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瓦上霜
如果有2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2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尔富尔呢?
从20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万一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这篇文章暂且采用20万的数据),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尔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20万人,生命比达尔富尔的那2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尔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尔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尔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它20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尔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20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尔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www.xing528.com)
除了“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尔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2008年总统候选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尔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20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地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尔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尔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尔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籍也都纷纷出台。20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尔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尔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2006年8月“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万一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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