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胼胝体：探索人工智能未来

意识还有一个主要方面是能够预见未来，我们称之为“先见之明”。这是一种计划的能力，用社会术语来说，是勾勒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或事情的能力，但在社会交往中，这种情况尚未发生……这是一个系统，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代表我们最佳利益的机会……我认为“自由意志”是我们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我所爱、做我所选，而且我们坚持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理查德·亚历山大，美国生物学家

植物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仅仅是因为它没有眼睛、耳朵或大脑吗？如果我们说它是机械，且只靠机械作用，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他那些明显非常谨慎的行动也是机械的？如果在我们看来，该植物是靠机械作用来杀死并吃掉一只苍蝇的，那么对这个植物来说，是不是人一定不是靠机械作用杀死并吃掉一只羊的呢？

塞缪尔·巴特勒，英国作家

众所周知，大脑有着双重结构，那是不是大脑也有两个器官呢？“看上去是各自分工的，但却又是密切合作的。”^[177]

亨利·莫兹利，英国精神病学家

冗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大脑新皮质部署的一个关键策略。但大脑中还有另一种程度的冗余，因为它的左右半球，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大致相同。正如某些区域的大脑新皮质通常负责处理某些类型的信息，在某些方面，大脑半球还有某种程度——例如，大脑左半球通常负责口头语言。但是，我们也可以重新安排这些任务，只要我们可以仅靠一个半球来生存和运作。

美国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斯特拉·德博德（Stella de Bode）和苏珊·柯蒂斯（Susan Curtiss）对49名儿童进行了研究，这些儿童都接受了大脑半球切除术（切除其大脑的一半），这是一个罕见的手术，那些患有危及生命的癫痫症的患者会接受这种手术，术后仅靠一个大脑半球生活。一些接受手术的孩子出现了缺失，而这些缺失是特定的，病人的性格还是很正常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健康成长，研究者很难看出他们只有半个大脑。德博德和柯蒂斯曾写道：切除左脑的孩子“尽管切除了‘语言’半球，仍能很好地掌握语言”。^[178]他们还介绍了这样一个学生，他成功地读完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大脑半球切除术对整体认知、记忆、个性和幽默感只有很微小的长期影响。^[179]2007年，美国研究人员希尔伍德·麦克莱兰（Shearwood McClelland）和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做了一项研究，表明大脑半球切除术对成人也有类似的长期的积极成果。^[180]

还有一个10岁的德国姑娘，她出生时只有一半大脑，然而报道称她也相当正常。她甚至有一只眼睛视力极佳，而大脑半球切除术患者手术后会失去一部分视觉区域。^[181]苏格兰的研究员拉斯·努穆克里（Lars Muckli）评论说：“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我们很惊讶地看到这个女孩在发育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半脑’生活、如何弥补不足。”

这些说法显然支持大脑新皮质的可塑性这一观念，并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大脑，而不是一个，不论具备哪个半球我们都可以正常生活，这一点很有趣。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大脑半球，实际上只是失去了仅储存在大脑半球中的皮质模式，但每个大脑，就其本身而言，都是非常完整的。这么说来，是不是每个半球都有自我意识？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明。

再来看看裂脑患者，他们仍拥有两个大脑半球，但联结两个半球的通路——胼胝体被切断了。胼胝体大约由2.5亿个轴突组成，联结左右大脑半球，使两者能够相互沟通和协调。正如两个人可以密切进行沟通，但他们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整体而存在，是个体决策者，两个大脑半球也是独立的，分别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由于裂脑患者的胼胝体被切断或损坏，所以虽然两个大脑半球机能完好，却不能直接进行通信联系。为此，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18]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确定裂脑患者的每个半球是如何作用的。

裂脑患者的左脑通常会看到右侧视域，反之亦然。加扎尼加和他的同事在裂脑患者的右侧视域显示一张鸡爪的图片（患者的左脑可以看到该图片），并在其左侧视域显示一张雪景的图片（患者的右脑可以看到该图片）。然后，他又向裂脑患者展示了很多图片，使两个半球都可以看到这些图片。他让病人选出和他看到的第一张图片匹配的图片。患者的左手（由右脑控制）指的是一张铲子的图片，而他的右手指着一张鸡的图片。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良好——两个大脑独立运行且都有感知。“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加扎尼加问病人，病人回答说（由左半球的语言中枢控制）：“很明显鸡爪是属于鸡的。”但随后病人低下头，注意到他的左手指着铲子，立即解释说（还是由左半球的语言中枢控制）：“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棚。”

这是一种虚构症。右半球（控制左手臂和左手）准确地指出了铲子，但由于左半球（控制口头回答）看不到雪景，它虚构了一种解释，但却没有意识到这是虚构的。主要是由于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该行动，也从来没有作出行动，但却认为他做过了。

这意味着，每一个裂脑患者的两个半球都有自己的意识。左右半球似乎不知道身体是由左右脑控制的，因为它们学会了相互配合，而且它们分工合作达成一致的决定，每个半球都认为另一个半球的决定是自己作出的。

加扎尼加的试验并不能证明一个拥有正常机能的胼胝体的人有两个意识半脑，但它暗示了这种可能性。胼胝体使两个半脑有效合作，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是独立的大脑。每个大脑会认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它作出的，因为它们在决定谁作出决定这方面势均力敌，而且一方确实会对另一方的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通过胼胝体与另一半球合作）。因此，对每个大脑来说，似乎都是自己在控制着这一切。

它们都是有意识的吗？你如何验证这个猜想？人们可以评估他们的神经系统相关的意识，而这恰恰是加扎尼加所做的。他的实验表明，每个半球都是一个独立的大脑。虚构不仅限于大脑半球，每个人都经常这样做。每个半球都和人类一样聪明，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大脑是有意识的，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个半球都有独立意识。我们可以评估神经功能的相关性，而且可以自己进行思想实验，例如，假设如果胼胝体不具备正常机能，两个大脑半球仍具有独立意识，那么如果胼胝体具备正常机能，两个大脑半球也会具有独立意识。但要想更直接地检测每个半球的意识，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测试，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大脑半球都是有意识的，那么，是不是也要认同新皮质中所谓的活动（其活动占大部分）也有独立的意识呢？或者，也许它有多个意识呢？事实上，马文·明斯基认为大脑是“心智社会”。^[182]

在另一个裂脑人实验中，研究人员向裂脑人的右脑展示“钟”字，向左脑展示“音乐”。问病人看到了什么字。左半球控制语言中枢说“音乐”。然后又给裂脑人展示了一组图片，并要求其指出跟刚才看到的字最密切相关的图片，由右半球控制的手臂指向钟。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时，由左半球控制的语言中枢回答说：“嗯，音乐，我最近听到的音乐是外面的钟声。”虽然还有和音乐更加密切相关的图片，他还是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还是一种虚构症。左半球在解释看似是它自己的决定，但它从来就没有作出过决定。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庇护“朋友”（也就是另一个半球）——它真的认为这个决定是由自己作出的。

这些反应和决定可以延伸至情绪反应。他们问一个青少年裂脑患者——这样两个半球都听得到：“你最喜欢的……是谁”，然后通过左耳告诉右半球“女友”。加扎尼加说，裂脑患者脸红了，而且看上去很尴尬；当被问及他的女友时，任何一个青少年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但是左半球控制语言中枢却没有听到任何字，并要求阐明：“我最喜欢的什么？”当再次要求其回答这个问题，这次是以书面形式，由右脑控制的左手写下了他女友的名字。

加扎尼加的测试不是思想实验，而是实际的大脑实验。虽然他们在意识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但他们更直接谈论的是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半球认为它作出了一个它从来没有作过的决定。那么，我们每天作出的决定有几分是真的呢？

有一个10岁女孩是癫痫病人。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Itzhak Fried）对其进行脑外科手术时，她是有意识的（这是可行的，因为大脑接收不到疼痛信号），每当弗里德刺激女孩的大脑新皮质的特定位置时，她就会发笑。^[183]起初，手术团队认为他们可能是触发了某种笑反射，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触发了幽默感知。显然，他们在她的大脑新皮质中找到了一个——明显还有多个幽默感知点。这个女孩不仅仅是在笑——实际上，她是感到这种情况很有趣，虽然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除了刺激到她的大脑新皮质中的一个点。当他们问她为什么笑时，她没有按以下方式回答“哦，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或“你刚刚刺激我的大脑了”，而是立即虚构了一个原因。她会指着房间里的某个东西，并试图解释它为什么很有趣，可能会说：“你们这些人站在那里，真有趣。”

显然，我们非常渴望能够解释并合理说明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决定要采取任何行为。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决定又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理学教授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进行的实验。利贝特让参与者坐在一个定时器前面，将脑电图电极联结到他们的头皮上。他指示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任务，如按下一个按钮或移动手指，并要求参与者注意“首次有行动的意识或有强烈的欲望”时计时器上的时间。测试表明，这些接受评估的参与者记下的时间只有50毫秒的误差。他们还测量出被试有采取行动的冲动和实际行动的时间平均有大约200毫秒的间隔。^[184]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被试大脑的脑电信号。实际上，与运动皮质发起的行动密切相关的大脑活动（运动皮质负责开展行动）在执行任务前平均大约500毫秒就发生了该行动。这意味着，大脑皮质运动区甚至在被试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前大约1/3秒就准备好要执行任务了。

利贝特实验的影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利贝特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决策的意识似乎是一种错觉。“意识是循环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评论说，“行动最初沉淀在大脑的某些部分，将信号传至肌肉，途中告诉你（意识主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所有的高管命令你，却让你——稀里糊涂的总裁，产生了是你触发了一切的假象）。”^[185]同时，丹尼特还对实验所记录的时间表示质疑，从根本上来说，被试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什么时候产生了决定采取行动的意识。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被试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产生了意识，那么谁又会知道呢？实际上，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我们还远不清楚我们能意识到什么。

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Vilayanur S.Ramachandran）对这种情形的解释不同于常人。如果我们的大脑新皮质中有300亿个神经元，大脑总是在进行着大量的活动，而我们能意识到的却很少。决定（或大或小）一直以来都是由大脑新皮质处理的，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意识并提出解决方案。与自由意志不同，拉玛钱德朗认为我们应该称之为“自由非意志”——即拒绝我们大脑新皮质的无意识部分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让我们再来看看军事行动这一例子。陆军官员准备向总统提出建议。在得到总统的批准之前，他们会进行筹备工作。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将拟议的决定提交给总统，总统进行批复，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执行了。由于这个例子中的“大脑”涉及大脑新皮质的无意识过程（即官员居于总统之下）以及有意识过程（总统），我们将看到，在官员作出决定之前产生了两种活动：神经活动和实际行动。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我们会猜测官员给了总统多少空间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他的建议，但总统肯定会作出这两种行动。心理活动，甚至是发生在运动皮质的心理活动，在我们意识到要作出决定之前就开始了，我们不应对此表示惊讶。

利贝特实验强调的是，大脑中还有很多与决定相关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我们已经知道，大脑新皮质中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和决定源于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活动，这一点不足为奇。这种区别很重要吗？如果我们的决定源于两者，而我们将有意识的活动和无意识的活动分开，这会有什么影响？这两方面都源于大脑，不是吗？我们不对大脑进行的一切活动承担最终责任吗？“是的，我杀了受害人，但我不应对其负责，因为我当时没有注意”这种辩词可能并不具有说服力。即使在狭义上，在某些法律情况下一个人可以不对他的决定负责，但一般而言，我们都应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

上述列举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观察和实验属思想实验范畴，这个话题自柏拉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正如意识这一话题一样。“自由意志”这一术语的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人类选择的自由，不受制于事先的原因或神的干预”。你会发现，这个定义是一个循环定义：“自由意志是……的自由。”暂且不论神的干预在自由意志中占据什么地位，这个定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即“不受制于事先的原因”地决定这一观点。我会在后面的部分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Philosophy）将自由意志定义为：“理性主体从各种选择中自由挑选出一种行动的能力。”根据这个定义，电脑就有自由意志，所以这个定义还不及词典中的定义对我们的帮助大。

维基百科解释得更好一点。它将自由意志定义为：“主体自由选择的能力，不受制于某些限制……而主要的限制问题是……决定论。”这个定义再次使用了“自由”这一词语来定义自由意志，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自由意志的主要敌人：决定论。在这方面，与《韦氏词典》定义中的“不受制于事先的原因”地决定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相似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决定论又是什么呢？如果我在计算器中输入“2+2”，计算器会显示“4”，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说计算器显示“4”这一决定就是基于其自由意志呢？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由意志，因为这一“决定”是由计算器的内部机制和输入数据预先确定的。如果我输入一个更复杂的计算，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没有自由意志。(www.xing528.com)

当沃森在《危险边缘》中回答了一个问题时，又作何解释呢？虽然它的计算机制要比计算器复杂得多，但很少会有观察员将其决定归因于自由意志。没有人知道它的程序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但我们可以找出一组人来集体描述它所有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的输出包含：（1）查询时它的所有程序；（2）查询本身；（3）会影响其决定的内部参数的状态；（4）数万亿字节的知识库，包括百科全书。这四类信息决定了其输出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测，同样的查询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但沃森有自主学习能力，所以以后的答案有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违背这种分析，它只是改变了第三项（控制其决定的参数）。

那么人和沃森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是只有人类有自由意志，而计算机程序却没有吗？我们可以找出几个因素。尽管沃森比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更具威胁性，但它却没有人的大脑新皮质复杂。沃森确实拥有大量的知识，它还会使用分层的方法，但其分层思想的复杂性仍然大大低于人类的思想。这么说来，不同之处就仅仅是分层思想的复杂性吗？这个问题确实得出这一论点。在我对意识问题的讨论中，我曾指出，我自己信念的飞跃是，我会认为一台通过有效的图灵测试的计算机是有意识的。当今最好的聊天机器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虽然它们正在稳步改进），所以我意识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意识是一个实体的机能水平。也许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吧。

意识确实是人类大脑和当代软件程序之间存在的一个哲学上的差异。我们认为，人类大脑是有意识的，而软件程序不具备（尚未具备）该属性。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与自由意志相关的因素呢？

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表明，意识确实是自由意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人在执行某个动作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那个人的大脑进行的完全无意识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就认为这是自由意志的表现呢？大多数人会回答说“不是”。如果这个动作是有害的，我们可能仍然会认为那个人应对其行为负责，但他最近的一些有意识的行为，可能造成他在无自觉意识的情况下采取行为，如饮酒过度，或者只是没有充分培养自己在采取行动前有意识地考虑其决定的能力。

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利贝特实验通过强调我们的决策有多少是有意识的来为自由意志进行辩论。由于自由意志确实意味着作出了意识决策，哲学家之间达成了合理的共识，这似乎是自由意志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意识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在作出决策前，该决策（无论是不是有意识的）就已经实现了，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的决策是自由的呢？这一观点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不兼容的。例如，美国哲学家卡尔·吉奈特（Carl Ginet）认为，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是预先决定的，那么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或其结果就没有控制力。我们的决策和行动也就仅仅是这些预先确定的顺序中的一部分。吉奈特的这一观点排除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不兼容的。支持两者兼容的人认为，从本质上讲，即使你的决定可能是预先决定的，你还是有决定你想要什么的自由。例如，丹尼尔·丹尼特认为虽然将来有可能由现在的情况决定，但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确定某人的“期望”是什么，而且我们确实能自由执行与这些期望不同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与这些期望有什么不同，而不是考虑我们其实还不知道的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未来。丹尼特认为，就自由意志而言，这就足够了。

加扎尼加也同意两者兼容，他在《谁说了算？》一书中写道：“就个人而言，我们有负责的主体，并应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预先确定的世界里。”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这样解释这一观点：虽然你对你自己的行动没有控制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追究你的责任。

一些思想家认为将自由意志作为一种幻想的想法是错误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自由意志仅仅是“口头”的问题，特点是“虚假的感觉或表面上的经验”。^[186]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生活的智慧》（The Wisdom of Life）一书中写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先天的就是完全自由的，即使他的个人行为也是如此，并认为，每一个时刻，他都可以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生活……但是，通过后天的经验，他惊讶地发现，他不是自由的，而是要受制于必要条件的。但尽管有了所有这些决议和思考，他还是不会改变他的行为，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他必须按照他的性格行事，即使连他自己也谴责这种性格。”

在这里，我想补充几点。“自由意志”这一概念（还有责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维护社会秩序上是有用的，也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无论自由意志是否确实存在。正如意识明显是一种模式的存在，自由意志也是如此。试图证明它的存在，甚至对其下定义，可能会成为一种自圆其说，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概念。我们高级的大脑新皮质中很大一部分认为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并应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无论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真实的，或甚至是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念，社会将会变得一团糟。

此外，世界是不可预测的。我上面所讨论的两种有关量子力学的观点，就量子场的关系这一方面来说，和观察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基于观察者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流行的关于意识的作用的解释：粒子不会分解量子，直到被有意识的观察者观察到。针对量子事件哲学，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支持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这个观点围绕着这一问题：量子是确定的还是随机的呢？

关于量子事件，最常见的解释是，当构成粒子的波函数“折叠”时，粒子的位置就确定了。在大量的此类事件中，将有一个可预见的分布（这就是人们认为波函数是概率分布的原因），但是每个这样的、经历崩溃的粒子，它的波函数的分辨率都是随机的。相反的解释是确定的：具体而言，存在一个我们无法个别检测的隐藏变量，而不是谁的值确定粒子的位置。波函数塌缩的那一刻，隐藏变量的值或隐藏变量的位置确定了粒子的位置。大多数量子物理学家似乎比较赞成根据概率场随机决议这一观点，但量子力学方程承认这样一个隐藏变量的存在。

因此归根结底，世界可能无法预测。根据量子力学的概率波函数，在现实基层，会持续不断地发生不确定事件。然而，这种观点并不一定能解决人们关注的不兼容问题。量子力学的这一解释证实了世界无法预测，但自由意志的概念超越了我们的决定和行动，这些都仅仅是随机的。大多数不兼容支持者会发现自由意志和我们的决定也是兼容的，因为我们的决定基本上都是偶然事件。自由意志似乎暗示一种针对性的决策。

沃尔弗拉姆博士提出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他的书《一种新科学》（ANew Kind of Science）就元胞自动机这一想法，以及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种全面的观点。元胞自动机是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不断重新计算信息细胞的值。冯·诺依曼发明了一个理论上的自我复制机，被称为通用构造器，这也许是第一个元胞自动机。

沃尔弗拉姆用最简单的元胞自动机来说明他的论点，这是一组线性排列的单元格。在每个时间点，每个单元格可以有两个值：黑色或白色。每个周期都会重新计算各个单元格的值。下个周期单元格的值是其当前值及其两个相邻单元格的值的函数。每个元胞自动机都有一个规则，通过该规则，我们可以确定如何计算下个周期的单元格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让我们来看看沃尔弗拉姆所说的第222号机（见图9-1）。

图9-1第222号机

再次计算这8种可能的单元格值的组合，该单元格的左右邻居的值显示在第一行。重新计算出的值显示在最后一行。因此，如果单元格是黑色的，而它的两个邻居也是黑色的，则该单元格的下一代也是黑色的（参见图9-1最左边的子规则）。如果单元格是白色的，它的左邻是白色的，它的右邻是黑色的，那么它的下一代将变为黑色（参见图9-1右起的第二个子规则）。

这个简单的元胞自动机适用于整行的单元格。如果我们从中间的一个黑色单元格开始，并显示单元格进化多代后的值（我们每向下移动一行就代表一个新一代的值），那么第222号机的结果如图9-2所示。

图9-2第222号机经迭代后

自动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决定了单元格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主要取决于当前一代单元格是这8种可能的模式中的哪一个。因此，就有2⁸=256种可能的规则。沃尔弗拉姆列出了所有256种可能规则，并将这些可能性从0～255进行编码。有趣的是，这256种理论机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沃尔弗拉姆将自动机称为I级，如第222号机，自动机创建极易预测的模式。如果要问在第222号机经过万亿万亿次迭代后，中间的单元格的值是什么时，你可以轻松地回答说：黑色。

然而，更有趣的是IV级自动机，即图9-3所示的第110号机。而该自动机的迭代变化如图9-4所示。

图9-3第110号机

图9-4迭代后的第110号机

对于第110号自动机和IV级自动机来说，一般而言，两者的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些结果通过了严格的数学随机测试，却完全不会产生噪声：也会有重复的模式，但它们重复的方式是随机的，不可预知的。要是我问你某个特定的单元格在经过一兆兆次迭代之后的值是多少，如果这个机器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代的更迭，你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确定性机器，但要是在没有实际运行这个机器的情况下，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沃尔弗拉姆的主要论点是，世界是一个大的IV级元胞自动机。他的著作《一种新科学》的书名正是基于要将这一理论与其他大多数的科学规律进行对比而命名的。如果有一个沿轨道绕地球运转的卫星，我们就可以预测，从现在起5年后它会在哪里，而无须利用相关重力法则并通过仿真过程来监测它的每一刻，以及确定在遥远的未来的某刻它将处于哪个位置。但是如果没有模拟它各个时刻的状态，就无法预测IV级元胞自动机的未来状态。如果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元胞自动机，正如沃尔弗拉姆博士假设的，就没有足够大的计算机可以运行这样一个模拟——因为每一个计算机将是宇宙的一个子集。所以，宇宙未来的状态就是完全不可知的，即使它是确定的。

因此，即使我们的决定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一个预先确定的宇宙的一部分），它们也难以预料，因为我们生活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IV级自动机器中。我们无法预测IV级自动机器的未来，除非未来降临。对于沃尔弗拉姆博士而言，这也足以表明自由意志的存在。

我们无须通过宇宙来预见未来那些已确定却又无法预知的事件。对沃森进行过研究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能预测出它会做什么，因为其程序太复杂多样、其机能所涉及的知识太广，超出了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具有自由意志，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未来的沃森或沃森式机器也能表现出自由意志。

我自己的信仰的飞跃是我认为人类有自由意志，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在自己的决定中找到例子表明。例如我决定写这本书——我从来没有作出过这一决定。相反，是这本书的想法为我作了决定。一般情况下，对于那些看起来根植在我的大脑新皮质中并占据我的大脑的想法，我会很着迷。结婚这一决定又如何呢，这是我（与另外一个人合作）在36年前作出的决定？当时，我按照通常的程序被一个漂亮的女孩吸引并开始追求她。然后，我爱上了她。在这一方面，自由意志又表现在哪里呢？

但是我每天作出的小小的决定又是如何呢？例如，我选择在我的书中写的具体的话。开始时，我面前只是一张白纸。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没有编辑器辅佐我。我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可以写任何我……

嗯，体验……体验？这样说好了，我写完了——最终我运用了我的自由意志。我本来会写“想要”这个词，但我做了一个自由的决定，写下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词语。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纯粹的自由意志。或许还不是。

很显然，这不是意志的表现，而是在试图说明一个观点（也许是一种微弱的幽默感）。

虽然我和笛卡儿一样坚信我是有意识的，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叔本华在其著作《自由意志》（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中的结论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在你生活中任何给定的时刻，你只能想做一件确定的事情，除此之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虽然如此，我仍将继续表现得像我有自由意志一样并相信我有自由意志，只要我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