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改变世界格局的不可思议时代

和1929年大萧条一样，苏联的解体也像沙堆一样突然崩溃，而且从此改变了整个世界。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力量格局。曾经有段时间，苏联和美国是全球政治力量的两个核心。苏联曾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苏联的画家和音乐家在海外享有盛誉，其军事力量可以和美国抗衡。苏联把宇航员送到了外太空，给第三世界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援助。苏联有其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有其自己的理想社会的梦想。这一梦想激励了地球上的很多人，包括Nelson Mandela，也包括Fidel Castro。但是，在历史的一个瞬间，这一美仑美奂的大厦突然倾塌。Per Bak的沙堆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又出现了。

当然，冷战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冷战会怎么结束呢？会是一个核冬天吗？还是一个休战协议？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少说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无数名将军、间谍、经济学家、外交官，穷其一生，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匆匆忙忙的开会、秘密会谈、发电文、传照片，搜寻泄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试图得到答案的线索。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John Lewis Gaddis曾经谈到，这一问题“是如此之重要，没有哪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承认，他们的远见和能力预测不出冷战的结束。结果呢，大家全都没有猜对。”这可能是Gaddis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无奈自嘲。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博士们没有猜对。所有的将军、所有的间谍、所有的外交官，都一样茫然。

苏联的解体好似一场绝妙的魔术表演，让所有的观众瞠目结舌。但是，那都是20多年的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魔术很奇妙，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在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压力之下，过去控制着亿万人的体制突然间瓦解了、消失了，让专家们困惑不解了吗？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从苏联解体的故事中还可以看到，错误的认知方式会导致我们忽视世界变动的真实规律。苏联的解体让一些人惊诧不已，后来，9.11恐怖袭击也让这些人惊诧不已，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他们惊诧不已，我可以告诉你，要不了多久，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还会再让他们惊诧不已。当年，戈尔巴乔夫自己已经惊异的发现，苏联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Bak所描述的系统演变的关键阶段。各种因素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然，当苏联解体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理论，解释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顺便说下，提出这些理论的专家，就是当初没有预测到苏联崩溃的那些人）。但是，这些理论，尤其是那些后来变得最流行的理论，都没有总结出真实的，对我们有用的教训。它们都没有学会从复杂体系的角度去观察苏联的解体。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掌控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秩序。在回答这一主要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当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之时，我们还会感到不安全感？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因为引导我们的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平时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出事之后又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在用过时的、不现实的理论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可避免的感到，把我们的未来交到他们的手中，是多么的不安全。大多数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动机都是良好的，但是，他们就像是一群要去考试的学生，但考试卷子上的语言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Bak的雪崩规律对我们更清楚、更坦诚的认识这个世界有着很重要的启示，这是我们找到实现全球安全的新途径的前提条件。请你回忆一下Bak理论的第一部分：小的事物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如果发生的是重大的变化，其起因未必是另外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都看到了苏联帝国的崩溃，于是，我们觉得，一定会有一些重大的因素，导致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我们把这种重大的因素称为历史的终结，或是全球民主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或者，我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是因为我们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对手。苏联的解体被我们理解为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的理念胜利了，甚至象征着我们的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2002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是这样解释的：“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世界都在各种观念之间斗争：破坏性的极权主义对抗着自由和平等。这一伟大的斗争终于结束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政策文本，它应该体现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布什总统的概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苏联的解体真的证明我们是对的吗？

对于许多身在局中的亲历者来说，苏联的解体至今还是个谜。即使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专门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Gaddis说，戈尔巴乔夫的自传“通篇都没有自我反省”。当我当面问他苏联解体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的回答也一样闪烁其辞。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事情的真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奇怪。几乎毫无例外的，那些安于现状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太理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是当革命性的力量爆发出来，并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些看着自己的银行轰然倒塌的华尔街的CEO们是这样，那些被罢黜的政治领导人也是这样。革命性的力量威胁着所有的伟大人物最珍惜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的自我尊严，甚至他们自己的生活。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把各种关于权力的思想划分成不同的阵营，这一教育背景使得他格外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仔细分析苏联解体的真相，你会发现，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输入西方理念，爆发东方巨变”的解释不一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远为复杂的，也要有趣的多。事实的真相是，苏联的解体并非是一个历史不可逆转的过程，而是一系列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因素的相互影响，说实在的，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历史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变。是因为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遇到了特定的经济困难了吗？当然，当时苏联的经济的确一团糟，但是，在此之前，苏联也曾经历过更加困难的历史时期，而那时候，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变革。有些国家遇到过比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加恶劣的经济形势，但是，经济困难引发的是对原有体制的改革，而非彻底推翻原有的体制，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是这样的。如果苏联原本的政治体制已经如此分崩离析、腐烂到根，那么多苏联国内外的预测机构，为什么会一点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在离苏联解体不到9个月之前，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75%的苏联公民希望保持原有的体制不变？如果你跟戈尔巴乔夫这些亲历者谈谈，他们对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之所以会顷刻倒塌，每个人都会谈出自己的一套看法，讲出更复杂的故事。美国的军费开支真的拖垮了苏联吗？但是，为什么在事后反思的时候，正如外交官Anatoly Dobrinyin曾经写到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不是压死邪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如果里根没有摒弃其对苏联的敌对态度，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无法推动改革”。大多数人都承认，苏联到后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行动迟缓、士气低落、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一个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严肃的俄罗斯专家会在20年之后告诉你：“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西方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那些偷运进来的违禁宣传品、油印的小报以及公众的不满会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而这些俄罗斯专家只会对此哄堂大笑。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苏联时期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个研究苏联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回答，为什么苏联会走向覆灭。他们不希望重复那些所谓不可避免的因素的解释。这两位学者，一位是David Kotz，另一位是Fred Weir，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而且长期在苏联生活、工作。他们采访了上百位前苏联的官员，这些男男女女，曾经生活在帝国的圣殿之中，亲眼目睹了俄罗斯的力量如何逐渐衰落。他们写到：“在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是会走向衰落的，但其衰落从来没有如此迅速，且完全出人意料。”Kotz和Weir的研究表明，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来自底层的人们经常发出的抱怨，这些压力随时可能被轻易的弹压。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其高层统治精英之间无情的政治倾轧，以及戈尔巴乔夫对时局的严重的错误判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掌控着宏观局面，但是苏联政体中的当权人物（nomenclatura），却是实际上的掌权者。这些当权人物包括军队里面的军官、大学里面的教授、政府里面处理日常事务的官员，这些人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一直掌握着权力。这些当权人物只占苏联人口的非常小的比例。Kotz和Weir发现，当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而当权人物认为这场改革会侵犯到其个人的权力和特权之后，他们感到，与其让苏联紧密团结起来，不如让其分崩离析。当这一当权人物逻辑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帝国开始四分五裂，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拼命想拣到更多的碎片。这是一种冷酷自私的决定。但是，这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知情。

Weir和Kotz写到：“苏联体系之所以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和平而突然的方式衰败，最终的解释是：绝大部分统治精英自愿放弃了这一体系”。如果苏联是通过一场革命而终结的，就像当年的1917年革命瓦解了沙俄帝国那样，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将会大不一样。如果爆发的是人民的革命，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原来的统治者会被枪毙、放逐和遗忘。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所有的前苏联国家，那些高层领导人、最有钱的亿万富翁、最有权力的政客们，几乎都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些和苏联的政治体系核心有密切联系的人。在叶利钦之后做了两任俄罗斯总统的Vladimir Putin是从街头政治崛起的吗？不是的，他是一位克格勃的高官，他是旧帝国的王子。

当权人物出卖其自己的体系，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由于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的因素的变化会最终导致苏联帝国的覆灭。哪怕改变其中的一两个因素，比如，提高油价以刺激经济，出现一两个野心勃勃的将领，或是戈尔巴乔夫生病了，都可能会导致全局的变化，而且很有可能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苏联的瓦解源于其内部，源于其内部的过失、扭曲和偏执，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能很好的理解苏联社会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摒弃西方“赢得”了冷战胜利的想法。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说过：“西方认为其在冷战中取胜了，这是一种错误”。(www.xing528.com)

在思考苏联解体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假设一旦自由的强大力量被释放出来，那么苏联内部的变革就会随之到来，而且我们可以预知，可以控制这一变化。苏联会逐渐演变成美国的盟友，会事事追随美国，变革之后，苏联的财富会涓涓不断的增加，民主也会越来越壮大。但是，正如Bak曾预言的那样，内部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戈尔巴乔夫使得苏联体系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而非相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意味着“重新构建”。但是重新构建出来的东西，和戈尔巴乔夫最初设想的却大相径庭。“把椅子搬开”是装修，但是“把房子推倒”却是破坏。如果你错误的判断了形势，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的历史教训真是车载斗量。戈尔巴乔夫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就会到达一个错误的终点。我们现在对此应该深有感受了，比如我们打算反对恐怖主义，结果却有了更多的恐怖份子。戈尔巴乔夫打算改革苏联，但是他却帮助毁掉了帝国。

苏联的解体也是决定论的解体。我们没有看到输入民主，就会产出更多的稳定。苏联的解体证明的是相反的结论，我们输入了民主，但是产出的却是更多的没有想到的变化。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区，从中东到中国，都能发现这一规律。变革会带来不可预见性和意外。我们当然需要变革，而且我认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更多的变革，但是，要注意，当我们发动变革之后，要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将改变我们为维护国家安全制定政策时的思路，也将改变我们每个人规划自己的一生的思路。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这也使得那些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实施激进变革的想法变得更有争议。主张在中国推动政治自由化的美国人，往往会设想，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亲美国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激烈变革同样会让中国人找到最狭隘的民族认同，并开始激烈的反对美国。

人们很容易会有种冲动，想把这种复杂性强行塞进严格约束的模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冲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开始，学者们就习惯于区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当讨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曾经对副国务卿Strobe Talbott抱怨。他说：“你们应该把复杂的问题弄清楚，而且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我们现在遇到的现实问题是，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怎么就想不出一条新的口号。不要说想不出好的口号，就连一条口号都想不出来。我们可以分析所有的问题，并把它们搞得很学术、很专业，但是，如果没法用几个字就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让人们记得住，那我们就完蛋了。”克林顿和他的团队始终没有想出来他们的口号。沙堆效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复杂系统简单化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世界正在不停的运动，你却想在瞬间抓拍一张照片，就把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全部概括清楚。更好的办法是用复杂系统的思维去思考和讲话，去分析这个世界。

1989年并非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上仍然充满着不停的变动和调整，以及不可预期的内部力量的碰撞。如今，我们的沙堆秩序制造出来的新的意识形态，比新的电脑软件的问世还要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度的种姓制度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超凡魅力型民主政体、普京式的中央集权模式，凡此种种，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还没有还得及看得懂、认得出的意识形态。过去的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辜负了人们对其的期望，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东西，相反，还带来了不少麻烦，于是，新的观念将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2008年，国防部部长Robert Gates说：“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再出来一种新的主义。”但是，新的主义不断涌现，这是无法阻挡的。出来的不会只是一种新的主义，以后会有成千上百个新的主义。

2008年，当金融危机还在不断蔓延的时候，普林斯顿的数学生物学家Simon Levin，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9.11之后在反恐研讨会上反对生物恐怖主义小组讨论时露面的那位专家。他和两位同事一起写了篇短文《银行家的生态学》。他在金融体系中看到的一切，再次让他想起了那些陷入不可控制的混沌状态的自然体系，在很多自然体系中，“消灭一个物种，就会破坏整个生态”，小的变化会导致巨大的灾难。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想比较复杂的环境体系与相互连接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希望讨论“体制转变（regime shifts）”。这一术语是生态学家们用来描述快速，且经常出乎意料的再组织过程的。（戈尔巴乔夫经历的就是一次“体制转变”）。

Levin写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1929年的股灾和大萧条就是一次体制转变。如今，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其免疫能力并没有下降。”Levin认为，导致这些体系的因素往往不是外部的巨大冲击。“一个系统中整体性的崩溃最终取决于其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取决于其内部的反馈机制，也取决于平时隐蔽和难以察觉的相互联系。有时候，像战争这样的外部冲击会带来巨变，但更多时候，灾难是有一个看似很小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根本就不可信的谣言触发的。这种变化一旦开始发生，其导致的结果就会是爆炸性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Levin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是正确的：我们的金融体系会被操纵，因此迅速的基础面变化是可能发生的。正如Bak所说的，它们是有组织的，但是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寻找这个世界上隐藏的联系和被忽视的错误，这样才能预知潜在的体制转变。Levin的研究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会忽视自己的体系内部的漏洞、过失和压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应对，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未来不远处等着我们。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我们需要革命性的新观念和承诺，这需要调动我们全体国民的力量，而且这一动员的迫切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迫切。但是，在深入探讨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将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的也是，为什么错误的观念会不可避免的引导我们做出非常危险的错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