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的兴衰：美国政治观察随笔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又收获两记重拳。2008年5月布什的前新闻助理Scott McClellan出了一本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白宫和华盛顿欺骗文化的内部》，指控布什政府长期运转操控一个“宣传机器”，在伊战问题上误导民众。6月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Bush判决中裁定，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籍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美国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等于司法机构直接朝布什政府扇了一个耳光。很多人预测，“9·11”以来布什政府苦心经营的关塔那摩监狱已经来日无多了。

当然，中国有句古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两记重拳，对于每天被媒体“群殴”、头像都被商家印到厕所手纸上的布什来说，可能也不算什么，不过是每天收到的无数臭鸡蛋里面的两枚而已。事实上，2003年以来，随着民众逐渐对伊战失去耐心，布什政府在民主党、媒体、民间团体和公众面前已经在节节后退，只有招架之心却无还手之力了。

最明显的就是布什的“领导班子”所遭受的重重打击。Donald Rumsfeld，他手下在任6年的国防部长，伊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之后，面对民众对布什政府的声讨压力，不得不以辞职来为共和党挽救声誉。Paul Wolfwitz，2001—2005年的副国防部长，被很多媒体称为“伊战设计师”的幕后人物，2005年6月刚被布什政府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干了不到两年，仅仅因为在世行工作的女朋友升职问题而被赶下了台，虽然有评论认为这是政治报复，他还是不得不黯然离去。Alberto Gonzales，布什手下的司法部长，因为解雇几个手下的律师程序可疑，2007年8月不得不辞职以息民愤。Lweis Libby，副总统切尼的“前办公室主任”，因为抖露了一个中情局工作人员的姓名而被判坐牢两年半，由于总统的特赦才免于坐牢，但是政治前途毁于一旦，律师执照也被取消。Harriet Miers，布什总统的白宫助理之一，2005年10月曾被布什提名为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结果舆论抗议，布什不得不很快收回提名。最令布什痛心的恐怕是Karl Rove的离去。Karl Rove是布什的主要政治顾问，被认为是布什两次当选总统的最关键人物之一，布什当选总统之后长期担当白宫战略办公室主任、政治事务主任和公共关系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和布什“肝胆相照”的“铁哥们”，2007年8月也不得不因为与上述“律师解雇案”和“中情局人员泄密案”有关联而辞职。堂堂美国一个总统，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却只能看着自己的“哥们”一个个纷纷落马而无能为力。

也许在很多夜深人静之时，小布什会觉得委屈，他可能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为美国的安全日夜操劳，美国人民，哦，不，世界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我滚蛋呢?

说起来布什的确有些惨。“9·11”之后他的支持率曾高达90％，现在却徘徊在30％，据说是有民意调查以来美国总统支持率的谷底。8年前若是知道自己会得到“史上最低支持率”这份“殊荣”，不知道还会不会热火朝天地参选总统呢?

“倒霉”的核心事件，当然是伊战。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伊战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建成一个国泰民安的伊拉克。

不过，当人们因为伊战的失败而纷纷声讨布什时，有一点却常常被忽略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如果你反对伊战的话，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一个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总统独裁的表现。

当然，当所有人现在都可以装作自己与伊战毫无关系时，只有一个倒霉蛋不能“逃离沉船”，那就是布什。希拉里可以轻松地说一句“我被误导了”从此摆脱干系，普通民众更可以如法炮制，甚至连布什阵营内部的人，都可以说：“布什政府大大低估了战争的难度，根本没有准备充分合理的战争策略去应对这场战争。”意思是，就算布什政府不能算作邪恶，也够笨的了。

Richard Perle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布什政府的国防委员会成员，一个被称为“黑暗王子”的鹰派外交人物，曾经力主伊战，2006年接受采访时却说：“如果早知道会是这个样子，我当时会建议还是考虑别的策略吧。”另一个曾经力主伊战的外交家Kenneth Adelman，现在接受采访时说：“布什的决策班子是二战以后最无能的一个团队。”被视为“输出民主”倡导者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现在也站出来说：其实，我与伊战的思想渊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向来是主张政治制度变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不是贸然“移植民主”。

然而，所有这些人，包括那75％的曾经支持伊战的民众，都是“无辜”的吗?就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上是“被误导”了，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支持，却不因信息对错而改变。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且在于即使它是正确的，它是否能够作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制国家不是一个两个，难道都要一一去武力入侵?”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人们5年之后的“马后炮”之见是否定的，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不是他们当年的回答。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所有这些曾经支持伊战的人，难道又都是“有罪”的?且不说他们大多在信息上被“误导”，就是对“先发制人的战争”、“军事移植民主”这些理念的支持，我们就能用今天“马后炮”之见去要求“9·11”之后、伊战之前的美国人吗?

让我们回到“9·11”之后，伊战之前。

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定性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由于“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汇和布什政府、伊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媒体、学术等公共领域，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用语。然而最初，它其实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里根时代慢慢渗透到决策圈，到小布什时代才在政府中站稳脚跟。核心人物包括一批犹太裔的、由自由左翼转向保守右翼的“纽约客”：Irving Kristol，Willi啪Kristol，Nathan Glazer，Irving Howe，Robert Kagan，Richard Perle，Kenneth Adelman等等。与左翼常常以大学为“阵地”不同，右翼“新保守主义者”的“阵地”则是一些智囊机构和杂志，比如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Hudson Institute等机构和National Review，the Weekly Standard，the New Republic，Commentary等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左翼更多地走的是“发动群众”的“下层路线”，而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走的则是影响决策的“上层路线”。

新保守主义，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主张，那就是“以强硬意志来推行自由民主”，用一个时评家的话来说，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有趣的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应该截然对立的概念，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指的却是同一套观念体系，主张的都是自由的拓展，只不过“新保守主义”更侧重政治、外交、文化领域，而“新自由主义”更注重经济领域。(www.xing528.com)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9·11”前后到达顶峰并不奇怪。冷战的终结至少从三个方面推波助澜了新保守主义，首先是里根的军备竞赛的确拖垮了苏联，从而使美国外交决策圈里鹰派人物信心大增，相信强硬手段是捍卫美国地位和利益的必然方式。其次是前苏东政权在一两年之内豆腐渣工程般哗哗倒塌，令美国人看到专制政权的“空心性”，从而相信任何专制政权都是不堪一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伴随着冷战终结而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它势不可挡地席卷了南欧、拉美、东亚、东欧，令西方世界对民主化产生了极端乐观的情绪，无论政界、媒体还是知识界，都有一种思维，认为民主制度具有一种“万有引力”，任何倒塌的专制制度会天然地向它回归。这种外交鹰派思维、对专制制度弹性的低估、对民主转型轻松度的高估，加起来，就为“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而“9·11”的发生，则再为这种新保守主义思维打了一针兴奋剂，它明确了敌人——“恐怖分子”和“流氓政权”，激起了美国人的安全焦虑，还唤起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将“道德主义”和“军事主义”都推到了顶峰。

所以问题不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在于对一个军事情报的分析方式：即使是一个错误的情报，在一个温和的氛围下，本来也可以做保守的分析和审慎的反应，从而避免一场鲁莽的战争。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加上“9·11”激发的爱国热情，使得布什政府乃至很多议员、媒体、民众不可能以一个温和审慎的方式来诠释一个模糊情报，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从而选择了伊战。伊战的起因与其说是布什及其身边一小撮“坏蛋”刻意欺骗民众，不如说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信息面前，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使得布什政府选择了鹰派的诠释方式，导致了冒险主义的战争策略。如果说信息错误本身应当由情报人员负责，对情报的选择性分析应当由布什及其智囊团负责，但推动这种“选择性分析视角”的却不是一个人、一小撮人，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代人。

所以说“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道德失败，而是人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历史时期之后一次新的政治探险的失败。这个历史时期之所以陌生，就在于它是现代化以来人类第一次走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左右之争当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但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斗争大部分都是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基本公共生活框架之内，用福山的话来说，人类已经失去了“他途”。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末，“上帝”又死了一次，只不过这次死的不再是那个基督教会的上帝，而是启蒙运动造就的那个“理性主义”的上帝。

在这个全新历史时期的政治实验，就是“以强力推行自由民主”，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具有反讽性的是，“资本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据说是“自然秩序”对“人为秩序”的胜利，而新保守主义者用军事手段去推行自由目的，用“人为方式”去推行“自然秩序”，用激进去奠基保守，就如同“方的圆”意义一样，存在内在的矛盾。“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联姻之所以失败，也许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内在的悖论。

就是说，新保守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好和刚刚被他们击败的意识形态对手一样：高估政治对于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功效。众所周知，政治就像一个社会的方向盘，一切公共福利的改善，在一定意义上都必须从政治开始。新保守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急于去“拔苗助长”地改造“落后的政治体系”。然而匆忙之间被遗忘的一点是：“方向盘”对于“驾驶安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一个司机再善于把握方向，如果碰到恶劣的天气、垮掉的道路、交通规则的缺失、横冲直撞的行人，也不可能把车开好。而政治的“限度”，就在于它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历史、落后的经济水平、分裂的社会结构、对立的族群认同......政治实验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无菌无毒的真空环境里发生。

在新保守主义者所有的“盲目乐观”里，有一项是代价最惨重的，就是对国家整合的假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终究要装进国家这个“容器”里，所以国家的整合是民主的前提。这种“国家的整合”，既包括民众对这个国家基本的认同和忠诚，也包括政府有基本的能力维持秩序和实施政令。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在“好的政治制度”和“坏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学者亨廷顿曾经在1960年代提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治的程度”比“统治的方式”更重要，今天对照着伊拉克的经验来看，这话更加发人深省。

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两个因素，是不能被“假定”的。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决策者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坏的情形除了可能变好之外，竟然还可以变得更糟。在政治当中，具有万有引力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萨达姆的垮台固然迎来了“民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摧毁了国家的整合。一方面，伊拉克爆发出来的民族、教派、地方矛盾削弱了伊拉克人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军阀的林立使得中央政府到处政令不通。教派的军阀化，军阀的议会化，构成了伊拉克民主的现实。美国人兴冲冲地给伊拉克献上了“民主之花”，却发现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插上这株花的“花瓶”。

其实国家整合的缺失阻碍了民主进程也不是没有先例。冷战之后，波黑地区的一片混战就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但是冷战西方的胜利、专制政府的不堪一击，加上风起云涌的第三波民主，让美国政府、甚至普通民众在胜利的快感中忽略了这些“不和谐音符”。很多人指责美国政府当初“根本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看来，这种“缺乏准备”里最显然的，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充分预见到伊拉克这种教派军阀化的局面。比如一个记者George Packer的调查指出，当初五角大楼在备战时，还以为到2003年夏末，占领伊拉克的13万美国士兵大部分都可以遣返，只需要25000个士兵留守就行了。事实是，为了维持伊拉克的基本秩序，到2007年美国的伊拉克驻军有增无减，已经高达15万，可见今天的现实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预计有多么不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时的美国国会甚至美国媒体、民众就预见到了这种国家整合垮台的局面吗?当初的各种反战声音里，有反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有质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论据的，有抗议战争本身的不人道和非人性的，有追问战争的经济代价的，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但是在伊拉克的战后形势展开之前，有几个预见到教派军阀化会成为重建伊拉克最大的障碍呢?

几年之后，伊战“设计师”之一的Richard Perle说：“我们考虑到了会有所失望，但没想到现在的情况却是绝望。”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会成为另一个日本、另一个德国，在战后美国的帮助下走向民主、和平和富强。倘若如此，如那个网友所说，布什确实会青史留名了。可惜，伊拉克不是日本或德国，它既没有战后德国的赎罪意识，又充满了日本、德国所没有的种族教派裂痕，“解放”不是把他们提升到了自由民主的乐土里，而是推向了霍布斯所描述的“狼群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盲点，就是轻视人对“身份认同”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此强烈，它往往可以——至少暂时地阻截人对“普世价值”的拥抱。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近年来反战的声音总是和声势更浩大的反美、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甚至反现代化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如果说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推动了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这种崛起很快在21世纪初目睹了一个如影随形的左翼回潮，而反战则给了所有这些左翼的声音一颗最有力的“弹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外交上的冒险，而且是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性事件：很多人，尤其是穆斯林教徒，将它视为西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开端。“异端们”已经为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而焦虑了，通过军事手段来传播文化价值则更令人惶恐。当新保守主义者“一声炮响”，给落后国家送去“普世价值”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也许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民主化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变成了“你”，那么，“我”是谁呢?

正是对社会结构、文化条件、经济水平、身份认同这些因素的忽略，使新保守主义的实验成为乌托邦主义的一种。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使人类得到一个左翼乌托邦的教训，新保守主义实验则是人类得到了一个右翼乌托邦的教训。当然好在由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纠错机制，这场激进实验很快就扭转了回来，其代价比起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灾难，只能说是九牛一毛。2000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意气风发开始掌权的时候，而2007年我离开美国时，布什政府却是在伊拉克伤亡记录的每日刷新中垂头丧气焦头烂额，成为大街小巷的一个笑料。用Kenneth Adelman的话说，新保守主义已经元气大伤，在一代人之内不可能卷土重来。现在布什总统已经“众叛亲离”，成了给“新保守主义”这个理念站岗的最后一个人，即便是他，很快也要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下岗”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新保守主义的反思却也不能矫枉过正。值得反思的是它的“军事主义”的手段，而不是它“道德主义”的目的。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认识论根源，据说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反抗。被视为新保守主义思想鼻祖的列奥·施特劳斯说过：“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口味问题。”今天的世界，仍然面对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各种专制政府仍然在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为其专制辩护。“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教训是用武力改造世界的得不偿失性，而不是扬善避恶的不可能性。只是保守主义者今天必须接受的是，与武力相比，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或哪怕政治遏制都是更有效的“输出民主”方式。最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主国家如果自己能够发展得蒸蒸日上，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光芒。政治是有限度的，但政治不是无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布什政府不是一届成功的政府，但布什时代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见证了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激进冒险，目睹了它的兴盛和失败。这个失败却不是无意义的，至少它在一个崭新时代，为我们勘探了政治的边界，再次提醒了人类激进主义——无论来自右翼左翼的危险。失败也许是布什的，教训却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个政治暗礁的位置，又为看到自己的无知而变得智慧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