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犹太民族：新时代古文明战略报告

译　序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是隶属于犹太事务局（the Jewish Agency）^[1]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JPPPI）发表的针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报告。作者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是一位法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哲学和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围绕着欧洲犹太人的中国观、开封犹太人问题在《犹太研究》（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瓦尔德博士还研究以色列的教育科学政策，他撰写的《以色列的工业、科学和大学：一个新成立国家的机遇和问题》曾被以色列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2002年，加入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之后，瓦尔德博士就如何增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到中国、以色列、美国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正是他的考察与研究成果。该报告出版以后，在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许多地方的犹太社团邀请他发表有关中国以及犹太人中国战略问题的演讲，2006年4月和2007年4月，他应邀到美国，会晤了美国犹太社团的高级领导人，并两次被基辛格博士约见，双方就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也成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行量最大的战略报告之一。以色列前总理、现任总统西蒙·佩雷斯曾这样评述这一报告：

“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具有‘母性’的民族。两个民族皆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钱用在孩子身上，用在他们的教育上，用在他们的抚养上。正因为如此，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相当多的——尽管事实上两个民族的联系迄今为止还不太密切。这篇关于中国和犹太民族的重要报告，富有成效地指明了启动两个古老文明国度之间发展关系的诸多契机。值得祝贺的是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确定了这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向——这种思维卓有成效地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方向，它的实施将会极大地密切两个民族之间的当前联系和未来关系。”

作为一篇战略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不仅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而且思路清晰，观点独到，广征博引，体现了学术著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

一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充分评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而且也正在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游刃有余，更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国的决策者热衷于摄取新的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的趋势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新的机遇。但是，在犹太世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关注不够、回应不够的问题，因此，犹太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来考虑，世界犹太人要了解中国，要有中国战略。

瓦尔德博士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十分崇尚文化的民族，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词条有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艺术和文学，还包含语言、基本生活特征、行为方式、共有的文献遗产。文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他们常常赋予“文化”以极大的力量，主张“用非军事手段的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借用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术语来表示的话，“文化”包括所有意义上的“软实力”。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观，瓦尔德博士强调，犹太人的中国战略也应该以文化交往为基础，具体包括：在中国设立犹太组织常驻代表团；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商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和双边关系；为中国商界领导人设立一个论坛，探讨企业家职能和技术创新问题；为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在北京创建一所犹太学术研究中心；对学者、学生和联合学术研讨班给予支持；资助出版物、书籍与翻译工作；建立一个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网站；放映以犹太人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组织犹太电影节；举办公开展览；梳理犹太人对中国的捐款；等等。上述犹太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拓宽中国人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便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寻求两个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协调双方共同关心的地缘政治及全球问题。

瓦尔德博士认为，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以及媒体中反复报道的有关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暴力冲突的场面已经损害了犹太人的形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反犹太主义，但作者担心在日本与西方国家流行的反犹主义势力会在今后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犹太人中国战略的另一目标则是在中国树立恰如其分的犹太人形象，消除误解，增进友谊。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主要探讨世界犹太人与中国的交往，但中以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作者对2003年12月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尽管双方都很珍惜业已结成的伙伴关系，但是，许多客观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使其不得不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保持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同样，阿拉伯产油国也十分重视在经济实力强大的中国保持其稳定的市场份额。除石油以外，中美关系也一直是制约中以关系的重要因素。

作者指出，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紧张已经使以色列两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色列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并且导致中国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以色列政权的排斥和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代人时间。发生于2000年的“预警飞机”事件，严重损害了两国通过二十多年的悉心交往而建立的信任。为此，作者特别强调，美国犹太人应该更加关注美国、中国及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关系，并为改善这一关系而努力，这没有也绝不会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交往中占有很多优势，例如中国人普遍知晓并羡慕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力；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持久的对话并经常访问中国；美国犹太汉学家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致力于增强中犹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中犹学院的影响等。

二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用比较大的篇幅梳理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相互认知的历史。作者指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人和波斯人都知道中国，尤其喜爱中国的丝绸。在早期的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犹太人既是中国丝绸的加工商又是经销商。犹太人何时涉足中国，一直有多种说法。可信的文献和迹象显示，犹太人最早来中国大约是在8世纪到10世纪之间。当时留下的阿拉伯史料中提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2]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希伯来圣经的残片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及其他活动，祈祷文字是写在纸张上的，而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真正交往大约是在宋朝时期，开封犹太社团的存在为其明证。

瓦尔德博士注意到马纳色·本·以色列和巴鲁赫·斯宾诺莎是最早关注中国的犹太思想家。马纳色因为在1655年调停了犹太人与英国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关系而在犹太世界获得了声誉。他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提到过中国存在着犹太人，并把中国犹太人与传说中的十个部落联系在一起。1670年，斯宾诺莎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政治神学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犹太人的割礼与中国人梳辫子的习俗一样，是民族特性的表现形式，并对比了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历与命运。

19世纪，犹太旅行家和作家对中国犹太社团给予了新的关注。1900年，马库斯·内森·阿德勒曾在伦敦发表了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演讲，这一演讲很快就被印刷出来。1909年，商人学者S．M．帕尔曼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一文。帕尔曼也许是第一位强调古代中国没有歧视犹太人事实的犹太作家。1911年，帕尔曼出版了他的现代希伯来语版的Ha-Sinim（《中国人》）——这大概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希伯来语书籍。第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意第绪语作品于1788年在德国出版，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一位渔夫的神话故事。1900年到1939年间出现了更多描述中国文学的意第绪语作品，这些犹太作家们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

瓦尔德博士还描述了欧洲犹太人对中国艺术的狂热喜爱。19世纪以来，许多德国犹太人收藏中国艺术品，1929年在欧洲柏林举行的首次中国艺术展览会上，所有展出的艺术品中，绝大部分的收藏者是犹太人。此后，美国、法国等地的犹太人也开始热衷于收藏中国艺术品。在讲德语的国家里，中国哲学对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从1910年起，哲学家马丁·布伯就将道家思想引介给犹太读者。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道教经典的阐释与翻译。1938年移民到以色列后，他首次出版了《道德经》的现代希伯来语译文本。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还分析了20世纪以来犹太汉学家们在介绍中国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许多犹太学者成为世界级汉学家，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学的价值，呼吁用正确的判断视角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莱温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化持续性问题》、哈佛学者本杰明·施瓦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犹太历史学家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开封、上海、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演变上。(www.xing528.com)

瓦尔德博士还用了较大的篇幅就中国对犹太人的认知历史进行了回顾。中国人初次认识犹太人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紧随新教传教士和《圣经》的翻译而来。当时中国的旅外人士也报道了犹太人在欧洲备受屈辱与惨遭迫害的事实，因此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犹太人也是白种人的受害者。近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曾用犹太人的命运来警示国人，陈天华曾在1903年哀叹道：“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康有为在1909年也写道：“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但是随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威尼斯商人》在中国的流行，许多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刻下了爱财如命、尖酸刻薄的犹太人形象。

在中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认知过程中，上海和哈尔滨犹太社团的历史成为其中很特别的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就此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组织了许多研讨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对哈尔滨、上海犹太遗迹所进行的修复与保护更成为两个民族增强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

三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还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以及犹太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把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当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中国却处于上升趋势。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竞争力，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国家实力的永久和唯一的基础。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中国想在更高层面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更大成就的话，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型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必须更具有创新性。虽然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科学技术是未来发展的生产力，但是，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仍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近年来高速增长，研究人员的数量现已超过日本，“然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率的增长却不能与这一巨大努力成正比。拿专利指标来说，它是科技创新的最佳衡量标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中国的创新表现或者研发产量无法与研发的投入成比例”（参见本书）。瓦尔德博士认为造成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等等。

瓦尔德博士指出，目前的中国十分关注贫困现象，关注民生问题。中国民众虽然羡慕犹太富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犹太人获得财富的深层次根源。中国的在校大学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都在重复着那些曾经流行于西方的陈词滥调：犹太人占有股市、拥有银行、操纵世界贸易等等，这显然是对犹太人理财智慧的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的解读。他们恰恰忽略了这样的重要事实：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靠本民族国际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敏感观察和对世界市场的驾驭能力等。犹太人在知识进步与科技创新方面的出色表现引人注目，他们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只有少数国家才能与之相媲美。作者建议高科技领域的犹太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技术创新者要利用自己在全球的经验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不仅仅是在帮助中国，因为犹太人最终会从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中获益。

瓦尔德博士高度评价了当今中国的犹太学术研究，充分肯定了数量有限的中国学者多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以求，在传播犹太学知识、奠定学术基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认同了犹太学研究的广阔的学术前景，但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犹太学研究现有学术基础的薄弱性，具体表现为：专职研究人员少；成果缺乏深度和原创性；资料缺少，资金匮乏；研究人员外语功力不够，缺乏与国际接轨；等等。

总之，《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这部篇幅不大的战略发展报告，对了解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交往，发展两个古老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者力图构建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心灵互通、智慧相融的桥梁。报告中所体现的丰富的信息量以及犹太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思考。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犹太民族针对中国的文化战略，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他山之石。

另外，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书的中文版版权由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授予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因原著中有几处不符合中国的出版法规，征得作者同意，译稿中作了删改；有几处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出入，翻译过程中仍尽可能保持原著风貌，但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也有个别地方以“译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中文版本的文责由翻译者承担，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与作者本人不承担中文版的连带责任。

这篇报告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晶，在读博士生臧德清承担了大量的翻译任务；五位硕士研究生也分担了附录部分的翻译工作，他们分别是：马丹静、贾延宾、杨校敏、姚宇兰、郭艳花。目前他们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还跋涉在漫漫的求学路上。这本小书也是他们硕士学习期间刻苦努力的一个明证。作为导师，我和他们一样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缘，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致以谢意，也衷心祝愿他们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没有他对于学术的热忱与执着，没有他的理解与鼎力相助，这本命运多舛的小书依然无缘与中国读者谋面。犹太传统中有这样一种理念：一个人若穷其智力潜心学习或倾其所有成就了学问，那他不仅敬畏了神圣，而且营造了一个向善的世界。此时此刻，特别想把这段话送给王刘纯先生。感谢编辑室的郭运庆先生与孙波女士，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孙波女士一字一句仔细核对，精心斧正，她一丝不苟的精神与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格外感动。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的同仁张礼刚、刘百陆、胡浩等也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张倩红

2011年12月2日

【注释】

[1]中国犹太学者将“the Jewish Agency”也翻译为“犹太代办处”，也有国外的犹太学者主张译为“犹太社”。

[2]“加昂”，亦称“加翁”，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为“卓越，荣耀”，是对犹太学院首脑的一种尊称。7世纪至11世纪，在巴比伦和巴勒斯坦涌现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加昂”。11世纪以后，随着巴比伦犹太中心地位的丧失，“加昂”时代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