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课 九十年的尘埃
余秋雨:讲过了宋朝文化,我们又要为元朝拂去尘埃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朝代,历时八十九年,如果回溯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起算,也就一百多年。这个朝代,历来被看成是中原大地被北方铁蹄践踏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然而情况真是这样吗?
就像黑夜迷路时首先要寻找灯光一样,我们要想不在历史中迷失,也只能抬起头来寻找亮点。那么,在我们心目当中,元朝的亮点和暗点有哪些呢?
吕帆:要说亮点,首先是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多瑙河沿岸,北到北冰洋以南,南到我们的南海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缔造者,自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而在马蹄声声、烽火弥漫的征战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们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就灭了四十多个国家,征服了七百二十个民族。用时下很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周双双:还有就是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亮点。比如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新历法,被后人称为“授时历”,他还算出了回归年的时间,也比较科学;还有黄道婆,因为受到虐待她离家出走,到了海南岛,被黎族妇女收留,学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教给了乡亲,极大地推动了长江流域的纺织业。
罗璞:但是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是很严苛的,把人分为好几等,最上等的是统治者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就是当时西域各色名目的人;汉族被分为两个次等,一个叫汉人,另一个叫南人,也就是以前南宋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地位都很低。还有,不得不提一下蒙古军队的残暴,凡是抵抗元军比较激烈的一些城池,攻陷后都被屠城,这在人类史上是残暴的一笔。
余秋雨: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宋元递嬗之间有一些“必需情节”,例如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但从更宏观的世界史观来看,当时更重要的“特殊情节”是发生在合川钓鱼城的保卫战。这场保卫战是我家祖先余玠将军定下的方略,因此请允许我多讲几句。这不完全出于私心,因为这场保卫战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属于大文化的范畴。
成吉思汗是一二二七年在六盘山去世的。按照他的部署,他的部队先与宋朝联手灭了金,然后再攻打宋朝。宋朝一败涂地,却在现在属于重庆的合川钓鱼城组织了一场顽强的抵抗,时间竟长达三十六年。
为什么说这场抵抗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这需要打开更宏观的历史视野。当时,整个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正是攻打钓鱼城的总指挥,因为攻下了钓鱼城就能顺利地控制长江流域,便于南下和东进。与此同时,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继承了成吉思汗浩浩荡荡的西征的步伐,把俄罗斯、伊朗、巴格达、叙利亚、波兰、匈牙利都给占领了,很快又打到奥地利,逼近威尼斯,马鞭已经遥指埃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汗蒙哥却在钓鱼城下被飞石击中身亡。听到这个消息,正在西征途中的旭烈兀立即掉转马头东还,准备回来即位。结果,留下的少量军队已经很难继续远征,而东还的主力又发现即位的并不是旭烈兀,便滞留不前。蒙古帝国由此产生重大分裂,征服世界的宏图再也无法实现。这样一来,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和埃及文明,免遭根本性的破坏。
把这次世界历史的大转折梳理一下,发现决定性关键就是钓鱼城下蒙哥的死亡。这么一想,钓鱼城三十六年的保卫战实在是作用巨大,即使放到人类文明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
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军队本身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型。钓鱼城的受阻和自身的分裂,使蒙古军队中一位重要政治家的文化观念受到加倍重视,他就是耶律楚材。
我们不妨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现象。在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上,他看上去很不稳定。他本是契丹人,辽国的皇家后裔,却进入了金朝,后来又被蒙古人所吸纳。在辽、金、蒙之间,他不断转换身份,但在文化身份上,他却很坚定,那就是汉文化的痴迷者和弘扬者。他热爱儒学和佛学,在跟随成吉思汗的时候就在征途上一路讲解,渐渐地改变了成吉思汗的思想;在辅佐忽必烈的时候,他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维护汉文化的政策。因此,这是一个为历史作出了文化选择的大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把耶律楚材看作是顶级文化人。我认为,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哪里来的陌生人》,专讲他的,大家有空可以找来一读,在那本《寻觅中华》的书里。(www.xing528.com)
元代在文化思维上的根本性转型,是一件大事。接下来,我们才有理由来谈一谈元代的具体文化现象。首先我要问,在你们心目中,元代最主要的文化现象是什么?
王安安:元杂剧。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剧种,有里程碑的作用。在元杂剧之前,中国戏剧还没有成熟。
余秋雨:对,元杂剧。这是我的早期专业,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出版过《中国戏剧史》,里面有很长篇幅论述元杂剧,我今天不能多讲了,因为一讲就有可能陷进去。但是考虑到中华文化的基元性组成,还需要从最粗浅的大轮廓上说几句。
中华文化在具体的艺术项目上,产生得都比较完备,奇怪的是独独戏剧晚熟。早在两千多年之前,与我们并驾齐驱的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有过辉煌的戏剧呈现,而且都已一一衰亡,但可怜我们中国,屈原没有看过戏,陶渊明没有看过戏,连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中国的戏剧姗姗来迟,原因很复杂,我在《中国戏剧史》中专门作过详细分析。
到了元代,我们却终于拥有了它,而且拥有得非常富足。原因之一,是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多数还难于阅读汉文化的多种典籍,因此舞台演出大为兴盛;原因之二,儒家文化并不提倡戏剧扮演,而元代少数民族的统治冲破了这种规范;原因之三,元朝建立后曾一度废止科举制度,使一批文人不知何去何从,便进入民间娱乐场所从事创作,这使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等优秀剧作家大批涌现。这一下,中国文化在戏剧上的一笔欠债,加倍地偿还了。
戏剧的事,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还想问一句:除元杂剧之外,你们还知道元代的其他艺术创造吗?
余秋雨:对,元代。但在讲这幅画之前,还应该介绍一下绘画史的背景。记得我们最早在谈顾恺之的时候曾经约略说过几句,中国绘画在唐宋时期发展鼎盛,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取得很高成就。但到元代,山水画出现了重大动向:由写实而偏向写意,由“无我”而偏向“有我”,成了文人意态的自由抒发。因此,这种山水画,也就成了更高层次的文人画而入主画坛。黄公望,就是这一趋向的中枢人物。他的代表作,正是你所说的《富春山居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浙江富春江一带的景色,为了感受画中意境,我曾经特地到那一带游历。前年一位台湾企业家还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名为“富春山居”的休闲度假村,整个意象便取自那幅画。
说到《富春山居图》,我不能不提一下它在后世游荡的奇怪命运。这种奇怪,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神秘性、偶然性和悲剧性。
在黄公望身后,这幅画先被画家沈周收藏,多少年后又落到了董其昌的手里。再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落到了江苏宜兴一个姓吴的人家。姓吴的收藏家太喜欢这幅画了,以至他临死的时候要求用这幅画来殉葬,其实也就是在灵堂焚毁。正当家人把《富春山居图》投进火盆的时候,他的侄子来了,一把抢出了《富春山居图》。他觉得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什么也看不清了,那就换另外一卷画去殉葬吧。可惜抢出来的画卷,中间一条已经被烧,于是这卷画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一长一短的两幅画。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是长的那半幅,一看之下非常兴奋,题了两百多个字,说这幅画如何如何好。过不多久,乾隆又得到一幅几乎同样的画,其实这后到的一幅是真品,但是乾隆搞不清,于是那一真一赝两幅画就一起在宫里藏着了。短的那半幅也经历了复杂的流浪命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了上海的收藏家吴湖帆手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浙江博物馆收购。藏在清宫里的那半幅,在解放战争后期被运去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你看,一幅被火烧过的《富春山居图》,一半在台湾,一半在浙江。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在兵荒马乱中对文化的虔诚。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都在努力促成一件事,就是让这两幅画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展出。这件事很快就能做成。
诸位也许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在一幅古画的收藏过程中花费那么多口舌。其实,我是看上了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我们现在自由享用着很多古代文化,并且还要传给后代,看来是正常和必然的事情,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一切文化要向后代传递,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灾祸,例如焚毁、割裂、假冒、错判、误鉴,等等。而且,越有价值的文化越会这样,价值和毁灭全在一线之间。因此,永远需要有一批人,成为文化的抢救者、寻访者、守护者,忠心耿耿,甚至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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