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的下场
与中国社会相似,大好形势怎么也杜绝不了那么一小撮愤怒青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美国社会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愤青。让美国愤青们忿忿不平的事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一种叫资本主义的事物经常嘀嘀咕咕,又比如很想把白宫那位老念错别字的先生送回老家,他们说将抽大麻非法化是变相的种族歧视,而且心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说什么也不买耐克鞋。
天下太平时,美国愤青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他们大多衣冠不整,失魂落魄,龟缩在一些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唉声叹气,为天下没有什么事可以忿忿然而忿忿然。最大的安慰大约是读读马尔克斯或者阿多诺,遥想1960年代,人们抓革命促生产,粪土当年万户侯。现在不行了,在老小布什的英明领导下,美国国泰民安,人民心宽体胖。愤青只能过着一种“精神游击”的生活,徒有满腔热血,终究报国无门。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去反战,一颗颗长期被压抑的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一片艳阳天。在愤青的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其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那么一个愤青,被愤青的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35岁的教授基诺瓦。在哥大的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1993年18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基诺瓦的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基诺瓦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和“恶心”。首先是基诺瓦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的“死亡威胁令”;群众的唾弃像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的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基诺瓦;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基诺瓦发出了强烈声讨,称其言论为“白痴的”,“令人发指的”,“野蛮的”,“无耻下流的”,总而言之,一时间,基诺瓦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这里有必要为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的注释。自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是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的。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一个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像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基诺瓦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白痴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
但是基诺瓦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并不是所向披靡。有人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的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着美国,再一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www.xing528.com)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著名愤青的故事就比基诺瓦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麦克·摩尔。摩尔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愤青乔姆斯基平分秋色罢。
摩尔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BOWLING FOR COLUMBINE(<<黑枪文化》)了。这个纪录片以美国的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9-11”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仇恨美国?
当然,摩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白宫认为“9·11”的发生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的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摩尔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还得到了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可以想象白宫之尴尬了。
不出所料,摩尔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愤青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我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布什啊布什,你怎么不害臊。当教皇和DIXIE CHICKS都看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摩尔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摩尔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摩尔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受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摩尔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愤青队伍了。4月7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过,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纪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i000万到2000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总而言之,摩尔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是曲折的,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摩尔和基诺瓦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第一,要做好愤青,不能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也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节,这样愤青的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基诺瓦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高涨,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摩尔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挟哥伦比亚大学解雇基诺瓦,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基诺瓦的职位。基诺瓦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又于4月11日回到了课堂,而且其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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