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枪：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困惑Ivan Bloch的问题：机关枪是否能带来和平。让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听起来像是电脑游戏中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在一本讨论变革力量中讨论的问题。你觉得，机关枪问世之后，人们会把它当作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呢？也就是说，你觉得机关枪对进攻方有利（比如撕破防线向前冲锋的德国军队），还是对防守方（比如藏身在战壕里的法国军队）有利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好比问你西红柿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一样。但是，这个问题事关数百万人的生死。回答这个问题，也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处境有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们去思考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它试图揭示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过去一直在起作用，今日也一样在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只不过其作用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

1978年，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Jervis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了他的研究领域内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它讨论的问题是国际安全，甚至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国家之间会有战争。但是，Jervis切入的角度就是我们刚说起的机关枪问题。Jervis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长发虬髯，看起来很像个爵士乐手。他似乎应该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酒吧的爵士鼓后面，而不是一个最勤奋的美国情报机构的“圈内”批评者。Jervis谈到，他出生在曼哈顿一家左翼家庭，每天家里的饭桌上，政治都是必讨论的话题。当他构思论文的时候，他对民族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他称之为“安全的两难选择”。这一两难选择是说：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加安全，但是每个国家为了让自己感到更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又会让其他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最后陷入一个僵局。比如，英国在19世纪坚持要建造一只强大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至少要超过潜在的两个敌国。这说明，伦敦认为，战舰越多，英国越安全。但在柏林或巴黎看来，你造战舰，那好吧，我们得造更多。

Jervis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个共同的目标，都想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是它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Jervis写到：“在国内社会，如果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人身或财产，同时又不危害他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搬到更安全的社区，在窗户上装上栅栏，不到昏暗的街道上行走，避开可疑的人物。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增加，其他国家的安全程度就会被降低。”这一原理也带来了暂时的平衡。在Jervis写作此文的那个时代，正是由于松散的缓和，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没有发动末日战争。

但是Jervis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增加本国的安全，又不威胁其他国家？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窗户装上栅栏，一个国家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栅栏？如果有这样的办法，或许我们就可以避免悖论。一种办法就是找到纯粹防御性的武器或战斗方式。但什么样的武器是进攻性的，什么武器是防御性的？这就引出了机关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军事将领认为，机关枪是最好的进攻性武器。法国将军Ferdinand Foch，据称是法国军队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曾经对此有过甚为精当的评论：“在武器方面的任何改进，都会增加进攻的力量”。由于大家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尤其是看到在非洲殖民地战争和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早期的加特林机关枪（Gatling）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由得让人们坚信，每一秒钟发射出更多的子弹，对进攻部队来说就是一种恩赐。1914年夏天，欧洲的将军们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觉得有了神威的机关枪，这次大战可以速战速决，打完仗正好回家过圣诞节。结果这一仗整整打了四年，双方都困守在折磨人的战壕里面，真正的进攻性武器直到1917年才出现在Cambrai，那是高机动性的坦克。整整四年时间过去了，欧洲的将军们才想明白，机关枪其实是防守性武器。

Jervis和其他的政治学家们追踪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守性武器的演变历史，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进攻性武器占优势的时候，即当技术进步使得进攻部队如虎添翼的时候，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12-13世纪，由于堡垒和要塞是防守越来越严密，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到15世纪末期，当炮兵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战争变得更加频繁。16世纪修筑城堡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出现了棱堡（trace italienne），即把城堡修成五角形，躲在城堡里面的枪炮手可以对接近的敌人交织开火。这使得防守力量又暂时占了上风。像威尼斯或梅斯（Metz）这样的城市，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攻下一座城池的时间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月，甚至几年。正如Jervis的理论所预测的，在这段时间，战争的次数显著减少。到18世纪早期，大炮的机动作战能力提高，炮筒的长度增加，这能提高炮弹的速度，使其能够炸开城墙。进攻一方又占了优势，于是，欧洲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战乱。这一攻守交替的规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都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是一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向骑在马背上的波兰骑兵发起了闪电战。冷战之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防守力量占据上风。在核时代，进攻的成本将带来全面的核毁灭，因此，几乎不可能再发动全面战争了。只有当进攻性的力量赢面更大的时候，或是当政府或叛党认为其赢面更大的时候，才会爆发战争。Jervis和其他政治学家测量什么时候是进攻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进攻的成本更小，还是防守的成本更小？(www.xing528.com)

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像玩任天堂游戏一样轻易的大获全胜，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军事革命”的前夕，这次革命的意义远非炮兵或堡垒所能媲美。这次革命将由信息技术带动，而美国从IBM到微软，再从微软到Google，在信息技术方面一马当先。1993年，一位分析家预测未来的战争时说到：“尽管精确的预测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相对肯定的认为，未来的战争组织一定会大幅度提高侦测和追踪的能力，要有更高的精确度，要在更广的范围、更短的时间内，追踪更多的目标，这一切在冷战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靠按钮解决冲突的时代意味着战争艺术的彻底改写，攻守之势永远改变了，想要对美国发起进攻，想都不要想，因为进攻者会马上被搜查出来并会被摧毁，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造卫星、无人间谍飞机和高速导弹。

如果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革命性的年代，如果科技革命只会落在“好人”的手中，上述观点当然成立。遗憾的是，这种按下按钮、发射导弹的军事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科威特和科索沃发生的那种像打电脑游戏一样的战争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两次冲突都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萨达姆的部队建立在一种陈旧的模式上：每个国家的部队都是迷你版的美国部队或苏联部队。拿这样一支部队对抗美国，简直是以卵击石，其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但这一结果也促使我们的对手拼命去寻找其他的作战方法。结果，出来的是那些制造出来愚弄HARMs的小匣子的中国工程师、黑客、生物工程师、核专家，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恐怖份子。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暴力事件中，更有意义的是1933年的两次事件，一个是当年3月份世界贸易中心出现的炸弹爆炸，另一个是10月份美军干预索马里，酿成的“黑鹰坠落”惨剧。这两个事件预示着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小规模、廉价但致命的恐怖袭击，以及在卢旺达、巴尔干、巴士拉、喀布尔等地的街头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残忍冲突。对于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两次海湾战争提供了免费的教材，让他们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和美国对抗，应该不用哪种方式和美国作战。

如今，进攻的代价更昂贵，还是防守的代价更昂贵呢？真正的答案和20世纪90年代那些乐观的军事专家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进攻的成本更小。按照Jervis的理论，这意味着我们在将来会遇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大约花了100万美元，就完成了袭击美国的计划。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为了防止这样的袭击再次发生，在警察、机场安检和其他系统花费的代价大约是每小时100万美元。过去我们认为职业军人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安全，在军人和平民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现在，这样的想法也要被抹掉了。真主党领导人Sheik Nasrallah在谈到以色列的时候说到：“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不分军人和平民，因为他们到了我们的土地上，统统都是入侵者、占领者和掠夺者。”发生在莫斯科、波哥大、巴厘岛、纽约和马德里的袭击，似乎都在回应Nasrallah的号召。

几乎在每一次革命中，新技术都对革命者更加有利。革命的文化以及革命者的独特心理让他们热爱风险、天性好奇、极度自信，且兴奋异常，这使得他们天生就是别出心裁、曲径探幽的发现者，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是做不来这些的。如今，发起挑战的力量和恐怖份子已经建立了一个蛛网密布的地下渠道，可以安全的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人力、物力。比如，跨国毒枭的生意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美元。当技术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新技术只会使革命观念的传播更广更快。从9.11之后，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也门、阿尔巴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法国，都发现了基地组织的巢穴。Robert Pape研究过人体自杀炸弹，发现在历史上90%的人体炸弹发生在过去十年。Martin Kramer在《真主党的道德逻辑》一文中写到：“这一成功是如此鼓舞人心，以至于那些主流的什叶派教士已经准备调整其对伊斯兰法律的解释，以便承认真主党。”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壁垒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对可能事件的无知。一旦壁垒被摧毁，就很难重建起来”。

在核时代，如果一国发动进攻，结局将是致命的，这一暴力平衡式带来了冷战时期的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过是人类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我们认为持久的和平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多加小心，持久的和平就能够实现，那么，在一个复杂的沙堆体系中，这种思想将是致命的。 在我们的星球上战火弥漫。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正在复兴，它们并非是正在逐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的例外。他们不是最后的美国式现代化的反对者。它们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随着金融危机、人口变动、意识形态争夺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变动会日益加速。把我们的士兵布防在国内，关起门来对外边的事情不管不问，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所有的这些态度都不能保护我们。正如厚达数米的城墙抵挡不了长炮筒的攻城大炮的轰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而威胁的时代。攻守之势异矣。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的安全变得越来越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