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中国、以色列、美国等国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帮助

附录5　致　谢

来自中国、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批专家、学者、决策者和商业人士为本篇报告提供了很大帮助。2002年11月到2004年10月间，很多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接受了长时间的采访。其中有些人帮助作者沟通采访，或者牺牲大量的宝贵时间与作者商讨文稿。一些人值得特别感谢，如果说对他们的名字强调不够的话，那是为了避免冒犯他人。没有这些人的不吝赐教，本篇报告是不会付梓的。即便如此，舛误也在所难免，对此，由作者负全部责任。对于所有曾经提供过帮助的人，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美国斯坦福大学，温迪·亚伯拉罕；香港，罗伯特·E．阿林森；上海，埃立亚夫·本杰明；美国纽约，让·贝里斯；耶路撒冷，里夫卡·比特曼；耶路撒冷，曹坚；美国康伯里奇，保罗·科恩；北京，让·科恩；南京，从丛；伦敦，保罗·克鲁克；美国斯坦福，艾伯特·E．迪安；耶路撒冷，艾琳·埃贝尔；北京，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北京，希蒙·弗罗因德利希；北京，傅波；济南，傅有德；北京，高秋福；上海，沙洛姆·迪娜·格林伯格；美国华盛顿特区，舍伍德·戈德堡；美国康伯里奇，梅尔·戈德曼；美国卡洛尔顿，乔纳森·戈尔茨坦；上海，龚方震；美国辛辛那提，阿尔弗雷德·戈特沙尔克；巴黎，安托万·阿尔夫；美国纽约，马尔科姆·I．霍恩莱恩；南京，洪银兴；济南，黄福武；美国纽约，肯尼斯·雅各布森；昆明，张健生；北京，金灿荣；北京，金泽；美国纽约，塞思·卡普兰；美国华盛顿特区/北京，劳伦·卡茨；耶路撒冷，什洛米·科夫曼；德国梅茵茨，彼得·库普费尔；耶路撒冷，艾茜·莱布勒；澳大利亚堪培拉，唐纳德·D．莱斯利；美国彻斯特尔顿，丹尼斯·A．利文撒尔；美国康伯里奇，希勒尔·莱文；天津，李莉；上海，李伟建；开封，梁工；美国安亚伯，肯尼斯·利伯索尔；北京，林真；北京，罗伯塔·利普森；济南，刘新利；昆明，叶丽；美国纽约，哈丽雅特·曼德尔；美国华盛顿特区，丹尼尔·S．玛丽亚斯琴；巴黎，米歇尔·马森；上海，梅俊杰；北京，孟正华；伦敦，梅西·J．迈耶；北京，苗宪；美国纽约，哈丽雅特·穆奇里－韦斯；北京，穆罕默德·赛义德·马云富；上海，倪世雄；上海，潘光；美国普林斯顿，安德鲁·普拉克斯；美国达拉斯，米海尔·波拉克；北京，伊亚尔·普罗佩尔；美国华盛顿特区，亚瑟·H．罗森；康斯坦察/巴黎，沃特尔·罗森鲍姆；美国纽约，梅纳赫姆·施梅尔策；美国米德尔顿，薇拉·施瓦茨；特拉维夫，阿隆·沙伊；耶路撒冷，伊扎克·舍列夫；海法，伊扎克·希霍尔；美国纽约，理查德·A．西格尔；北京，爱丽泽·贝丝·西尔弗伯格；巴黎，乔治娅·史密斯；北京，王锁牢；美国纽约，亨利·唐；美国大尼克，马文·托卡耶尔；以色列贝尔谢巴，诺姆·乌尔巴赫；巴黎，让－雅克·瓦尔；上海，王德华；北京，王浩强；上海，王建；上海，王建平；天津，王立新；北京，王晓莉；上海，王晓淑；北京，王宇；德国梅茵茨，魏纳新；上海，赵伟明；昆明，吴磊；巴黎，安德鲁·威科夫；昆明，肖宪；南京，许鼎新；昆明，徐枫；南京，徐新；伦敦，周迅；伦敦，米海尔·亚胡达；巴黎，阿姆农·亚以什；开封，杨海军；昆明，杨军；北京，殷罡；北京，于家夫；北京，张凡；开封，张礼刚；特拉维夫，张平；开封，张倩红；开封，郑邦山；济南，郑倩；北京，周燮藩；上海，朱威烈。

另外，还要感谢丹尼斯·罗斯大使，作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理事会主席，他的支持与建议尤为可贵；还要感谢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耶海兹克尔·德罗尔教授，也就是这一研究所的缔造者，他的不吝赐教和殷切关怀至为重要。我还要感谢研究所的所有同事们，他们不但通读了本篇报告，而且给出了宝贵的评述。他们是阿维诺姆·巴－约瑟夫、赛尔希奥·德拉佩尔格拉教授、纳夫塔利·以利梅勒克、阿维·吉尔、沙龙·帕尔多、米海尔·韦尔和阿哈瓦·扎雷波斯基。(www.xing528.com)

计划中在以色列、美国和中国的旅程、参观、采访应该是一件纷繁复杂又耗时的工作，但几位好心的朋友为我安排得完美无缺、周到详尽。总体协调工作由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伊塔－阿尔卡雷女士负责，并且我在以色列的访问事宜也是由她安排的；在美国的访问活动由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的阿迪娜·卡伊女士安排；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鲁建先生和驻地在北京的中国国际交流教育协会的傅博女士以及她的同事们安排。在此，对以上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特别感谢我北京的朋友兼翻译王浩强（菲利普·王）先生，他一直陪同我在中国参观访问，并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和这个国家深奥的文化；还要特别感谢巴黎我以前的同事迈丽阿姆·柯林女士，她帮助我以严谨的格式完成了这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