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难处境与期望：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第8章　中国的两难处境与期望

1．中国政策上的两难处境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不得不与相抵触的政策目标作斗争。在过去短短的25年中，中国已经以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实体形象显露于世，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多重联系，并且已经开始应对由这些变化产生的对国际国内政策的挑战。大部分挑战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并且是有威慑性的。中国的领导人迄今为止已经比许多外国观察家的预言更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犹太人关于提高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和加强与中国联系的政策目标正在贯穿于对华的几大策略之中。犹太人的目标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中国的政策目标，并且把二者之间的一些相抵触的内容展示出来。

更紧密的中犹联系能对中国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犹太人的主要同盟）之间的关系带来有益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共同点，美国一直在尽力说服中国更公开地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这也和许多犹太人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然而，与美国安全互利的关系是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一个必需的前提。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想要解决它最紧迫的国内问题的话，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存在着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与贫穷的中西部省份之间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还需要为超过1亿的农民工创造工作机会。除此之外，中国关于犹太宗教及其后裔的政策也被国内事务所困扰，例如，需要考虑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群体预想不到的要求，还需要顾及外国教派的影响。中国政策的彷徨与矛盾正是由于这两难处境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2．开封犹太人问题

开封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开封犹太人后裔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矛盾政策目标的一个典型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百名犹太后裔（他们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要求重新承认其犹太血统和身份，这种情况已经对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政策问题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这个在1605年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所发现的、在所有犹太社区中最为孤立的社团，已经使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它着迷了很长时间，也得到了中国学者们的关注。这个社团和它的会堂至少自12世纪以来就存在，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瓦解了。

官方的立场是犹太后裔已经彻底被同化为汉民族了，已经确定消失了。中国政府在1953年颁布一项决议，该决议在1980年又被重申了一次。为赋予境内所有的民族以平等权利和政治身份，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开展民族认定工作，并为之制定适宜的认定标准，在此之前还没有文件涉及各个民族的认定与民族居住区域划定问题。开封市政府选送了两名犹太家庭后裔到北京陈述他们的情况，然而，结果是依据对所有民族适用的标准，犹太后裔身份并没有获得承认。中央政府的这个决议文件最近更广为人知并且在2003年被翻译成英语，该文件一如既往地陈述了政府的理由：^[1]

四月三日关于开封犹太人的电报阅悉。

从你们的电报来看，散居开封的犹太人不仅在经济上彼此分散，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完全和汉人糅合在一起，而且在其他方面已没有什么独具的特点，这就是说，对于他们，已基本没有什么需要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的特殊问题，他们不复构成为一个民族了。

其次，散居我国境内的犹太人，除开封以外，上海有无国籍的犹太人，其他大中城市亦可能有很少数的犹太人散居，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我们承认了开封犹太人，还可能引起其他麻烦，使我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你们以历史材料为主要依据，只看见他们与汉人某些微小次要的不同的方面，看不见他们和汉人基本相同的方面，提出承认开封犹太人为散居的民族成分的意见是错误的（去年国庆节在《人民日报》曾登载犹太民族的消息，这是中央民族……［原文不清］）。应该承认他们是汉人的一部分，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有意识地在各种工作中多注意照顾他们，并向当地汉民群众进行教育，说明不得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污辱，这样来逐渐消除残存在他们心理感情上的某些和汉人的差别。

中央统战部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2]

这个决议被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四位领导人审阅和批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就使它事实上变得不可更改，至少在一定的时段内是这样的。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必须承认的是文件原文明显带有敏感性和公平性，这在犹太民族与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敌对的关系史上是不寻常的。过去二者的关系被马克思摇摆不定的言论、反犹太复国主义、列宁的反犹太教、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及种族灭绝计划所动摇，在1951—1953年苏联及其卫星国大规模的公众反犹主义及对犹太人的侮辱、歧视和迫害达到顶峰时，中国不仅完全不存在反犹的暗流，而且不允许污辱和歧视（犹太人）的警告确实引人注目。^[3]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开封犹太后裔的关于受到冒犯的抱怨，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有意表现出他们与莫斯科、华沙、布拉格的反犹主义“同志们”的区别。

今天，中国关注的不是鼓励其他一些团体去要求少数民族的身份。河南是一个相对贫穷和落后的省份，在开封市的90万居民中，大约有15万人是穆斯林。实际上，开封产生的政策矛盾不仅针对中国人，同样也针对犹太人。除了一少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外，开封以外的中国人没有听说过开封犹太人后裔和他们的历史，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兴趣并不集中在中国的犹太人身上，而是整个犹太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展开的中国学生对犹太文化认知的调查中，第3个问题问道：“你对中国犹太人的历史知道些什么？”（见附录3）非常吃惊的是214名学生中仅有8名谈到了开封，但是大部分学生知道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受迫害的历史。开封与之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迫害发生，这本应该成为他们自豪的资本，但是他们却从未被告知此事。

一个独特的事实是认识和研究从12世纪到19世纪古老的中国犹太人的历史，这不仅是犹太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但却被犹太人长期忽略（参见历史事件附录）。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犹太人的政策应该是鼓励研究悠久的中国犹太人历史并促进更多的中国人关注这个问题，不仅仅由于学术原因，而且因为这段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非常悠久的历史联系。而且，犹太后裔的当代历史，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都值得社会学研究者去探索。在2003年德国美因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inz）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对这些方向和其他问题做出了有意义的学术探讨。

3．其他政策冲突的反馈

也有另外一些类型的政策冲突。以色列的文化政策，特别是资助关于犹太文化和历史的中文书籍的出版，用一位中国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话来说，“已经使阿拉伯大使们深感不安”。不同于那些多疑的犹太观察家，阿拉伯国家毫不怀疑文化政策对于中国的潜在影响，并且已经对以色列代表团和访问者表示出了不满。那些需要和双方都维持友好关系的中国学者也暗示有时候对他们来说与国际犹太人接触比接待以色列来访者更容易一些。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犹太学者之间缺乏信息的沟通和协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犹太学者的协会，还有一个定期的期刊和每年一次的会议等等，这样的时机将来可能会成熟，学者们非常关注这种需要。目前的障碍部分是由于资金问题，因为期刊和会议的组织都需要资金，还有与犹太研究不相关的其他一些政治问题。而且，对犹太人的政策有利益贯穿在其中，并且有与其他中国政策的优先权相冲突的风险。(www.xing528.com)

一个阻碍犹太文化与信息政策影响力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图书市场缺乏透明度。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它影响到中国学者的出版物和许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在这里提到这些，虽然无法判断相比其他类型的书籍来说，犹太类的书籍情形是更好还是更坏，或者说这是否为一种类型的政策冲突，或仅仅是中国的不同文化传统的结果。许多关于犹太主题的书十分畅销，但是不知道谁买走了它们，这本来是可获得的信息，而且在哪儿能买到它们，除了浏览那些大城市的大书店外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些书已售完或即将售完。中国没有一个像亚马逊公司那样的商业组织，即使在上海最大的书店也仅仅有它们自己目前库存的信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抱怨，就是他们找不到关于犹太或中东的书，或者说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相关书籍。撰写犹太主题的作者同样抱怨其作品在中国出版非常困难，而且他们的出版商不想再版那些已经全部售罄的书——即使它们仍旧有市场需求，这是由缺乏透明度、经济支持或者市场体制的其他的缺陷所造成，或是由于政府当局特意地瞄准犹太和中东主题的限制性干涉呢？在后一种情况里，这又涉及了政策的两难境地。宣传新书的典型方法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评论，但是在中国，类似的评论是非常少见的。然而，在一些大城市里有定期的图书展览会，在那里关于犹太主题的书能被陈列出来。

4．中国的期望

中国会尝试着减少源于他们与犹太人关系的潜在的政策冲突，并且会十分自然地利用这些关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政策目标服务。犹太人的政策目标，如这篇报告开头所描述的，一定是关注中国从犹太人那里期望得到什么，这些期望是否被官方提出过。因为中国人相信犹太人有势力、有影响，他们也相信犹太人会给予他们许多帮助。这种期望在高校专家和学生的评论中都有所提及。令人十分吃惊的是在接受采访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214名学生中几乎有50人谈到犹太人在中国“很重要”或者“非常重要”，虽然说没有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仅有很少的外国犹太人生活在中国（见附录3）。成功的犹太政策就是要确认犹太人在哪些方面能回应中国人的期望，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国人希望在处理和促进极其重要但又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时能得到美国犹太社团的支持。确实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人——政府官员、教授、学生——都确信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国防上非常有势力。在中国人眼里，“犹太势力”已经接近神秘的领域，见多识广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们表达了这种希望，即犹太人将会帮助处理中美之间的困难关系。2003年11月上海的一个研究生问道：著名的“犹太院外集团”（famous Jewish lobby groups）在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支持中国还是反对中国？（见附录1）在他脑海里犹太人在与其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许多中国人愿意去理解“犹太院外集团”怎样成为美国政治中明显的最有影响力的集团，接着也会去考虑所谓的“台湾院外集团”（Taiwan lobby）。^[4]一个稳定的、更为友好与有益的中美关系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弥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中所产生的摩擦。美国犹太人怎样能提供帮助的例子在第3章第3节被提到——通过与那些美籍华人之间的合作，后者与犹太人一样不得不经常与怀有敌意的旧观念作斗争。驻美的中国代表正在寻求与犹太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向美国犹太人表示友好，这能给后者起到一些策略性的杠杆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色列也正在向中国示好——虽然形势并不完全相同。

第二，中国想持续地得到以色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在与农业、电信和防务等相关的领域。许多中国人尊敬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农业、滴灌和太阳能技术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以“犹太文化”或“文化的创造性”^[5]的表达方式来看待这些贡献。一部分中国人也认同以色列帮助中国提升了军事实力。

第三，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和对中国穆斯林问题的考虑，阿以冲突正在成为一个不断被关注的话题。胡锦涛主席2003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时说：“巴以问题已经被悬置了半个多世纪，给双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6]他表达了中国人对此担忧的程度。中国人希望以色列的政策不要消极影响到中国的敏感利益，有时他们认为犹太来访者是一个合适的、额外的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可以传递他们对以色列的关注与希望。

第四，中国人把犹太人定性为所有民族中在经济领域最成功和最富有的民族，这自然会导致一些人希望犹太人对中国的发展做出直接贡献。犹太商人和一些在跨国公司中担任重要位置的犹太人确实正在向中国投资。然而，也有一些例外，一些投资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出现，因为这些投资是按国家而非宗教文化渊源来界定的。中国并不缺乏投资资金。除了以色列的技术，中国从犹太人那里寻求更多的也许是他们的国际联系和对世界经济更好的理解。一个研究美国犹太人经济实力的中国学者对他不能找到有关这个课题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材料而感到失望。^[7]

第五，中国的学术机构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犹太教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活动。按照中国人对犹太金融势力的看法，中国人期望犹太人能资助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许多国家正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辛勤学者们提供资金帮助。例如，阿拉伯世界正在对那些从事阿拉伯语言和中东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术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已经不是秘密了。

第六，令人有点吃惊的是，有这样一些呼吁，即主张犹太人的慷慨行为不要与资助中国的犹太学术或在中国的经济投资连在一起。这些呼吁起源于这样一种感觉：中国人期望从犹太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承认，因为他们允许许多犹太难民在上海和哈尔滨找到新的家园，而当时很少有西方国家这样做。一个中国的政策顾问不喜欢那些反映上海犹太人的纪录影片，因为影片中没有提到中国人。实际上，犹太人必须理解“知恩图报”的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和行为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种观念是双向的。一位官员指出中国“直到今天”一直感激以色列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中国的公众和知识分子们可能不太关注个别犹太人在中国所做的慈善性的捐赠。

第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些中国人可能想从犹太人那里学习的并不仅仅是怎样发家致富。当一些官员或同事询问研究犹太的学者们的工作，呼吁他们应扩大兴趣并且不应被中国的现实问题所束缚时，他们回答说：犹太人的生存和成功之道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研究犹太历史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个学者举出了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会议上的声明。声明要求进一步努力“繁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和文化”。这个学者补充说为了重建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必须学习犹太人的经验，因为犹太人已经展示了成功地与外国文化相融合的方式。中国学生经常问到中国人应该从犹太人那里学习些什么，这些想法当然不是以金钱为依据的。（见附录1和附录3）

【注释】

[1]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南局统战部的，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圈阅，刘格平、邓小平签发。——译者注

[2]Xu Xin，“Chinese Policy Towards Judaism”，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Youtai—Presence and Perception of Jews and Judaism in China，Schoo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19—23 September 2003，pp．6，7，11，12；reprinted in Points East，Newsletter，Vol．19，March 2004，pp．1，3—7．

[3]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评论是没有敌对态度的，他不仅没有受反犹主义的影响，而且承认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解放运动”。See Stuart R．Schramm et al．，eds．，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Armonk，NY，1992，Vol．1，pp．337，544；Vol．2，p．382．

[4]倪世雄教授，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11月13日采访。

[5]2003年10月28日与林真大使的访谈，北京。

[6]引自新华社消息。

[7]王建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2003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