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政策在中国：战略报告

第9章　犹太政策面临的挑战

1．对华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

前文所述的中国人的期望对犹太人来说正是政策上的挑战，犹太人的积极反应会有助于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这正是为什么在本篇报告的开头提出那么多政策性推介的原因，也是犹太人对中国人期望的回应。中国人和犹太人将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他们常常倾向于在不同的时限考虑问题。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时限长，犹太人的时限短，这会导致期望值的不协调。出于对其政策两难处境的考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比犹太人反应慢一些，并且在做重要决定时非常慎重。他们会按照“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和“观望”的态度，避免突然的改变。相反，犹太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们普遍希望看到迅速的结果和成功。中国首任驻以色列大使对犹太人和他们的问题了解得非常清楚，他提出了一个好的建议：

未来很漫长，我们两个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一步一步走，不要匆忙，要相信你们自己……^[1]

不错，一个局限于“务实的渐进”的政策会促进其在某些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但是未必会消除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或未来政策方面的不和谐因素。这些方面不能被忽略，一个战略性的、长期的犹太民族政策必须及时提上议事日程。

每当中美关系严重恶化时，中国人对美国犹太势力的信念就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和严重失望的根源，尤其是当关系的恶化显示出犹太势力的局限性或犹太人不愿意帮助中国时，上述情况就更为明显。发生一场危机，甚至长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好像还比较遥远，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被公开地讨论过，包括电视脱口秀——在美国也是如此（第3章第3节）。

一旦美国或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台湾问题，甚至中美之间短期的军事冲突都可能成为不可调和的一个领域。一种说法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美国迫使以色列中断与中国签订的“预警飞机”合同的原因（第3章第3节）。虽然和美国之间也保持着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但犹太人在台湾没有历史兴趣和利害关系。当以色列政府先于大多数国家于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这在看待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已定下了一个基调，任何犹太领导人都没有改变过这个论调。不过，当台湾竭力游说以取得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时，美国的犹太领导人必须记住他们的支持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并且希望加强犹太民族与中国的联系，假如他们在政治上支持了台湾，那么就会与这一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人权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障碍之一，这不可避免地涉及犹太人的政策立场。犹太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犹太人的斗争通常是和一般的人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不能也不会放弃人权问题。然而，在中国的人权讨论中，犹太人可以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许多现代人权观念起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传统，起源于人类生命观念中的神圣性，塔木德和拉比律法发展了人权观念，应用了对规范犹太教来说必要的内容，但是和现代国际上的人权公约不尽相同。中国人为他们自己作过同样的声明：中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丰富和独立的人权著述，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2]基于自己的文明史，犹太人能够接受在人权问题上可能有不止一个观念，坚持不同观念之间的交流并信任它们的普遍价值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除了开封的问题（第8章第2节），一些犹太人希望中国以某种官方形式承认犹太教，另一部分犹太人极不赞成将这种行为作为犹太政策目标。在中国有一些尊奉正统派习俗的犹太人，他们被作为一般外国人对待。正统派犹太人的习俗在中国没有受到限制，是非常自由的，包括在拉比监督下的屠宰仪式、割礼、犹太人的私人教育等等。在承认这一问题方面可能存在着政策上的不协调性，然而在犹太社区内部的分歧远远超过了中国和绝大多数犹太人之间的分歧。

2．中国人的机遇和需要

前文所述中国人期望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许多中国人想从犹太人那里学习更多、了解更多（第8章），如犹太人拥有的技术（例如以色列的技术、犹太人的经济技能）以及犹太人怎样获得他们的技能和成功（美国的犹太势力、犹太现代化），诸如此类的知识非常吸引人。中国人的兴趣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契机，但犹太人的反应不够充分。在1997—1998年，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犹太学者非常不满意地描述了当时的信息情况：

……关于犹太历史、文化、教义、道德、神秘主义、哲学以及当今思潮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翻译作品以及论文仍旧非常缺乏。为了使犹太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投入，需要更多专门机构和研究人员。^[3]

尽管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是目前情形仍然有待努力。被调查的许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214名中的107名）说他们渴望学到更多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知识（见附录3），但是一些人也非常苦恼地意识到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资料”。^[4]

这份报告中的讨论显示了研究机构、学者和学生们都在寻求关于犹太主题的更多信息。不只一个学术机构想建一个犹太文化或历史中心，或者中东研究中心，还有几个机构想扩大在这些领域内现有的学术活动。大部分都在寻求与犹太人或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支持，许多人在同国外同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学者计划出版一些犹太主题的书，另外一些学者计划举办一些展览（关于大屠杀等等）、专题研讨会、学习班、犹太文化周、犹太电影和戏剧的演出。更多学生希望，如果现在条件许可，愿意学习希伯来语。在2003年，有100名学生申请北大（北京大学）的现代希伯来语班，但是仅仅有12名学生入选。其他一些大学，如在上海和济南等都希望建立或扩大希伯来语班，但是同样十分缺乏胜任的教师和其他教育资源。许多研究犹太问题的学者和学生都希望结识犹太人或访问以色列，也有一些人诉说了他们遇到的困难。

关于犹太人和中东冲突的缘起，中国的决策者和舆论领袖知道多少？他们认识到需要学习更多知识吗？过去做的一项努力就是用间接的手段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从这篇报告所进行的采访中还无法得出全面的观点，除了中国学者作为政策顾问的重要性可能提高之外（第5章第2节），犹太研究中的兴趣是否满足政治高层的需要？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与政策标准相关联的舆论主导者对犹太人非常熟悉，但是其他人却很陌生，还有一些人甚至在中国犹太人的问题上时不时地被误导。一些中国专家确实需要更多的准确信息，但是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则另当别论了。对犹太政策的决策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鼓励和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和政府官员到以色列、美国或其他的国家去游学、访问，目的是让他们熟悉更多的犹太话题。

总的来说，在中国很少需要去激发关于犹太问题的更多兴趣，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怎样去回应。(www.xing528.com)

3．犹太政策的缺陷

对于中国的一些机遇和需要，犹太政策做出了回应，但并不包括其他方面。这一缺陷首先起因于“犹太民族”既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完整实体这一事实。犹太民族既没有一个政府也没有议会，而是一个复杂的、跨国界的、既合作又相互竞争的自我组织实体。这样一个多角色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政策吗？它能确定和执行一种被许多犹太人支持的统一政策吗？或者说它只能有不同的、相抵触的政策吗？过去的几百年已经证明了单一的和复合的政策都是可行的。今天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各种团体都有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很少完全相同，多数情况下相互协调，但仍有区别。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群体之间，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甚至在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群体之间都没有足够的信息协调与合作，犹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主动性验证了犹太人生活的活力。这种规避不了的多样性使得犹太人在与一个协调得力、有长期的政治目标的等级制国家打交道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犹太民族历史上要多少次才能形成一种长远观点、预测事件的发生并为未来做准备呢？一位研究犹太历史、眼光敏锐的中国观察家、圣经学者丘自华在1990年评价“犹太民族精神”的总体特征时，虽然没有用“政策”这个词，但他的推论也相当于说犹太人从不擅长政策制定：

犹太民族长于忍耐而且有一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性格，但是在涉足商业方面，上述性格往往是消极的，并且经常不能积极主动地处理周围的挑战。^[5]

关于中国，以色列在1950年有前瞻性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古里安努力与这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建立联系。除了这些早期的充满远见的时刻之外，犹太民族机构的政策大多是短期的和实用主义的，这显然与他们经常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和威胁的环境有关。这些政策只是关注犹太人生存的环境、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危险，而不顾及与那些遥远大国交往所拥有的长期的战略意义——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改变，虽然比较缓慢。和应对机遇一样，应对威胁所需要的连贯性的长期政策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犹太领导人和大部分犹太人仍旧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人在犹太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兴趣。

信息的匮乏是政策缺陷的一部分和结果之一，同样还包括资金的短缺。从实际需要出发，尽力传播更多中国犹太研究和教学的信息并筹集更多的资金，这将是十分诱人的。但从长期来看，这却不是一个好方法。一个综合性的全新尝试是从政策开始的，而不是信息和金钱，因为一个连贯的政策会自动增加信息的流动，也便于筹集更多的资金。那些为促进中犹关系而筹集资金的犹太学者已经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机构能就此问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策报告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资金。^[6]资金显然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有了更多的钱，许多期望将会得到满足，更多优秀项目将会被付诸行动。除了中国的学术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之外，犹太学术研究的资金和信息来源主要来自犹太人。基金除来自以色列政府、工业部门以及私人组织——“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Igud Yotzei Sin）外，也有来自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私人基金。德国是一个重要的非犹太资金来源，曾资助了几次关于“犹太人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犹太人政策中的一项长期任务是增加资助基金的数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国际非犹太基金机构以及中国的实业部门。

目前所面临的部分问题是以色列的文化政策在中国的削弱，这种现象自2001年起就可以觉察到。原则上讲，这篇报告并不负责评论以色列的政策。然而以色列的文化活动曾经是犹太人在中国最出名和最响亮的声音，因此不能将其从犹太民族的政策框架内删除。以色列把文化当作一种媒介来强化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但是文化政策一直受政策优先权的变化影响，以及在困难的经济和安全形势压力下不得不削减预算的影响。资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以色列对翻译书籍的出版、年度学术研究以及其他努力的支持仍然得到高度的赞赏，但是更多中国偏远省份的一些犹太研究中心仍在寻求着犹太人的建议、联系和来访，这些活动自2003年起就不常见了。以色列目前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连贯的、长期的文化政策吗？这个政策包含有犹太人的内容和目的吗？或者说这个政策和优先考虑权被留给个人以及不断变更的外交家来决断吗？考虑到中国人对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观念，在中国展览当代以色列艺术是不是出于“犹太”优先的考虑呢？

上述问题与其他问题是这篇报告几次提到的一个关键性的政策评估和长期的政策策略的一部分。它们理应促成实用的、可行的政策推介，即使它们中的一部分，正如报告开头所讲的那样，可能过于苛刻。

【注释】

[1]2003年10月28日与林真大使的访谈，北京。

[2]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Enquiry，Cambridge UK，2002，pp．250—258．

[3]黄陵渝：《中国犹太文化研究》，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ƻto Shanghai，op．cit．，p．669。

[4]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买一本对他们的学业没有什么直接用处的书，假如书价不高于10元（1美元约合8元人民币）的话。一本书价格一旦超过15元（或近2美元），就很难向学生推销出去。

[5]梁工：《中国圣经文献研究二十年（1976—1996）》，Bible in Modern China，op．cit．，p．395。

[6]Prof．Al Dien，President of the Sino-Judaic Institute，Menlo Park，2003年3月31日在纽约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