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1998年核武器试验：美国官员惊讶

当Mike Moritz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科技，当Farkash谈到要研究叙利亚对待黎巴嫩的政策，才能了解到以色列可能遇到的风险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他们提醒了我们，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看到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深藏在角落，寻常的“专家”们往往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教我们如何审视问题。在冷战时期，CIA的一份很有名的报告中写到：“情报工作并非根据一大堆证据，漫无目的地做推理、猜想、下结论。情报工作应该根据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循序渐进的做出判断。”但是，不管事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情报工作的确是根据一大堆证据做推理、猜想、下结论。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所以超越同侪的关键。Warren Buffet只有感到靠谱，可以在一个下午做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决策，Steve Jobs能够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技术和设计，杀入一个看似无法攻破的市场。但是，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上，还是在外交决策中，那种老套的、一步一步思考的习惯仍然占据主流。比如，保险公司告诉我们：“那些房屋按揭，跟我们的保险业务毫不相关”。在一个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能够预知变化和动乱的信号，只能在看起来最不相关的地方找到。

Farkash说的对，像CIA这样的庞大的机构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的。几乎所有的大机构都无法理解这些。当反思为什么没有能够预测出1990年伊拉克会入侵科威特的时候，CIA也承认，他们一直在试图解一道错误的题目。一份报告指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的几年，CIA始终认为，底线的判断是伊拉克不可能在近期进攻科威特。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在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不可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恢复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种老式的分析只关注一个变量：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吗？CIA紧紧盯住这一个目标，越来越聚精会神，但是这个因素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还有一次让美国官员大吃一惊的是，1998年的一天早晨，他们突然得知印度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他们所关注的所有因素：印度政府的保证、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以及和巴基斯坦的基本关系，都显示印度不会进行一场核武器试验。最早让美国人知道印度的核武器已经爆炸的消息的，不是CIA，而是CNN。狭隘的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它会极大的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真正的才华和鉴赏力，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无法企及的地方。

John Doerr可能是唯一一个在风险投资行业能够和Moritz旗鼓相当的人物。他有一次开玩笑的说，训练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家，就像训练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你可能得花费数百万美元，但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堆冒烟的瓦砾。在硅谷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现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Doerr的公司少说也花了上千万美元的资金培训年轻一代的合伙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赶得上Doerr。Moritz的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oritz有一次感慨：“从一个人的背景，很难看出这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风险投资行业。我见过无数简历光彩照人，证书有一大摞的人，看起来似乎应该在风险投资行业混得风风光光，最后却都黯然下场。我也见过很多看起来根本不像能在风险投资行业生存的人，最后却做得风生水起。我们已经不再预测谁能谁不能再风险投资行业做得好了。”(www.xing528.com)

训练这些年轻的风险投资家的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教会他们，要像Moritz那样看问题，要胸怀全局，而非把公司拆成一个个部分，像做线性的数学题目一样求解。工程师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过分关注衡量CPU速度的处理器参数（MIPS），或是互联网的带宽。MBA们会失足，是因为他们迷恋“带核准的重整计划”（cram-down）或“棘轮期权”这些看似精妙的花招。这是致命的。在硅谷或以色列这样的地方，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会是如此之新，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专家。要是想看到风险和机会，唯一的方法是跳出窠臼。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改变经营你的企业的方式，或是收集情报的方式，最难的地方在于，这要颠覆数千年来西方的知识传统，要改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的，想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拆开，分而析之，然后才能认识到全局的观念。这种方法使得Moritz的很多竞争对手在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的时候纷纷破产。也是这种错误的方法，误导了以色列在2006年盲目相信其空军的力量，出兵黎巴嫩，误导了美国草率的出兵伊拉克，意味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能平定叛乱。我们误以为只要知道每一个部门都很安全，整个系统就会高枕无忧，于是，我们激进的放松对金融市场和初级商品市场的管制。没有看到全局，就匆忙行动，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全局呢？我们就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就能得到深度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要想得到深度的安全，无论是为我们的国家也好，为我们的企业或是家庭也好，都必须首先改变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