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观察随笔：当代民主细节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有人问，PC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PC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Survivor)，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在这个节目里，二十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已经演到了第13个季度。然而，就在第13个季度开演前，制作“幸存者”的CBS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20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CBS取缔“幸存者”的第13季度节目，并且在CBS f-i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CBS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地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否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一点，美国议员Trent Lott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2002年12月5日，在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Strom Thurmond的百岁生El上，Trent Lott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1948年Thurmond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Lott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Lott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www.xing528.com)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像Lott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

“9·11”之前，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9·11”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Summers栽的跟头了。在某次会议上，Summers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Summers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Summers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50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某些政权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11,11,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19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100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于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Summers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那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像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