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保护：增强自组织能力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他们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2006年9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20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www.xing528.com)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作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用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们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的“四两”拨动了哈佛的“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