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开始,Farkash开始用他的创新方式,关注以色列遇到的恐怖袭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以色列的反恐战争的全貌,后来,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他用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8200部队的一些秘密科技,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恐怖袭击。他不是简单的问:“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是想向加沙地区汇入1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要想把炸弹的配件走私到巴勒斯坦的Ramallah,什么办法最有效?”他对探讨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成功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恐怖袭击没有成功。Farkash仔细的研究了这些失败案例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次转型。Farkash发现,恐怖分子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最关心的,也是为什么会失败。他觉得,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当Farkash仔细的做了很多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恐怖分子的网络中,有两个不同的流程。一个是表面的,用传统的间谍方式可以发现的,那些执行原教旨主义者的暴力事业的日常任务的工作:收集资金、招募人体炸弹、给清真寺的毛拉们提供新的说辞。但是,另外一个流程也在进行,这个流程深藏不露,难以发现,但是更加重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恐怖组织在不断的变化。以色列有新的举措,他们就会有对策。Farkash认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深层的流程,才能了解恐怖团体。这个流程中只涉及少数几个人,他们是紧密的核心,不断的产生创新和变革,同时改变着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这个核心里的人物是以色列最聪明的敌人。传统的反恐政策包括,拆毁那些支持恐怖团体的人的房屋,逮捕大批哪怕只和恐怖分子有轻微接触的阿拉伯人,在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设置路障,等等。在伊拉克的美国反恐指挥官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隔断恐怖分子能够得到的支持。但这都是在攻击恐怖分子的外围网络。Farkash知道,这些行动都会失败。而且,他感到这些政策会弄巧成拙,玩火自焚,最后以色列的敌人会更加危险。Farkash告诉我:“我们每天采取的政策,只是使恐怖分子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意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难以相信,接着说,“我们强迫恐怖分子不断进化”。
他提出的新问题,至少能够告诉他,应该向哪里发起进攻:应该摧毁能够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核心动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工具。Farkash和他的团队借鉴了电话系统管理和生态食物系统所应用的网络分析软件,寻找在恐怖分子网络中的适应性“节点”。Farkash的算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网络,不管是铁路管理还是电话交换。他们试图找出敌人最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在使用类似的方法。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在三个车站,而按照电脑软件的分析,这三个站点恰恰就是整个地铁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伦敦的警方经过他们的模拟计算,发现攻击这三个车站是3.2亿个可能方案中的次优方案。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通过随机选择找到这样的方案。
Farkash发现,一个恐怖团体可能会有数百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改变团体内部交流方式的技能,而这是在遭遇外部压力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这些人身上。慢慢的,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发现并隔离这些关键人物的办法。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当我问他的一个同事时,他告诉我:“我真不想告诉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决定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暗杀特定人物。”暗杀特定人物就是锁定在一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那几个人,而不是试图摧毁整个体系。这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暗杀一个特定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需要调动数百名人力,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也给以色列军方带来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比如说,为了杀死一个恐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容忍多少名无辜的平民被误杀?以色列国防部找了一群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3.4个人。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无情的数字和这种冷酷的任务感到高兴。这一策略经过不断的完善,发挥了超乎预料的效果。恐怖组织难以再壮大和进化。恐怖袭击的发生次数直线下降。(www.xing528.com)
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档案库里,至少有数百个已经消亡的穆斯林恐怖组织的资料,它们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恐怖组织原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他们既有钱,又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呢?我们借用Farkash的哲学,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是这些组织缺乏适应能力。生存下来的组织,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与之不同,它们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如果你能够阻止它们的进化,这些组织同样会迅速消亡。如果你能够了解或是哪怕感觉到它们成长或变化的原因,或许你就能击溃它们。但是首先,你必须好好的审视传统的反恐怖间谍都干些什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可以从外部看出来很多国际事务的真相。比如,如果你知道俄罗斯在东德布置了多少辆坦克,那么你很容易的就能推测俄国人的意图。Farkash的看法是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经常犯错的。这使得分析师们过分关注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方法是永远不要只关注一个变量。这个星期你可能关心的是叙利亚有多少辆坦克,下个星期你又会关注伊朗电视台最流行的节目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什么在变化,观察一个社会的进展,并理解突然发生的变化会来自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想想苏联的突然解体,或是安全气囊和电子游戏的结合)。这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经常会让我们有新的洞察,比如Farkash就看到了恐怖组织中的“进化核心”。但是,到第二天,你就得按照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事物都重新审视一遍,以便找到新的变化。你永远也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想要知道的事情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这不是像你计划出去度假那样,把自己想准备的东西都列到一张单子上:内衣、游泳衣、太阳镜。武器检查专家David Kay有一次跟记者Bob Woodward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你不能拿着一张单子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必须把这作为一项情报工作去做。先要去找人,不能先去找武器。你得先找伊拉克的武器专家、仓库保安、搬运工、可能见过这些武器的将领们、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这就是Farkash的策略:深入调查,找准那些变化的因素,永远不要用常规的思路问问题。
尽管Farkash是掌握直觉的天才,尽管他的绝地武师般的睿见带来了极大的成功,也让他难得的超然局外,但是,他的成绩只是个人的成绩。哪怕在以色列情报机构这个“小的”机构,他也没有办法让这种方法传承下去。他离职六个月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发动了灾难性的2006年空袭。这一策略又是老的做法:瞄准看的到的真主党人,想消灭一个隐于无形的网络。真主党的对策恰如Farkash所预料的,他们在中途就改变了策略,新的通讯方式使得以色列难以追踪,新的作战方式完全超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料,他们从未为此做过演习,甚至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打法。以色列之所以战败,不是因为空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间谍卫星的图片不够清晰,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真主党碉堡和导弹发射基地不够准确。发动进攻的时候,以色列将军们以为他们对真主党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不是以色列的飞机,或是疲惫而未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作战的计划出了问题。这次进攻瞄准的是真主党的外壳,但却根本没有对真主党伤筋动骨。Farkash跟我说,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人士总是用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才是对以色列安全最大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看自己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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