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新保守主义哲学的力量

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一个犹太人。188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燥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他们说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19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施特劳斯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据说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他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 Bloom的学生，而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锄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NationalReview，Commentary，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The Heritage Foundation，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www.xing528.com)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暖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哕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之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变成一场战争的注脚。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噪，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