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失误和可能的原因

佛教的大师们说，为了悟道，你必须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错了，那么永远也无法超脱。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端心正意？如果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从那些身处剧烈变动、且能游刃有余的成功者那里学到什么？当世界的秩序看起来越来越失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学会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操心着孩子的教育，或是谋划着哪个国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国家该扔炸弹轰炸，你该如何决策呢？稍后，我们还会讨论佛教大师们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观察。正如Louis Halle所说的，如果我们不会观察，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信息。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该如何去甄别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断变化，很多信息时没有用处，甚至是误导的。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诉我，Farkash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能干完任期，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让他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之一。“去跟Farkash谈谈吧”，他们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能够从数据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告诉我，Farkash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这样看，但是，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鹤立独行。你可以开玩笑的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绝地武师（Israeli Yoda），充满了难以解读的洞察力，不管怎么样，他的记录很说明问题。我的朋友们说，他似乎能够把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他的内心的直觉。这种功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间谍的世界里面发现的最具有禅宗智慧的大师。

Farkash离开了以色列国防部之后，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暂时任职，他的办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楼，房间不大，而且空空荡荡的。他一半时间做研究，一半时间和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当年他的8200部队的麾下。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品味苦涩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谈起当年做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故事。他说：“2002年3月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犯错误，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伊朗。为了避免犯错误，我决定改变我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方法，以及我们过去整理资料的传统做法。”

他举了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弃了所谓的内部来源情报，即那种Ie Carre间谍小说中的内幕行动，转而倚重外部来源情报，比如卫星接受的信号，窃听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即是因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员黑衣潜行的神秘做派，也跟里根耗资巨大的高科技国防预算开支有关。这使得外部来源情报的分析技术越来越超过内部来源情报。随着间谍卫星发送回来的照片越来越清晰，窃听电话的方法越来越先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感到，他们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更好的洞悉敌人的一切。

Farkash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种方法会让情报人员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对敌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够随时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动收录机并不能够让你对市场的判断更准确。它们只是工具，它们不提供答案。Farkash说：“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那些内部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卫星图片看不到这些内在的因素，电话或信件中也很少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恰恰是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纽约客》杂志曾经在封面刊登过一幅世界地图，其中纽约非常巨大，别的地方小得可怜。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Farkash所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承认以色列最多只能朦朦胧胧的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对敌人的动向一览无余。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掌握敌人的全部动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让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会忽视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你不可能看到的，而不是那些你很容易看到的。Farkash告诉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总是试图关注那些时下和以色列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并希望尽可能的精确知道事实。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当资源是稀缺的时候，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于看似最危险的问题。但是Farkash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认为，往往是一些好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以色列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才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导致突如其来的冲击。Farkash眼中的世界，和Bak的沙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复杂。(www.xing528.com)

Farkash说：“你必须不断的提出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像CIA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诚非易事。但是我们只是个小的机构，所以我们能做得到。如果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长年累月只关注一个问题，会让你对其他的问题视若不见。最后，你连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找不到。想想那些关注苏联的情报人员，有几个猜对了答案？禅宗说端心正意是悟道的关键，Farkash的这些感悟又契合了禅宗的另一个教诲：“问题就是答案”。你如何提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关系重大。Farkash感到，很多大机构，不只是CIA，大多数官僚机构，比如IBM、财政部，都有个坏习惯，他们只会问错误的问题，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的答案。

Farkash说：“看看Assad。”他指的叙利亚总统 Bashar al-Assad。如果你看看叙利亚最关心问题，那么头三个问题似乎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第一，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在叙利亚执掌政权的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是其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维持其经济的稳定，这取决于叙利亚能否不断的向黎巴嫩输出劳动力。第三，黎巴嫩的政局。在叙利亚的眼中，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小兄弟，可以随意使唤，言听计从。只有在第四个问题上，似乎才跟以色列有关。30多年来，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争执的焦点。但是，Farkash认为，叙利亚是否会发起进攻，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汇总，而且还有一些他一时想象不出来的潜在因素。

假设黎巴嫩的经济陷入停滞，叙利亚的经济也会不景气，Assad就可以通过战争转移视线。2005年，真主党曾经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发起进攻。这和黎巴嫩的怨恨有关系吗？不是的。这其实是叙利亚和伊朗精心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的开发。Farkash观察的时间越长，对叙利亚的国内情况越了解，他就越相信，这些问题的奇特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叙利亚的决策。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只是问，‘威胁出现在哪里’”。等到你的边界上已经集结了一大批坦克，才意识到敌人会发动进攻，那就太晚了。你可能还在紧张的注视着这些坦克，但突然就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进攻，或是突如其来的空袭，或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其他进攻。

Farkash任职之后，马上让他的情报人员去关注一些他的前任们会认为是毫不相关或是并不重要的信息：贝鲁特的人们是否还上街购物（这将说明黎巴嫩的经济状况是否健康），大马士革的文化生活怎么样了？伊拉克在黎巴嫩的难民们的生存状况如何？Farkash发现，这些问题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时刻都在变化。这比他的前任跟他说的，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坦克都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趣多了。有时候，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紧张气氛，看看对手如何反应。他不只是在叙利亚这样做。一个朋友告诉我，Farkash曾经让进入伊朗的无足轻重的货物爆炸，或是包围安全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看对手会做些什么。这些做法看似无关，但它们能让Farkash更好的了解对手的秉性。更关键的是，Farkash说他感到最有意思的是，问问题的方式不同，使得他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新的问题迫使他和他的团队从新的角度观察，用新的方式思考。传统的情报报告，往往是先分析一国的军事状况，然后是该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似乎这些领域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是过时的思维方式。它们一定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