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第6章　当前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

1．汉语中的“犹太人”

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在称呼另一国家或另一文明的成员时，所用的词汇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汉语中“犹太人”这个词，数世纪以来几经变动。中国学者正在争论古老的编年史中用来称呼“非中国人”的某些词语是否指的是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群体。在所有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的语言中，“犹太人”这个词明显带有情感上的甚至是挑衅性的色彩，这种色彩在这两个宗教的创始经文《新约全书》和《古兰经》中有着深深的烙印。而汉语中“犹太人”这个词没有这种含义。在中国官方文献中，没有争议的、也是已知最早关于犹太人的记载出现在元朝，当时是蒙古人统治中国（1279—1368年）。开封的犹太人怎样称呼自己呢？在元朝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自称“以色列”（Israel），而没有用“犹太人”（Jew）一词，这一点正如当时一些西方耶稣会士（Jesuit）来访者所兴致勃勃地报道的那样。

用来称呼犹太人的现代汉语词语——“犹太”（youtai），很有可能是在19世纪30年代新教的《圣经》翻译版本中首次采用的，这个词也有可能来源于几乎完全一致的用于表示“犹太”的日语词——这一问题尚未定论。汉字“犹”与动物有着根本的联系，它用来指所有的外来民族时，可能带有贬义，但是，它也作为一个古老的中国姓氏存在。有人提议说“犹太”的本义是贬义的，特别是在新约译本中的使用，但这一点还没有被证实。即使这个汉字在汉语中曾有过贬义的意味，那也是很久以前的含义了。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犹太”指的是什么？“犹太”一词被用在各种不同的组合当中。

犹太教

“教”这个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史学家用来称呼开封犹太人的术语，它是中国众多教派中的一个派别。如今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不怎么尊崇宗教，作为某个教派中的一员，在公众的舆论中是没有声望的。被相当数目的中国公民信奉了很长时间的某些宗教，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某种承认，其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另外，从信奉的人数方面看，很多人数较少的地方宗教，尤其是如果那些宗教被认可为本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时，可以较为自由地信奉并且不必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如今“教”这个词和中国“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按照目前被认可的任何关于犹太教的定义，或者中国政府对犹太教的定义，中国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犹太民族

中国有56个被正式承认的民族，但是不包括犹太人，这种处境跟一些民族身份不太明确的群体的处境很相似。1953年，中国官方拒绝了河南省地方政府给予开封犹太人后裔民族身份的要求，原因在第8章第2节给予解释。通常情况下，“民族”这个词不是用来指中国的“犹太人”，而是用来指国外的犹太少数民族群体，有时候它被译成“种族”，这种译法赋予该词语一种当今汉语中所不具有的而在西方国家中显示“晦气”的含义。

犹太人

这是日常用语中最常使用的词，它也是不带贬义而又比较合适的用语。

犹太国

人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指代以色列国家。

犹太文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好的词，但是不像文明那样包罗万象，文化只是文明的一部分。

犹太文明

文明是所有词汇中最高级的词语。明的意思是“光辉”“明亮”，明代就是“光辉的朝代”。被称作文明就是把犹太人放到了与中国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人喜欢称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中华文明”。

对于“谁是犹太人”的问题，中国人从来没有过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这一点与西方人相比相差甚远。所以中国有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杨曼苏著，1992年版）或者《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肖宪著，2000年版）等诸如此类的汉语书籍，就绝非偶然现象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在中国，很难把犹太学研究——包括犹太教、犹太民族、犹太人、犹太国、犹太文化、犹太文明等诸如此类的方面，归类到业已存在的学术体系中去。直到2003年，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还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创立人最初是美国现代文学的教授。尔后，它被并入宗教系。相比之下，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隶属于历史文化学院；另外，同是在河南大学还有一个圣经文学研究所，然而这个研究所却是赫赫有名的文学院的一部分。济南的山东大学犹太研究所是哲学系的一部分，其他涉及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研究中心都隶属于国际关系学院。

摩迪凯·卡普兰（Mordechai Kaplan）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193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书中论证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把犹太教仅仅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把它视为反映犹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和文明。这本列入翻译计划的书于1995年被译成了汉语（山东大学译），题目中使用了“文明”一词。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犹太研究中心的地理布局反映了中国人对犹太文明观念的认可远没有对“谜一般的民族”这类继续令人困惑的问题关注得多。而这种困惑在西方国家或者即使犹太人自身也时有发生。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著名的中国专家这样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的文章2000年在一本英文版的文集中发表）：

由于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Judaism这个词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它的基本含义是“所有的犹太人”，然而事实上它包含所有的犹太文明。因此Judaism不仅仅指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是犹太民族文化的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所以，Judaism经常被用来表示普遍性的犹太文化或犹太文化的核心。Judaism的这一点和中国的儒家学说很相似。实际上，儒家学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核心。此外，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犹太思想、犹太精神、犹太信仰和犹太文化——犹太民族的方方面面已经被凝结在一起，而且很难把它们分割开。^[1]

自2000年以来，巴勒斯坦起义给这些老问题的解释增添了新的迷惑：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吗？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吗？以色列代表所有的犹太人吗？犹太人的“神秘性”仍然没有得以阐明。

2．中国人的重要认识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问题，还没有进行过抽样民意测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关于此话题无从论起。这一部分主要用到了四个相关的信息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报告的基础（见附录4）。信息来源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对中犹专家学者的访谈、在中国学生中进行的答疑座谈会（见附录1），还有已经提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关于犹太知识的书面调查。

除了一些将被指出来的分歧外，这四种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印证的。相关的一致性尽管不能证明我们已有的结论与印象，但至少能提供一些依据。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前两个材料可能会被认为有点片面——从事犹太研究的中国学者可能更希望听到的和报道的主要是对犹太人的正面反映，他们自然更希望他们探索的学术问题能受到普遍的欢迎并具有吸引力。然而听取了犹太文化讲座、出席了座谈会的学子们以及那些参与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书面调查的学生们都无所顾忌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的回答和其他材料紧密相联，然而，显然未受其他资料的影响。要想作出一个关于认识倾向方面的更加科学严格的评定，还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借助于中国以营利为目的的调查机构或者通过网上民意调查能够做到这一点。

见过犹太人或者意识到见过犹太人的中国人与中国总人口相比，数目少得可怜。就连在中国大学里选修犹太学的学生，除了见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外国来访者之外，也几乎没有见过犹太人。仅仅在中国上层集团的掌权人物中和有过外国经历的知识分子、学者、商界人士和技术人员中，可能有一定数目的人曾经见过以色列、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尽管近来一些中国领导人对犹太人表示出了友好关注，然而那些统治精英们对犹太人的总体看法，几乎是一无所知。

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眼下许多对犹太人的认知起源于民族民主革命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如第4章第2节所概述的那样。当代的中国学者有时会追溯到早期有重大意义的各种陈述和声明，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总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一个经常被忽略却很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阻挠更没有试图消除这些早期的认识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待犹太人的个人态度迥然不同于苏联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欧洲伙伴。也许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犹太人是无足轻重的，也有一些有文件记录的声明和态度，例如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2]的相关资料，显示出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相当的同情而不是反感。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足为怪了，少数犹太人参加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朋友，后来又成为中国公民，他们至今仍深受中国人的敬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犹太人不需要改变他们的犹太姓名或者隐瞒他们的身世，这和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在中国也被斥责为美帝国主义的盟友等等，但这些从未和苏联式的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可以从这份报告所依托的四个方面的材料中反映出来，主要方面可分为四大类：

（1）犹太人的财富、成功和实力，包括最近在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www.xing528.com)

（2）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科技与犹太现代化的关系。

（3）犹太民族的持久性。

（4）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迫害，尤其在大屠杀期间。

在少数人中，一种新近出现的负面观念可能正在形成：把犹太人看成是弱者和无辜者的“侵略者”和“凶手”。除非制定一项适当的犹太信息资讯政策，否则只有等时间去证明这种老生常谈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是一种只在一部分公众中间和对政治感兴趣的精英阶层中间产生持久效应的现象。

犹太文化和宗教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特点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除了极个别犹太学者外，一个没有引起很大关注的主题是犹太伦理学，包括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努力奋斗并为之献身的价值和准则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价值观对中国有现实意义吗？显然还没有人撰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也没有几个学生问到关于犹太教从创始之初就存在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观问题，比如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宗教意义上人人平等的神圣要求、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义务等。与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相呼应，中国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将犹太人视为老于世故和成功的典范。

财富和实力

犹太富人的形象在中国已经存在100多年了，成功形象和权力形象都与财富相关联。犹太人受到羡慕也可能被嫉妒，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每个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渴望拥有的一切——金钱、成功和权力。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如何致富”“如何找到好工作”以及“如何在工作、恋爱和其他领域成功”成了很多中国人痴迷的问题。关于成功和财富堆积如山的流行读物在街上的每一个书摊上都能看到，关于“如何成功”的研讨会经常在大城市的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举办。中国人认为犹太人和这三个梦想——金钱、成功和权力密不可分。如何解释犹太人的财富与成功？如何成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与犹太人相似？对犹太人和金钱的解释，以及对犹太人在商业、银行业、股票交易和世界经济等领域所谓的支配地位的解释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中国曾出现过的极少数的反犹措辞与欧洲对犹太人的敌意态度相似，尤其在一些提及以前上海的犹太富人的传记作品中。但大体上看，中国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传统与犹太人类似，但是与基督教对财富一贯维持的道德上的忌讳不同。^[3]中国人和犹太人都赞美世上的财富、成功和康乐，而不是贫穷。因此，当中国作家很羡慕地提到犹太人《圣经》里的“商业意识”或者“犹太人对金钱有特殊感觉”时，就不能被看作是西方偏见的反映，尽管二者听起来很相似。在西方国家，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实力经常被夸大，如同在西方的反犹文献中所反映的一样。然而，在中国这种政治经济实力通常不是作为威胁，而是作为尊重和羡慕的理由被提出，作为一种中国人想要奋力追赶的成就而被提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例外。一个特殊的事例是中国人对以色列的军事情报能力和成就由衷地羡慕。这种羡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也能看到，但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在中国，这种羡慕不但在各种书籍中出现，而且在中国的网站上也有所显示。

在学生中间，对犹太话题先前有兴趣或了解一些基本知识的人与没有任何兴趣或知识背景的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前一组学生几乎无人重复关于犹太人财富和商业成功的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然而，后一组的大部分学生都提到了这种情况。对那些真正对犹太传统和历史感兴趣的学生而言，财富显然不再是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

对世界文明和现代化的贡献

差不多和犹太财富一样被普遍提及的另一种中国人的陈词滥调是犹太人对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羡慕中也夹杂着一些妒意，但毫无敌意。犹太人被中国人看作是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贡献者，他们也被视为促进世界变革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的贡献者。人们经常提到爱因斯坦。当问起中国的年轻人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是谁时，他们通常会回答“爱因斯坦”，另外还有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耶稣。关于犹太名人有好几本中文书籍，其中一本名为《犹太名人传》（1995年版），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书里有90多篇传记，每篇传记三四页。也许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一些癖好，尽管就单个出版物而言做出这样的概括是很危险的。书中收录的最早的犹太人是斯宾诺莎，接着是海涅和马克思。孤陋寡闻的读者怎么也想不到17世纪之前就有犹太人，还想不到20世纪之前有许多显赫的犹太人。然而有趣的是，人数最多的一组是犹太小说家和诗人（23人），然后是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12人），还有画家（5人），这是非同寻常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都学习人文学科，而不是理科或工科）频频提到犹太科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几乎无人提起作家和艺术家。收录于书中的还有17位科学家和数学家，另外有6位经济学家和其他的人文学者。有没有值得提起的犹太政治家？只有两个：列奥·托洛茨基（Leo Trotsky）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后（这一点在西方的书籍中亦可见到）读者可以看到几处错误的“多余人物”——不是犹太人的名人传记——如勒内·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塞谬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帕布洛·毕加索（Pablo Picasso）。

中国人的疑问是：人数如此少的犹太人怎么为世界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犹太人到底拥有什么？中国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到犹太人的教育上，因为中国人对学问高度重视。犹太人的成就真的是靠教育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靠什么教育呢？2003年底，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的学生按要求自由选择犹太历史或文化方面的题目写一篇小论文，入选的30名参与者中有4名写了以“犹太教育”或“犹太科学”为题目的论文。入选的其他26篇中还有好几个题目也与教育有关（见附录2）。犹太人的教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书面调查中出现得也同样频繁（见附录3）。在中国人心目中，犹太人重视教育似乎成了一种被广为认同的观点。

所以，哈斯卡拉（Haskalah）——犹太启蒙运动的历史正引起一些犹太学者的关注就不是偶然现象了。这些学者想知道犹太人对现代化做出贡献的神秘根源是否存在于这一时期。犹太启蒙运动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新旧观念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争论从未停止过。这场争论不像中国采取的立竿见影的剧烈变革那样得到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旧价值观、旧信仰和旧社会结构被彻底摧毁。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如何实现现代化？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相比有什么异同？他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相同吗？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核心问题。2003年中国世界宗教方面重要的学术期刊刊登了一位学者撰写的关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一篇论文，同一作者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犹太启蒙运动的书。^[4]另一位学者对现代启蒙运动后的犹太哲学家——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利奥·拜客（Leo Baeck）、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和摩迪凯·卡普兰的一些经典文章做出评论并将其翻译成汉语。^[5]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犹太文化中新旧之争的问题，似乎是在重复犹太汉学家早先提出的关于旧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的启蒙运动、儒学的存活等问题（见历史事件附录）。^[6]有关犹太人的其他问题也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如妇女在犹太传统中的地位等问题，在中国这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在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中妇女起了什么作用？犹太人和犹太教知道性别歧视吗？

犹太民族的持久性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特别指出“中国文化中史学思维的至关重要性”^[7]。这一点说明了许多中国学者被犹太人3000多年历史的持久性和连续性所吸引的缘由，而且也解释了中国人喜欢把犹太历史与他们自己的悠久历史相比较的原因。在一次中国传统礼仪的展示中，有些人对犹太参观者说犹太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这一点使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拥有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分享，甚至有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秘密谈判中惠及了外交政策。中国谈判代表提到了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拥有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这在他们看来是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当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真正原因是和地缘政治有关的，而不是一些浪漫的说法。然而参与谈判的以色列外交官们仍然感到惊诧的是：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强烈兴趣经过动荡和变革的年代仍然存在，毛泽东时期外交官员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再度彰显。^[8]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犹太人的持久性从未得到羡慕，反而经常被否定，或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当前这种否定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2003年底，拥有众多读者的《纽约图书评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刊登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抨击文章——不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是针对以色列的存在。作者是出生于欧洲的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犹太国家是一种“时代错误”，应该被废除，因为犹太国诞生于19世纪所谓的欧洲思想体系中。任何了解自己古老的历史并把它与犹太人悠久历史相比较的中国人，无论对以色列的政策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都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一本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书籍——《耶路撒冷——3000年的历史和艺术》（Jerusalem—3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Art），它的汉译本于2003年中期出版，第一次印刷的5000册仅在几个月之内便销售一空。随着犹太人的敌对者否认犹太历史的呼声持续增强，犹太人将对中国人关于犹太历史的这种无偏见的看法不胜感激。这种看法也会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力。总的来说，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悠久历史有很大兴趣，拥有许多观众的流行电视剧，很多都是以中国遥远的过去为背景的。此外，关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书籍也很畅销，因为过去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在。

解释犹太人的持久性很困难。中国人弄不明白：那些长期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他们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对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深刻理解。撰写过关于犹太人的好几本书籍的一个学究式的作者有点不太恰当地解释了中国人对犹太文化不感兴趣——因为中国人自己有卓越的文化——而仅仅对犹太历史感兴趣。革命时期之前的知识分子赞赏地指出：尽管受到欺压和迫害，犹太民族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的“奇特性”，这一点是对持久性合理但不充分的解释。然而对于犹太民族持久性关注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把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幸存——不但作为一个民族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从而忽视了犹太人对自我存在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对以色列和犹太政治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屠杀”

就像在第4章第2节提到的那样，19世纪末中国人了解到犹太人的同时，他们也看到西方国家和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同情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看到犹太人的经历与他们自己的屈辱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中国人关注犹太人被“白人”不公正对待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质疑了西方国家声称的道德上的优越性，而傲慢的西方世界又把这种优越性添加到其业已稳固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中。这些原因已经根植在中国人心中，又被纳粹大屠杀大大加强。如今，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遭屠杀应该说是犹太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事实。当书面调查北京外国语大学214名年轻学子对犹太人的看法时——没有一个是学犹太史或其他历史专业的学生——他们中的188名学生知道大屠杀，一些人能记起从电影中、书上或者学校课堂上获得的确切事实。没有其他问题会像大屠杀这样出现如此高比例的正确答案（见附录3）。中国的一些犹太学者听说大屠杀时，首先就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有人撰写了与大屠杀相关的书籍，一些人组织或策划了大屠杀展览。很多中国人看过《辛得勒名单》（Schindler’s List）、《钢琴家》（The Pianist）或与大屠杀有关的电视纪录片，他们往往把大屠杀和他们自己被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经历相联系。为了纪念这一时期的悲惨经历，一个最重要的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陈列设计元素上借鉴了类似的犹太纪念馆——耶路撒冷的亚德·维西姆（Yad Vashem）犹太英烈纪念中心。因此一些中国人注意到了当前欧洲反犹主义的复苏，并向欧洲的犹太参观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很少意识到传统的西方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而且好像也从未被告知新的反犹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色彩。

【注释】

[1]Xu Xin，“Some Thoughts On Our Policy Towards the Jewish Religion—Including A Discussion Of Our Policy Toward the Kaifeng Jews”，in Roman Malek，ed．，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ƻto Shanghai，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LVI，Nettetal，2000，p．673．

[2]关于毛泽东，参见第85页注释2。周恩来在对波兰进行的一次正式访问期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这位中国总理公开表示了他对那个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日益上升的反犹主义的不满。参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一个犹太人在中国：一本个人回忆录》，《中国犹太人》第2卷，第96页。

[3]佛教和僧侣生活的引进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方式，但是僧侣生活在中国所涉及的永远都只是一小部分人。

[4]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倩红：《困顿与再生》，2003年汉语版。

[5]傅有德教授，山东大学，济南。

[6]The works of Paul Cohen，Irene Eber，Merle Goldman，Jonathan Goldstein，Donald Leslie，Joseph Levenson，Benjamin Schwartz，and Vera Schwarcz，among others，address many of these questions．

[7]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Berkeley LA，1958，p．91．

[8]Moshe Yeagar，“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in China and Israel—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ed．Jonathan Goldstein，Westpoint/London，1999，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