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犹太学术研究及其影响：战略报告

第5章　当前中国犹太学术研究及其影响

1．学术基础薄弱，但前景广阔

在中国这个拥有13．4亿多人口的大国里，研究犹太—以色列历史、文化和希伯来语的专家、学者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然而，他们在过去20年中所做的工作被普遍公认，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今日中国有八九个规模不等、相对活跃的犹太—以色列学术研究中心，还有少数研究机构曾经或重新对这一领域感兴趣，只是目前不那么活跃罢了。不超过20名中国学者（可能15名）和他们的30—40个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犹太研究之中，也可能有将近200名学者和为数更多的大学生也在涉及犹太研究。上海、南京、开封的三所高校可授予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位，另一所济南的高校也可以授予犹太哲学方面的学位，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还可授予中东研究方面的学位。经过25年的长足发展，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犹太研究的学术群体得以建立，并取代了更早阶段单个的、孤立的研究状况。位于南京大学的犹太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也可能是以色列之外亚洲最大的犹太图书馆，拥有藏书7000册。其他的学术机构有规模稍小的图书馆，但很难查阅。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也有一个小型图书室和阅览室。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有现代希伯来语学习班，有12名学生在那里进行为期四年的本科学习，截至2003年已有30名中国学生毕业。在上海和其他高校里也有短期希伯来语基础课程。很多中国人（近100人）正在学习圣经希伯来语。南京协和神学院，是一个培养未来新教牧师的教师培训学院，有许多学生在那里学习。全中国可能有两三个人通晓圣经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中国人也许突破了这一数字）。

从每年中国出版物的数量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学者们的著述量。中国每年出版3万—4万种新书，其中包括大量的翻译书籍（法国2002年的图书出版量达43000种）。每年出版的新书中绝大多数是专业性、文学性的或其他休闲类图书，仅有1000—1500种是关于历史、外国及文化方面的严谨书籍。而这些书籍中每年有10—20种是以犹太—以色列为主题的（包括译著），这一数量正在缓慢增长。多数情况下，这些图书印刷3000册或5000册，个别情况下印刷10000册或再版（这些数字是中国专业学术书籍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与犹太主题有关的图书再次出现在中国，有200—300种得以付诸出版。它们中有许多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还有一些是通俗的、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中国的学者们认为，相对于许多其他的文化，这样的数字已经相当高了。当犹太研究在“文革”之后成为可能时，中国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首先翻译了西方关于以色列和犹太史的著作，然后相继出版了相同主题以及关于以色列政治结构、对外关系和以色列经济及农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中文书籍。从那时至今，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是人们偏爱的主题，已有十余本关于摩萨德英雄事迹的书籍被著述或翻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忠实读者。犹太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出版较晚，因为这些主题对没有宗教经历的中国读者而言比犹太历史理解起来还要困难。最近出版的书籍内容包括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建国的犹太通史或诸如古犹太王国、18世纪犹太教现代化、大屠杀、追捕纳粹战犯、以色列的诞生及成长、阿以冲突以及有关犹太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1995年之后的数年间，深奥玄妙的古今犹太哲学和宗教经典被大量翻译，包括2003年出版的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迷途指津》（Guide of the Perplexed），拉比时期及塔木德的经典《先贤箴言》（Says of the Fathers）及其附录《论和平》（“Chapter on Peace”）。总的来看，犹太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一般性介绍到更多专著出版的转变过程。

然而，很少有中国学者仅专注于犹太历史的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大部分专家的作品内容涉及诸如从古犹太史到新生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及文化，也有关于犹太宗教和以色列经济、阿以冲突、中国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种状况既有其优势的一面，也暴露了其缺点。优点在于反映了中国人通过回顾历史来诠释当今时事的传统，其缺点是缺乏深度和原创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要么是由于难以读懂原文材料；要么是出版商和读者对深刻的分析缺乏兴趣，他们只追求快速便捷的信息；要么是大学内的学术研究在方向上有所限制。纵观1980年至今研究犹太—以色列的中国专家学者，可以看出许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人物已经风光不再了，除了个别几个之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强大而又稳定并具有长期发展规划的犹太学术群体（缺乏长期的学术研究人员可能是主要的问题）。

2000年以来，“因提法达”引起了犹太学术研究的新问题。10—15年前选择当时的热点——犹太和以色列作为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似乎正承受着巴以冲突的压力。他们现在可能会质问自己：就自身的声望与职业而言，犹太—以色列问题是否依旧是最有前途的课题？这也可能导致他们要表达对以色列及其现行政策的不满。对犹太民族而言，重要的是避免过度依赖有限的老朋友，而要去寻找和结交新的朋友。

1992年中国一位著名的犹太专家曾严厉批评本国的学术研究：

“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看，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中国犹太社团不间断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可以自夸在国际上处于较先进地位的唯一领域。”^[1]

然而，这些冷静的话语肯定彰显了中国犹太学者的长处，但也并不掩盖中国犹太学者必须同自身困境做斗争的事实，而中国学者所要面临的困难是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学者很少碰到的。这些专家学者深受最古老而又鲜活的文明的熏陶，而这种文明和古老的犹太文明一样悠久，而且直到19世纪才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他们没有犹太家庭背景，青春年少时也不知道犹太人，即使有可能的话，他们也是很少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切身的联系。他们都经历了中国最为激进的革命，而在那个时期研究犹太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从中国各地涌现出来，在不同的场合、抱着不同的目的“找寻”犹太人。对有些中国学者来说，犹太研究只是增加他们高校职业阅历的一时爱好或者至多是种新奇的事物罢了；而对于有些人来说，犹太研究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倾注其心血的行为。

依据当今苛刻的标准，这些犹太专家学者们还缺乏进行原创性研究的语言技巧（和19世纪以前的欧洲犹太学术研究有诸多相似），但是他们为犹太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独立的路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学者们的研究没有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反犹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传统的熏陶，或者不会被这些传统所迷惑。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很难得到国际评价，因为除一些摘录外无人能把他们的作品由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可能许多人重复使用西方的资料，但也有可能有些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对犹太历史提出了新的见解。犹太人可以从中国的观点中学到某些东西，犹太人有兴趣去认识中国独特、独立的视角，尤其是对中国文字、传说、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时这些方面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至少有一位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耶路撒冷的拉比埃丁·斯坦萨尔茨（Adin Stainsaltz）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巨大学术兴趣作了这样的评论：

问题是他们从犹太教中找到的东西，绝大多数犹太人却看不到，我们需要把这些忽略的东西带回我们的传统之中，这样它们就能重塑往日的辉煌。^[2]

一些中国人的见解虽然朴素但却令人震撼。伟大的作家茅盾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描述成“有政治动机的对良知囚犯的谋杀”^[3]。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中国时期血腥的政治谋杀，对每一个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中国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注意到公元1世纪的犹地亚也曾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西方基督教作家所期待的评论。年轻的学生们对犹太人是没有偏见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找到他们真正的看法。2003年底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做了一项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问卷调查，具体情况详见附录3的“调查结果分析”。^[4]接下来的几段话是学生们的回答，一字不差，未曾改动。按照严格的统计学来说，几段话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恰恰说明了中犹观察家们早已注意到的舆论走向，并且这种舆论走向也反映在书籍和文章之中。学生们被问及的问题是：你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知道些什么？(www.xing528.com)

A．我认为犹太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肯定和上帝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上帝是他们创造的（这不是个玩笑）。

B．犹太人有着长期遭受压迫的历史，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和朋友观念。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不改信其他宗教。

C．历史上犹太民族一次次地遭到镇压，结果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非常珍爱知识，因为知识是唯一不能被别人掠夺走的东西……

很难评估中国犹太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程度。近20年来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已出版和发行的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呢？这些著述对那些精英人物和决策者们产生影响了吗？前面提到的问卷调查，有240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参加，其中145人做了回答，他们是从书本中获得有关犹太人的知识；而这145人当中又有20人则更多地是从《圣经》中获得的。考虑到学生们被要求读很多书，145这样的数字就已经很高了，因为犹太学并不是他们课堂学习的一部分。中国仍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度，但是不能单凭已出版的书籍来衡量中国犹太学者们的成果。他们中为数不多的人数年来教育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学者，帮助组织各种各样的展览，这些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一些人通过电视向亿万中国观众发表演讲；还有少许人为重要的舆论媒体单位和政府领导人提供审慎的建议，他们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2．为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的人

许多人都把外交部的研究中心看作全球热点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一渠道也常常被看作最具有专业性、最富有经验的信息来源。那么，这些机构又怎样与中国学术界融洽相处呢？中国的学术专家，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学者一样，抱怨政府对他们的意见没有足够重视。为了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研究中东、犹太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几个团体同意展开合作，并多次组织召开邀请政府参加的封闭型会议。会议的主题包括阿以冲突、世界犹太人、伊拉克冲突和中国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等。政府的代表来自外交部西亚司和国务院（内阁）的研究中心。没有人知道高层决策者们是否读过会后的总结材料，是否受到影响，然而，中国高层领导人肯定至少偶尔读过公开发表的直接涉及国家利益以及与中东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章。有这样的迹象表明，2003年撰写这方面文章的一位省立大学的作者就收到了一封国务委员的私人贺信。犹太决策者们必须征求中国政府的建议来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找到对话与合作的理想伙伴。

中国呈现出来的关于犹太研究的问题在其他任何重要的友好国家中并不存在：大部分中国犹太学专家的生活和教学都远离国家权力中心——首都。北京是需要增强的“虚弱一环”。

书籍是影响舆论主导者和决策者的重要工具吗？对此有几种观点。一些自己动笔写了许多书的人相信他们的重要性；一些人怀疑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读这些书，读了多少；还有一些人甚至质疑他们的政策建言人是否读书。更为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召开内部高层研讨会等方式把建议直接陈述到决策者那里去。不管怎样，熟知美国并在中国享有政策建议权的中国学者们坚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要比美国同僚们大得多。建议犹太决策者们要注意中国的犹太和中东学术研究，很显然，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将越来越重视倾听专家学者们的建议。

【注释】

[1]Pan Guang，“The Development of Jewish and Israel Studies in China”，The Harry S．Tru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Occasional Papers No．2，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Spring 1992，pp．5—6．

[2]“Talmudist Meets Puzzled Jews in Russia’s Far East”，Forward，New York，28 June 2002，p．1．

[3]Lewis S．Robinson，“The Bible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in Irene Eber，ed．，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LⅢ，Sankt Augustin，1999，p．253．

[4]Ms．Lauren Katz，an American student in Beijing，conducted this survey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03．The author followe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her research and has been authorised to use and quote the results as appropr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