国那样，到了一个像伊拉克这样复杂的地方，居然在三年之内都不修改计划。事实上，美国人到了伊拉克之后，使得这个地方的局势更加复杂。你也不能再面对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变化的国家时，时隔十多年，还不在最基本的哲学和战略层面反思，究竟需要它们做出什么样的变化。试图用30年前的方法解决核扩散问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我们稍后会看到，如果是Farkash或是Moritz，他们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能知道，如果你听到我们的领导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是只针对一个目标，比如救助银行或是杀死本拉登，你就应该感到担心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提供如此简单化，只顾一点不顾全局的政策。我们应该期待，好的政策就像Moritz时刻改善着的那些软件公司能够提供出来的产品一样。

尽管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让我们更难做出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做出分析。Moritz和Farkash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你能够掌握深度探寻的能力，那么它将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一切。Bak曾经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应该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不是说，我们要忽略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说，我们要看到事物可能会变成什么。沙堆会怎样变化？我们的孩子会怎么变化？物理学会怎样变化?我们的世界会怎么变化？Bak了解的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能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改变思路，真正的创新工作才会开始。

第八章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