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变动,使得在过去的时代仅仅是奇谈怪论或是学术上的好奇的东西,比如记者们的打动人心但是过于简单的议论,比如一个对历史好奇的犯罪学家提出的理论,都会变成自我毁灭的危险武器,就好比我们用牛顿的物理学去控制核反应堆一样。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专家”,给我们提供对全球政治的建议,或是要提出新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问问他们的背景。当他们夸夸其谈的时候,他们在脚注里面舍弃掉了哪些因素?甚至,或许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究竟忽略了哪些重要因素。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外交界,最好的背景就是熟知欧洲历史,能够说流利的俄语或法语,但是,以后的外交官需要一份新的个人简历。如今,进入外交界的最理想的候选人应该能够以一种革命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应该对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的那些部分有深入的研究,比如中国、互联网或生物工程。他们应该有处理实际谈判的经验,懂得精确计算、互相关心,而且要同时学会承担风险。他们应该掌握在未来50年最重要的技能:危机管理。他们应该敏于行,即使在这个急需行动起来的时代,人们可能会缺少对行动的反思。在关键的时候,本能和速度会超越一切,学者们能否用精确的模型描述我们的行为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最近这些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失败的故事。很多从大学或新闻界出身的外交官,当面对丘吉尔曾经说过的 “为今天而行动”的要求时,他们不仅没有被激发活力,反而越来越感到困惑。总之,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思想者有对剧烈变革的直觉感悟,有不断创新的冲动。我们需要年轻的一代每天接触新鲜的事物,参与变革,并把变革视为人类从古代以来最基本的天性之一。他们应该坦诚的面对未来会出现的斗争和冲突。如果你仍然相信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不起,你已经不够资格担任外交领域的重要职务。
如今,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经常是由摩根索的追随者,或是Babst的理论同仁。可以理解,这样的精英们是没有办法发动革命的。如果过去的体系对你来说运转良好,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的改造它呢?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能够学会改正在哈佛求学或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形成的盲点。在过去,当主要的国际事务基本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当梅特涅从地板上的帽子就能判断出历史的转折的时候,让一个社会中的赢家制定政策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充满了鲜血淋淋的冲突)。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充满活力的力量都来自精英圈子之外,甚至可能会来自一些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傻子和疯子,可以设想,过去那种精英执政的思路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www.xing528.com)
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世界是被你所不了解的力量,你所不赞成的力量所塑造的。我们需要学会理解这些奇怪的事物,而不是简单地给它们贴上“疯狂”或“邪恶”的标签。这意味着要我们要习惯像Niels 玻尔在谈到量子论的时候人们经常会产生的反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可能要学会去尝试很多事情,它们看起来疯狂,但却会非常管用。但如果要建立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充满了能够实现这种思想的飞跃的人才,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我们重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但是,正如你们在本书的最后会读到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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