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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

时间:2024-01-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里,我们来讲讲一分为三的问题。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能建立起一个自认为满意的一分为三的体系。这就是典型的一分为二的方法。事实上,任何两分的状态必然处在一个统一体当中,对立的双方必须连在一起,相反相成。斗争只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不同方面的同一、统一才是正常状态。

中国文化: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

【第九讲】 一分为三: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

汉 青龙纹

中庸之道时,我们说中庸就是用中。既然有用中,是不是还有用上、用下、用强、用弱呢?既然有一种处世方法叫用中,是不是就意味着还有别的方法?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有人主张用弱——老子倡导用弱,而不主张用中。他认为“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法家主张用强;只有儒家主张用中。这样,实际上就有用中、用强、用弱三种选择。这里,我们来讲讲一分为三的问题。

有的朋友知道,我一生中讲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一分为三。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能建立起一个自认为满意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体系一定存在,只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述方式来阐释它。不过,这一讲中仍有很多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历史资料可以借鉴,甚至还有人公开反对。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不妨来共同进行理论梳理与建设,把一分为三的问题搞清楚。

1.一分为二:正确但不够完善的理论

我想先从一分为二谈起。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命题,在中国又叫二分法两点论,或者叫矛盾统一、对立统一、矛盾论等等。无论名称是什么,其实谈的都是一分为二。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说,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光明;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这些都是所谓的二分法或者两点论。一分为二比起对事物不加分析、笼笼统统地混为一谈的看法进了一步。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接触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中国人把世界分成阴和阳。这就是典型的一分为二的方法。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起初往往是模糊不清,混而沌之的。这是笼统的“一”。然后我们对“一”进行本质的区分。比如说,把它分成阴的一面和阳的一面,即,一分为二。以前,我们一般到此为止。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只是刚刚进行了一半。尽管是很重要的一半,但是往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过去我们大多停留于此,止步不前。并不是说到此为止就不对,我们甚至可以从经典上找到很多一分为二的根据。比如说,《周易·说卦》记载:“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句话阐释了圣人创立的一种道,大概就是《系辞》所说的“三极之道”。哪三极呢?就是天、地、人。每一极里面再进行二分。所以,“立三极之道”并不是立三分之道。事实上,在天、地、人三极里面都是二分法。所以这套理论是把整个世界进行二分的。《系辞》更加明确地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完全是二进制。即,从一到二、二到四、四到八的一个发展过程,根本与三无关。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已经把大自然分成阴和阳。尽管,这种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了,但是还很不够。这种不足反映在理论上,表现为我们过去对“对立的统一”研究得比较少。我们把事物分成阴和阳,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之后怎么办呢?阴、阳将怎么发展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考虑。

1.1一分为二的第一个缺点:忽视中间力量

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以一分为二作为思维、行事的哲学基础。不过,一分为二有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容易忽视中间力量。把事物分成两个方面,中间这部分就被忽略了。这是二分法最致命的缺点。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布什积极主张反恐。打击恐怖主义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布什现在却弄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原因就是他用二分法考虑问题,树敌过多。他的基本观点就是:要么支持我的主张,一起反恐;不同意反恐的,就是恐怖主义者。所谓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过去我们在阶级斗争当中,也经常采用这种办法。直到晚年,毛泽东同志才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可见,晚年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不光有左有右,还有中;中间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中间力量处在一种不稳定的,不停分化的状态中。从马克思列宁都持这种观点,说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分化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中间力量不停地向两极分化。马克思从经济学上证明,中产阶级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也在不停地分化,产生出中产阶级。其实,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力量。尽管中间力量不断地变化,但它绝对不等于零。它不停地分化,融入两极;而两极又不断地派生出中间力量的成员。所以,中间力量时而大,时而小,但不等于不存在。二分法忽视中间力量的存在,在实践工作中往往带来很大的问题。

1.2一分为二的第二个缺点:强调斗争,忽略团结

二分法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强调斗争,忽略团结,容易演化成斗争哲学。我们知道,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指导我们行动的哲学思想慢慢变成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干脆明确提出,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个思想就是典型的二分法思想,它把事物从本质上分成两个方面;然后特别注意、关心这两方面的差异、不同和斗争,认为它们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之中,最后得出一个斗争哲学。认为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事实上,任何两分的状态必然处在一个统一体当中,对立的双方必须连在一起,相反相成。斗争只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不同方面的同一、统一才是正常状态。

在这一点上,《矛盾论》中有一处似乎值得讨论。它的第五章倒数第二段有这么两句话:“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理论上的误区。如果我们从特殊性和普遍性来看,普遍性应该存在于特殊性当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是一,特殊性是二,一住在二里面,没有二,一就没地方住了。譬如说吃水果。我们实际上吃到的不是水果,而是梨、桔子、香蕉等具体的东西。水果是普遍性的,它寓于梨、香蕉等特殊的东西里面。既然斗争性寓于同一性当中,如果没有同一性,斗争性就没地方呆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下面的结论很明显应该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可是《矛盾论》把这个关系弄颠倒了,它的基本思路是:斗争保证了同一。这个颠倒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基本战略性的错误。我们一直强调斗争保证团结。其实应该是团结保证斗争。没有同一,怎么会有斗争?大家不在一个屋子里面,怎么斗?怎么批判?怎么反对?所以,大家必须在一起,才能彼此斗争。况且,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互相依存的。斗争性要依赖于同一性,同一性也要依赖于斗争性。它们二者是互补的,相反相成的,并不是谁住在谁里面的问题。所以,“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后面的结论就更加不对,完全搞颠倒了。

1.3出现“一分为二”的两个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因为这个观点的理论依据就是一分为二的思想,认为事物是分成两个方面的,它们整天都在相互斗争。从历史上看,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跟一个人、一个政党、一种理论的不成熟状态有关系。列宁曾提出反对“左派幼稚病”。幼稚就是不成熟。成熟之后,自然就不会再犯这个病了。小孩儿看电视时总是问妈妈,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就是一分为二地考虑问题,是幼稚时期的必然状态。如果妈妈说,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小孩儿就没法接受,不能理解。他的幼稚就表现在这儿。一分为二极其鲜明清楚,连幼稚的小孩儿都能掌握和接受。可是,如果说一个人也好也坏,小孩儿就不能接受。只有成熟的有生活经验的人才能够理解。一个政党、一个理论也是如此。当它强调一分为二的时候,尚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还刚刚起步,必须继续往前。一,分为二以后,两者并不是隔绝不通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使得它们不再是二,而成为三了。此时,整个过程才算告一段落。

一分为二,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幼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跟客观形势的尖锐、激烈、紧张程度有关,也就是与斗争状态的尖锐化直接联系。两方在战场上打仗,这个时候,站在两个阵营中间最危险。斗争的尖锐性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支持其中的一方,站到该方的战壕里去。支持哪一方无所谓,只要跑到一个战壕里边去,就比在战场中间安全。所以,斗争的尖锐化是一分为二出现的历史条件;政党或者个人的幼稚性是一分为二得以存在和传播的条件。因此,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斗争的尖锐性和政党的不成熟,我们一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并不完满,也不彻底。

1.4“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哲学界进行过一次“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时任高级党校校长的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问题。合二而一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既有理论,只是大家以前总是睁着眼睛看一分为二,所以忽略了合二而一的思想。杨献珍说,在一分为二之外或者说在一分为二以后,是不是还有个合二而一的阶段呢?除去一分为二,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考虑合二而一这种状态呢?这是一个纯理论问题,或者说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历史上本来就有的命题,并不是什么创见。可是在60年代,这却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事件,被套上投降、变节、出卖等等一系列罪名,最后引起一场持续了好几年的大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合二而一就是其理论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大概在80年代初,又有人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好像有点平反的意思,但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也没有对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也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或者叫一分为二的学说。在西方,一分为二也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对一分为二的研究比较深入。他提出正、反、合三点。正和反是一分为二;合就是合二为一。可见,西方人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而我们一直在对立的同一性以及对立的统一性的问题上糊里糊涂。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立的同一;一个是对立的统一。统一跟同一不同,统一是说对立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一起,在一个圈儿里边,集中在一个东西上。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里面,简明扼要地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概括为:“统一物之分为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的互相关联,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统一物为“一”;被分成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就是一分为二。到这里只说了一半。下面的“以及它们的互相关联”,指出对立的两方面还有所关联,也就是合一的问题。“一”分成“二”,分成互相排斥的“二”;“二”之间还有互相关联、合一的问题。一分为二的同时,还要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一分成两个以后,两者又重新合在一起。不过,这个重新合出来的“一”,跟原来的“一”不同了。通过把原始的“一”分成两个方面,我们对它有了深刻的认识,发现它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组成的。比如,天由阴阳组成;地可分为刚柔;人可解为仁义。“一”被分成了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互相关联,又重新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一”。这个新的“一”跟初始的“一”大不一样。“辩证法的核心”所蕴含的这个思想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只是我们对对立的统一性缺乏认识,因而没有注意到对立双方的相互关联。也就是只注意到一分为二,而忽略了合二为一。

1.5对立的同一性

同一是说对立的两个方面虽然是对立的,但是它们有很多共同的、一致的属性。过去,对立的同一性被解释得乱七八糟。其实,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把这个问题谈得非常清楚。同一性包括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互即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撰写的:第一编谈相互依存,第二编谈相互转化,第三编谈相互即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他就是用矛盾对立同一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的。他从阶级的角度指出,同一有三个方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指出,对立的同一有三个方面。可是在《矛盾论》里,却只讨论了两个方面。《矛盾论》说矛盾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互相依存,另一个是互相转化。第三个方面不见了。其实,这第三个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前两个方面。第一和第二方面的根据,那个老底儿就在第三方面里。对立的双方互相即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失败就是成功。消费就是生产,因而消费可以促进生产,可以拉动生产。我们国家最近提出拉动内需的问题。扩大消费,实际上就带动了生产。马克思讲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鞋匠做鞋,在消费皮子的同时也在生产皮鞋。生产皮鞋就是消费皮子,因此生产就是消费。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所说的,成就是毁,即是马克思的这个意思:制成了一双皮鞋就是毁掉了一张皮子,生产了一双皮鞋就是消费掉了一张皮革。正因为成与毁互为对方,所以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依存;在另外的条件下却能互相转化。

认识到对立的两方面有同一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矛盾论》恰恰没有讲这一点,以致我们一直只是在浅层次理解对立同一;完全没有找到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对立会同一。现在我们知道了,对立之所以还会同一,根本原因在于对立的双方有同一性。忽略了这一点,整个哲学就是肤浅直白的,或者可以说是通俗的。这是关于一分为二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简单来说,一分为二是对的,但是不够完善。之所以不完善,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一些重要观点在理论界和实践中有偏颇,有缺失。曾经有人试图用合二而一来补充、发展一分为二,结果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使认识更加混乱。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多观点、看法已经清楚地证明仅仅谈一分为二是不对的。下面我就谈谈一分为三的问题。

2.一分为三:对立双方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分为二就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那么对之进行补充,使之更加完整的观点应该就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三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假设有个东西,就是“一”,然后又有一个东西,两个加到一起,一加一等于几?在这里,一加一等于三。为什么呢?“一”加上另一个“一”,不是二吗?的确是二,但是这两个东西之间还存在有某种关系。不管是什么关系,总之,它一定存在。那么,初始的“一”加上后来的“一”以及二者所形成的关系,就是“三”。只不过其中一个是虚的,另外两个是实的。尽管道理很简单,但是要想把它讲解清楚却很不容易。我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他们之间有关系,可能是母子关系,可能是夫妻关系,也可能是别的关系。不同的关系使得“一”加“一”的内容出现了差异。一加一等于三的关键就在这儿: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一”加“一”的命运。这是对一分为三最通俗的解释。其理论要复杂得多,在形态上也不像上面的例子这么简单。下面我谈谈三分法的各种形态。

2.1一分为三的几种形态(www.xing528.com)

2.1.1三个实体的形态

我们在谈中庸之道时,为了便于大家掌握,曾把它分成四种形态。对于三分法,也可以从形态上加以划分。第一种形态——三个实体,即,三个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上文提到,毛泽东在晚年指出,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左派、中派、右派是三个实体,不过,不一定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在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三个实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刚才,我谈到《易传》的天、地、人“三极之道”。在另外一本书里,也有一个关于三极之道的非常有趣的观点。这本书叫《关尹子》,它的作者据称是关尹子。假如真有关尹子这个人的话,他应该生活在战国时代。但是,我们至今不敢确认这本书的年代。有人说它是后人假托关尹子而作,有人说它早已有之。总的来说,它可能是战国中后期的东西。《关尹子》里有一篇叫《三极》,以蜈蚣、蛇和青蛙三种动物为例证,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指出,这三种动物是互相制约的:蛇吃青蛙,青蛙吃蜈蚣,而蜈蚣却能制服蛇。三者之中没有绝对的强者,而是形成了一个循环制约的关系。我们现在大概会觉得蜈蚣制服蛇这一点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包括《庄子》在内的其他几种古代文献都曾这样说。《抱朴子》甚至非常详细地解说用蜈蚣制服蛇的过程:你要上山,可是山上有蛇。那么,你就拿上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一只蜈蚣。然后,你就放心走吧,一路绿灯,所有的蛇遇到你都要跑掉。我以前不大相信这个说法。可是,就在前些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报纸我忘了,一个科学家说,蜈蚣能够分泌一种制服蛇的毒液。如果蜈蚣爬到蛇身上咬它一口的话,蛇血马上就会凝固。可见,古人说蜈蚣能制服蛇,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小孩儿有一种游戏叫将进宝”,也叫“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这三种东西也是互相制约的,不存在一个绝对强者,因而也是一种三极状态,是一种典型的实体型的一分为三。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比较严肃的例子。譬如,我们经常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类来概括所有学科。为什么这样划分呢?因为人活着,无非是和自然、社会,或是自己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人作为一个存在物,无非就是建立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这三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问构成自然科学;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构成社会科学;人与自我的一整套关系的学问就形成了人文科学。这三方面把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包括了。我们现在不大愿意用“科学”这个词称呼人文学科,好像科学”是特指。其实人文学科也是一种科学。另外,我们经常说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这个说法不大全面。如果再加上一个制度文明,就把社会的文明状态全部囊括了。任何一个完整的文明,都能从结构上分为这样三个部分。

三个实体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两种,即,有相克关系,也有相生关系。比如,三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它们是互相辅助的关系;蜈蚣、蛇和青蛙三种动物则是互相克制的关系。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蜈蚣被另一种动物,蚰蜒所代替。可见,中国的三极思想传播得非常远。但是,人们很少真正从哲学上来分析、认定一分为三。也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对实际工作的意义和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帮助作用。

2.1.2二实一虚的形态

下面我想谈谈一分为三的第二种形态——二实一虚。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体制设想由政府来控制、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万能的政府能够把市场上所有的供求关系都搞得清清楚楚,所以计划经济往往失败。相反,市场经济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控制。如果生产过剩,价钱自然就便宜了,便宜就要赔本,赔本就会有一部分人退出,退出之后生产就减少了;生产少了,价格就上涨,赚钱就多了,于是就有人加入进去。退出、加进;买进、卖出,都由看不见的手——供求规律在控制。供求规律是看不见的,虚的东西。买方和卖方则是实体。我上菜市场买菜,说给我一斤萝卜。商贩说一块钱。我说八毛吧。他说不行。最后九毛成交。既不是他要的一块,也不是我砍的八毛,而是中间价九毛。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调节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双赢关系:卖的人满意,买的人也满意;卖的人觉得自己赚了,买的人觉得没有多花钱。买方、卖方加上看不见的手,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行为。这是一个最标准、最容易理解的一分为三的具体形态。

大家都知道“尧舜参眸子”的典故。尧和舜很了不起,他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能够未卜先知。古书上说他们有三只眼睛。眸子就是眼睛里面的黑色瞳仁。三目里面有一个大概是打开的天目。这个眼睛当然是不存在的,是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很好地运用左右两只眼,就会生出第三只眼来。两只眼睛同时看东西,就不会片面了,你将从全面性中得到一个完整的看法,于是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第三只眼。跟看不见的手一样,它是虚的,其实是看不见的眼。普通人没有第三只眼;只有掌握了事物的本质规律之后,人们才能拥有它。就是说,“一”加上另一个“一”,会生出来一个“三”。进一步分析,这其中还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在谈中庸的时候,曾经讲过不A不B、亦A亦B。什么叫“不A不B”呢?就是超,超乎A、B之上,超出A、B的局限,既不采取A的状态,也不采取B的状态。不胖不瘦,不卑不亢,不即不离,都是超的状态。超的状态就是“一”加“一”之后,形成了在两者之上的第三个。人类有两只眼睛,第三只就是超出的。它超越了具体的限制。第二种情况,我命名为包,就是亦A亦B,把双方的长处和优点集中起来,形成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两全其美。包兼具了两方面的长处,达到完整而全面的状态。第三种情况,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导。导就是主导、统率、统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譬如说,善和恶是两种极端的对立状态,它们结合之后是什么样呢?也善也恶?不善不恶?显然,超和包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干点善事儿,也干点恶事儿,这不符合道德要求。你说我既不善,也不恶,我超然于道德之外,这不符合做人的行为标准。所以,超和包不能解决善和恶这样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导。中国古籍里把它叫做“至善统善恶”。中国人有一个行为准则叫“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就是说,对于善恶原则不能让步。那怎么办?就用至善来统领善恶。这样就构成了两实一虚的完整统一状态。其实,超也好,包也好,导也好,都是一种两实一虚的三者统一体。

2.1.3两虚一实的形态

在逻辑上,一分为三的第三种形态一定是两虚一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里所谓“三位一体”的说法。基督教、佛教都有这种观点;后来道教也照葫芦画瓢。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体。这个本体可以处在三个不同的位格上,就是“三位一体”。实际上,这其中只有一个实体,另外两个都是虚的。比如,在基督教里只有传教士是真的;或者说,在圣父、圣子、圣灵之中,只有圣子是真的。圣子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创造了基督教。而圣父和圣灵都是假的,虚的。圣父是圣子的肉身来源,圣灵是他的精神来源。一个管着肉体,一个管着精神;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本体分成三个位格。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也是这样二虚一实的状态,即,只有和尚,也就是僧是具体的,佛和法都是虚的。

除去宗教的“三位一体”,其实在很多地方,两虚一实的状态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大家都知道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他认为,本我是不好的;超我是好的;本我和超我共同组成了一个自我,因而自我介乎于两者之间,统摄本我和超我。超我是灵,本我是肉,每一个人都是灵与肉的结合,这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自我。类似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述。譬如说,佛教禅宗里边有一个故事叫“三番山水”。说的是,有个和尚到一个庙里去修行。刚来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跟普通人一样。修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尚醒悟,一切山水都是因缘凑合起来的,本质上并没有山、没有水,山和水都是空的。这样,和尚的认识就加深了一步,但是并没有到此为止。继续修行了若干年后,和尚发现,因缘凑合的山水就在具体的山水当中。因此,他说,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在这个故事中,第一个阶段,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第二个阶段,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其实,中国人还有由凡人圣,再由圣人凡这样一种说法。凡人开始修炼自己的道德和认识能力。到了一定阶段,达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圣人。但是圣人必须再返回成为凡人。只有这样,圣人才是真实的、真正的,才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圣人。在由凡入圣,由圣再入凡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第一个凡是真实的;另外两者都是虚的。圣只是一种状态,是虚的;由圣再入的凡,是凡圣结合的状态,虽然是最佳的理想境界,但也是虚的。

马克思在谈认识的时候,谈到由具体到抽象,然后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很多人不理解,如果你有中国学问的底子的话,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这个观点。认识事物一定从具体开始,然后把它抽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抽象以后,过程只进行了一半,必须继续再往上,由抽象再回到具体。事物的本质就隐藏在具体之中,所以我们要把抽象再落实到具体上去。第二次出现的具体,不同于第一个具体。整个过程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因此,我们可以给第二个具体取个名字叫“具象”——既具体又抽象。在具象、抽象、具体这三个东西当中,只有具体是实在的,另外两个都是虚的。我们对具体进行认识,达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象。一切认识过程都是这样的。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任何事物都是否定之否定”,说得相当深刻。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笼统的个体。我们认识一个具体的个体,发现它的本质,再由这个个体推广到其他,由具体到普遍。比如说,我就是我,我是庞朴。我对我自己进行分析说,我是一个人,人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也是抽象的概念。必须把这样或那样的人的普遍性再落实到个人身上。从肯定出发;否定了肯定,到达否定;然后再否定这个否定,又回到最早的肯定。简单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三”,“一”就是“三”,“三”就是“一”。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把普遍性和个别性结合起来的一个特殊性。个别、特殊、一般,这三个层次,集中于一体。任何一个“一”都是“三”,或者再准确一点说,被理解了的“一”都是“三”。不被理解的“一”就是混沌,原始的“一”;认识了这个“一”,它就是“三”。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认识了的“一”,有两个对立的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会按照一定条件、一定关系统一在一起,因此它又是“三”。三者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实,另外两个虚表现为被理解的过程。这就是一分为三的第三种形态。

2.1.4是否有第四种形态?

那么,是不是还有第四种形态——三个虚呢?从逻辑上说,应该有。事实上有没有呢?坦白讲,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如果这个形态存在的话,很可能是人们设想的一个状态。譬如道教说“一气化三清”。三种元气——玄、元、始,它们化为三清天。三清天是仙人所在的最高境界。不过,这个说法有点玄妙难言。另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刚才我说的三实、两实一虚、两虚一实这些三分法的形态,实际上都是从空间上来说的,或者用时髦的术语说,叫做共时性的状态。那么有没有历时性的或者说从时间上来划分的呢?我们可以把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理解成时间上的演进。老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又回到那个“一”去了。我们再举个例子,现在有所谓的“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等等。我理解,这个后什么主义,实际上就是时间上的第三段。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后现代化。既然有后现代化,当然就应该有前现代化和现代化。在现代化以前,历史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现代化就是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那一整套玩意儿。现在,人们发现,现代化本身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于是提出后现代化的概念。后现代化理论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前现代化。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前现代化自有它不可抛弃的优点,使之与现代化的长处相结合,就产生了后现代化理论。这实际上就是时间上的“包”。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入糊涂更难。”由聪明入糊涂更难,这是否是一个“后聪明”呢?由糊涂到聪明,然后由聪明再回到糊涂,这实际上就是我说的由凡入圣,再由圣入凡的问题。它展现了时间上的演进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并没有被随手扔掉;或者曾经被扔掉,而到了第三阶段其优点被重新发现了。这些优点被继承并统一到一个新的东西里面去,这就是第三个东西。这个过程在空间上是否成立呢?另外,我谈到的这许多形式,都是一维状态的,是否存在二维的、三维的或者多维的状态?这些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不敢乱讲。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进一步研究。

2.2一分为三的各种理论

在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三分法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易传》的“三极之道”。《逸周书·武顺》篇说:“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人如果有中的话,就可以达到三的状态;如果无中的话,就只能停留在两的状态。我理解,两就是一分为二的状态,三就是一分为三的状态,参就是三。其先决条件是有中或者无中,这个中就是中心的中,就是思想,就是认识,就是意识。人如果有一种认识、一种境界的话,就能达到参的状态。刚才我说一分为二的流行,跟一个团体的幼稚状态及斗争环境的紧张程度有关。幼稚至少是一种无中的状态,缺乏认识能力,没有认识条件。因为无中,只能看到两;如果有中就能达到参。《逸周书》尽管成书比较晚,但是现在来看,其中有些内容可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东西。有中和无中谈到了三分法和二分法的关键区别,我觉得很重要。

另外,屈原在《天问》里曾经提出一系列关于宇宙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是:“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地被打开了,然后有了阴阳,阴阳处在“三合”的状态。它为什么能处在三合的状态中呢?它根据什么呢?它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何本何化”,就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阴阳是两个东西,怎么会是“三合”呢?历代讲《楚辞》的人对此作出各种解释。有人说这里的“三”是天、地、人;还有人说“三”是阴、阳、天。一直到近代,闻一多说,“三”就是参,意思是阴阳参合在一起。这些讲法都有些问题。我认为,一个阴,一个阳,它们之间有关系。阴阳之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关系,或者阴战胜阳,或者阳战胜阴,或者势均力敌。这种关系就是第三者。所以,虽然只提到阴阳,但实际上有三种东西:阴、阳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个生动而具体的世界,否则就只是抽象的阴和阳。

在《管子·枢言》篇里,还有一个“两生而参视”的说法:“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什么叫“两生而参视”?我们知道,“生”在许多时候跟“性”是相通的。“视”就是看,它的另一个义项是示。视如果作看讲的话,是从我这儿看出去,从主体到客体;如果作显示、表示讲的话,那就是从客体到主体。一个客体,从其属性上来说它是两,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三,这就是“两生而参视”。“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这句话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断句方法:“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可是,不管怎样断句,“两生而参视”,都是一个关于三分法的理论。就是说,尽管从性质上讲,事物可以被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是它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有三者。

第一个对一分为三的思想进行比较系统、完整、深刻诠释的,大概要算宋代思想家张载。张载说“地两天三”,他还发明了一个符号:。张载说,地是两分的,天是三分的。他企图把历史上的两分和三分观点统一起来。他说,如果从天的角度来看,天是三;如果从地的角度来看,地是两。地是两分刚柔;天有太极和两仪,因此是三。就是张载所理解的太极和两仪,他认为这是天的状态,并把它叫做“参其性而两其体”。天下万物,就体而言,是两;就性而言,是三。这个观点倒有点像我刚才谈到的两实一虚的看法。张载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用“体”和“用”这对概念来分析问题了。从体上看,万物是二分的——阴阳、刚柔、仁义、上下等等;但是,把两个体合在一起,事物的属性就变成了“三”,因为两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形成了合一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那个统一物,而统一物是“三”。可见,“参其性而两其体”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

张载之后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大概是迄今为止对一分为三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中国学者,可惜他的学说传播得不广。他对三分法有很多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明了一个符号。这是一个字,读作伊。有时候在外面加个圆圈,就叫圆伊。本来是一个梵文字母,方以智借用它来诠释整个世界。他认为,有了这个符号,就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符号下面的两点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二”。它们被一个“一”或者包括、或者超越、或者统率着。“二”和“一”的关系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包、超、导,即,或者是“两地而参天”,或者是“两其体而参其性”。总之,方以智用一个符号把前人所有关于“二”和“三”的解释全部囊括进去。他的思想确实很深刻,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讲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他的书来翻翻。虽然很艰涩难读,但是要想了解一分为三的理论,就不能不读方以智的著作。

在西方,黑格尔以后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世界3的理论。“世界3”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一般把世界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世界1,主观世界是世界2。波普尔说,还有一个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我们想问题,形成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有其客观的内容,思想的客观内容构成了世界3。世界3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没有主观的客观,就是“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这个表述方式非常别扭,其核心思想就是说,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世界。

关于三分法的理论,我就介绍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有关的书籍。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人说,你讲了半天一分为三,口干舌燥,实际上另外有更好的办法,叫一分为多。确实有人这样跟我辩论:一分为二固然太片面,太狭隘,一分为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一分为八。比如说,一年四季就是一分为四啊,五行就是一分为五啊,八卦就是一分为八啊,所以我们不如干脆一分为多,这样更好,更省事。这种想法当然省事,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于认识事物非但无补,而且还会导致混乱。简单来说,一分为三就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加上对立的统一。一年分为四季,那是纯人为的非逻辑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它反映了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并不是纯人为的。但是,严格说来,四季实际上只有三季——最冷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和不冷不热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和秋天在逻辑上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一分为多是逻辑上不彻底的表现,其他的一分为五、一分为八更是这样。在黑和白之间,你可以细分出无数种不同的颜色来:深灰、浅灰、淡灰等等。但这并不等于一分为多,确切地说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灰是介于黑白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可见,一分为多在逻辑上是不彻底,不成立的。

还有人用中介来取代一分为三的观点。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书。它以一分为二为基础,但是增加了一个中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环节融合。”中介包含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对立双方的差异。一切差异都将在中间慢慢融合。中介的意思就是,它在中间起媒介的作用,把甲介绍给乙,也把乙介绍给甲,使得甲和乙联系起来。比如说黑和白,中间的灰就是黑、白的融合状态。我们不是谈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吗?怎么转化?就通过中介转化。我看到有人写过《中介论》。其观点很保守,跟正统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我认为中介论只是一个很浅显的描述,几乎不成其为理论。

另外,历史上还有一些人夸大了一分为三。董仲舒就是始作俑者。他说,一个月有三旬,三个月成一季,日月星是三光,天地人叫三德。其实,这些都是纯人为的东西,而且这样简单的三分也没有多大意思。后来,班固进一步渲染了这个说法。他说一公有三卿,一卿有三大夫,一大夫有三士。这完全是生硬地给政治生活涂抹上形而上的色彩。他还说:“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过分夸张地用“三”来解释一切事物,其实反映的只是未经思考的表面现象,反而糟蹋了一分为三。这种情况在现代仍然存在。我最早提出“一分为三”大概是1981年在黄山开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学者很赞同我的观点。他说曾看到两性人如何如何,弄得很倒胃口。这就是一种不加思考的表面现象的描述,恰恰是误解了一分为三。关于一分为三,我就讲这些内容。如果大家深入思考,会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我希望有人能够继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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