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梅特涅的关键会面-1813年的不可思议时刻

在摩根索看来，你一眼看去，就会对国家间的权力一目了然。正如你看看窗外就能知道天气如何，看看游泳池就知道水位有多高一样。权力包含的要素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要计算安全的态势时，权力的有无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国家间的政治》中，摩根索举了一个例子，即历史上有名的“德累斯顿会谈”（Dresden interview）。1813年6月，拿破仑和梅特涅在这里会面。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拿破仑已经称雄欧洲十多年了。他知道梅特涅的名字也有十多年了，而且，拿破仑心里还有些喜欢梅特涅。但在那次会面的时候，拿破仑刚刚在俄国打了一次败仗，当时43岁的法国皇帝，不得不屈尊去见40岁的奥地利首相。这次会见持续了9个小时。拿破仑试图说服梅特涅，不要参加欧洲的反法联盟。拿破仑不断威胁梅特涅，使出各种心理战的伎俩，仿佛警察想方设法让罪犯招供。梅特涅事后写道：“我们的谈话主题变幻不定，时而是发自肺腑的友谊，时而是最激烈的盛怒。”梅特涅轻蔑的谈到法国的军队，说他们已经疲不成军。他不假思索的说，拿破仑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小孩子”。皇帝被激怒了。拿破仑大声吼道：“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他把自己的三角帽扔到地上，既是威胁，也是因为愤怒。他等待着，以为梅特涅会帮他把帽子捡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一个皇帝呀。梅特涅无动于衷。那顶帽子静静地呆在Marcolini宫殿的地砖上，仿佛一个衰落的大国的象征。拿破仑最后只得自己弯腰捡起了帽子。梅特涅说：“殿下，您已经是个失败者了。”第二天，梅特涅就让奥地利加入了反法联盟。不到一年，拿破仑就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

摩根索的贡献在于他假设权力的运作总是直接而且可以预测的，并据此开创了全球政治的物理学。在他看来，政治家们应该能够清楚的知道其利益所在。政治家们应根据国家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外交官们应该在铺着木地板的房间里工作，远离国内政治的喧嚣，这种想法被称为“外交政策第一”（das Primat de Aussenpolitik，英文为：the primacy of foreign affairs）。国家间的权力就像被丢在地上的帽子一样清晰可读：梅特涅拒绝为拿破仑折腰，这足以告诉你这个历史时期的真相。当然，在外交谈判中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时刻，但总体来说，整个体系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体系中的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拿破仑大发脾气是非理性的吗？不是。这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精明算计，他在试探哪里是谈判的边界，他想在面对面的谈判中占得上风，因为他的军队未必会在战场上取胜。摩根索写道：“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样，认为从理论研究的目的来看，必须强调政治现实中的理性因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治家们在权力的较量中寻找平衡，正如在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中，各种力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均衡，这是完全可以清晰预知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伟大的政治家如梅特涅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19世纪初期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能够预见并计算他们面对的威胁，并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寻找最佳的平衡。

这种研究全球政治的视角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它颠覆了自古以来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某种神圣力量推动的传统思想，或是那些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某种意识形态决定的观念。这种新的理论也动摇了威尔逊总统当时的设想，即通过成立适宜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联盟，就能够开创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秩序，这符合了人们向善的天性。摩根索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幻想。作为一个从难民过来的学者，他认为世界的秩序就是权力的较量，权力等于生存，暴力不可避免。最后，他还谈到，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有一种最重要的天性：总是想统治其他人。

摩根索把世界视为一个“工作车间”。他以自己的视角，将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他的巨著《国家间的政治》出版七十多年之后，现实主义仍然统治着绝大多数大学里面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思想影响到我们如何选择盟友，也影响到我们如何构建想要解决传染病或金融恐慌这些问题的国际机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语言风格甚至对那些想要和其竞争的国际关系学派，比如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或是官僚政治理论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摩根索之后，又出现了很多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思想，比如防守性的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坦率的说，如果我们想要严肃的讨论国际关系，不提摩根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他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国家间的政治》是政治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本书文笔优美、思想深刻、观点犀利。每一页每一行，你都能看出来为什么摩根索会如此让总统们、外交官和学者如此着迷。不过，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你还能读到别的东西。摩根索内心里也痛苦的感到，他提出的观察全球政治的新视角，和Dean Babst的精巧但是过分简单的模型一样，将全球秩序大大的简化了，甚至简化到了和现实不再沾边的地步。有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脚注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里隐藏着摩根索的烦恼和不安。在阅读《国家间的政治》的时候，你一会儿读着正文，一会儿读到脚注，一会儿又从脚注返回正文，感觉有的像是在看一份药品广告。先是告诉你疗效非常显著，然而接着就用小字列出来一大串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摩根索会先是自信而雄辩的告诉你：“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出现主张对外扩张的进攻性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可能性就越小。”然后，在脚注里面，他又会告诉你，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推断可能不会成立。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国内社会越是稳定，就越是有可能避免出现国内动荡，而这种国内动荡曾经使得德国和日本当年陷入了疯狂和对外战争。但是，他在脚注中又说到，这一判断假设了一个国家不会受到“阶级斗争、革命、城市暴力和内战”的影响。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哪个不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力量呢？

摩根索知其不知，所以他看到更远。在他的个人书信和演讲中，他的担忧时常能够流露出来。毕竟，他曾经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他体验过在他的脚注中被排除掉的那些因素的巨大代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这样的亲身经历是很难磨灭掉的，同样，在你的模型中，你也不能把它们统统一删了之。他曾经不无困惑的谈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充满了偶然性和系统性的非理性。”他也完全清楚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的困难性。在他更早的一本书《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中，他非常深入的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写到，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不仅仅充满了偶然性和非理性，事实上，政治可能彻头彻尾的就是偶然性和非理性所决定的。但是，当摩根索的追随者们急于为世界找到一种秩序的时候，他们干脆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推到一边，完全置之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