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识的真正历史开端源于第一个谎言。
苦难是意识的唯一来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这样一种植物，它的花以有机食物为食：当飞虫驻足在它的花瓣上时，它的花瓣会立即合拢，将飞虫困在其中，直到自身的消化系统将飞虫消化吸收掉。但是，它只有在遇到好东西时才会合拢花瓣，其他东西则会忽略，它是不会去理睬一滴雨或是一根树枝的。真稀奇！这样一种无意识的生物，当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竟会有这么敏锐的眼光。如果这是一种无意识，那么意识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一直在对大脑进行研究，并一直将其当成一种实体，可以完成某种层级的活动。但是，这种观点基本上否定了我们自身的作用。好像我们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大脑中而已。事实上，我们也有自己的主观生活。至今为止，我们一直谈论的大脑的客观性与我们自身的感受有什么关系呢？与有经验感受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英国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McGinn）曾写道：“在讨论意识这一问题时，即使是最严谨的思想家也会语无伦次。”他这样说是因为就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的观点往往会前后矛盾，大多都是无稽之谈。
许多观察者认为，意识是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自我反省的能力，即能够理解自己的思想并对其进行解释的能力。就我而言，我会将意识理解为思考自己的思想的能力。据推测，我们能够通过测试来评估这种能力，然后利用这个测试区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物。
然而，在尝试采用此方法时，我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婴儿有意识吗？狗呢？两者都无法清晰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思维过程。还有人认为，婴儿和狗是无意识的生物，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那么沃森超级计算机有意识吗？我们只要给它输入一种计算模式，它就能给我们解释它是如何计算出既定答案的，因为它具备一种自我思考的模式。这么说来，难道沃森有意识，而婴儿和狗却没有意识？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重要的是要反思一下以下两者的显著区别是什么：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是科学，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是尚未通过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的中间状态。根据这一观点，一旦科学进步到足以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后，哲学家就可以继续研究其他问题了，直到科学将这些问题也解决了。只要涉及意识这一问题，势必会提到这一观点，特别还会提到“谁和什么是有意识的”这一问题。
哲学家约翰·塞尔曾说过：“我们都知道大脑通过特定的生物机制产生意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意识是一个生物过程，和消化、哺乳、光合作用或有丝分裂一样……大脑是一台机器，确切地说是一台生物机器，但是它自始至终都是一台机器。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然后再建造一个人工机器，这个机器要和人一样，具有同样能够产生意识的有效机制。”[170]读到塞尔的这些话，人们往往会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们认为塞尔是在反驳像我这样的还原论者以保护意识之谜。
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曾创造了“意识难题”（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这一术语，以形容解决这个基本上无法形容的概念的难度。有时，一个简单的短语就能恰到好处地概括出整个思想学派的思想，并最终成为一种象征，例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恶”（thebanality of evil）。
在讨论意识时，人们很容易陷入对意识的可观察性和可衡量性这一问题的思考中，而这种方法忽略了意识的本质。我刚提到的元认知的概念，即回顾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是相关的。其他观察者会将情感智慧或道德智慧同意识混为一谈。但是，重申一下，我们表达爱意的能力、开玩笑的能力，或展现性感的能力都仅仅是表现的类型——可能会让人印象深刻或显示出你的智力，然而，这些能力都是不可观察和测量的（即使我们会争论如何去评估它们）。弄清大脑是如何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在执行任务时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查默斯的意识“简单”问题。当然，这一“简单”的问题实质上并不那么简单，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困难且最重要的科学探索。与此同时，查默斯的“意识难题”，其难度实质上也是不可言喻的。
为了证实这种区别，查默斯引入了思想实验，在该试验中他引入了他所谓的“僵尸”（zombies）。“僵尸”是一个实体，其行为和人类一样，但它们没有任何主观经验——即“僵尸”是无意识的。查默斯认为，既然我们可以设想出“僵尸”，至少在逻辑上它们是可能存在的。如果你正在参加一个鸡尾酒会，酒会上既有“正常”的人类又有“僵尸”，你将如何分辨两者呢？也许这听起来很像你曾参加过的一次鸡尾酒会。
很多人回答说：“他们会询问任何他们怀疑的对象，询问他们对某些事件和想法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认为，“僵尸”不具备某些类型的情绪反应，这个问题会证明它们缺乏主观经验。但是按照这一思路得出的答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假设的前提。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如有一定情感障碍的人，常见于某些类型的自闭症患者），或是像阿凡达或机器人一样尚未被认为是有情感的人类的实体，这些实体就不是僵尸。在这里提醒一下：根据查默斯的假设，“僵尸”完全具备正常的反应能力，包括情感反应能力，但缺乏主观经验。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识别“僵尸”，因为按照定义，“僵尸”的行为并不会暴露他明显的本质。这么说来，难道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差异的区别吗？
查默斯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个难题，但确实提出了一些可能性。一种是二元论形式，这种观点认为意识本身就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是一个独立的本体。根据这一构想，人的行为完全基于其大脑程序。因为大脑具有因果性，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大脑的程序来充分说明一个人的行为，包括他的想法。那么，本质上意识是存在于另一领域内的，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物质。这种解释认为，意识（也就是说与大脑有关的意识物质）与大脑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查默斯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泛心论（pan-protopsychism）。从逻辑上来说，这种观点和他的二元论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物理系统都是有意识的，但人类要比其他实体，如电灯开关，具有更强的意识。与电灯开关相比，人的大脑具有更强的意识，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的看法是：意识是复杂物理系统中涌现出的一种特质，这种观点也许是泛心论的一个子学派。就这种观点而言，狗也是有意识的，但要比人类的意识弱一些。蚂蚁也有一定程度的意识，但要比狗的意识弱得多。从另一方面来说，蚁群要比一只蚂蚁具有更高层次的意识，自然也要比单只蚂蚁更聪明。照此推算，成功模拟人类大脑复杂性的计算机也将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意识。
我们还可以把意识理解为具有可感受的“特质”（qualia）的系统。那么，什么是可感受的特质呢？一种定义是：可感受的特质是一种“有意识的经验”。然而，这一定义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提示。让我们来看一个思想实验，有一个完全色盲的神经学家——不是那种分不清某些颜色的色盲，如红绿色盲，而是那种完全生活在黑白世界中的人。（具体来说，她从小就生活在黑白世界中，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其他颜色。从根本上来说，她的世界中没有颜色。）但是，她对颜色的物理学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她知道红色光的波长是700纳米，还知道正常体验过颜色的人的神经过程是怎样运行的，因此就大脑如何处理颜色，她具备丰富的知识，而且比大多数人了解得更多。如果你想帮助她，并向她解释“红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会怎么做呢？
也许你会给她读一段尼日利亚诗人欧洛塞伊·奥鲁塞温（Oluseyi Oluseun）写的《红》（Red）这首诗：
红，血之色
生命之象征(www.xing528.com)
红，危险之色
死亡之象征
红，玫瑰之色
美之象征
红，恋人之色
团结之象征
红，番茄之色
健康之象征
红，热火之色
欲望之象征
这确实会给她很多启示，让她将红色与人类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她还会侃侃而谈。（“是的，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如此热烈而又充满激情，如此美丽而又那么危险……”）如果她想，她也许可以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她看到过红色，但实际上，即使她读遍世界上所有的诗歌也不会具备那种体验。
同样，当你向从未接触过水的人讲述潜入水中是何感觉时，你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将再次被迫诉诸诗歌，但是这种经验本身实在是一种无法传授的东西。这些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感受的特性。
想必这本书的许多读者都看到过红色。但我怎么才能知道你们对红色的感受与我对蓝色的感受是不同的呢？当我们都在观看一个红色的物体时，我们会确信无疑地说出它就是红色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而当你在观看蓝色的物体时，我可能会跟你有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都知道应该将红色物体的颜色称为红色。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用诗歌进行交流，但诗歌仅仅反映了人类与颜色之间的关联，并未说明可感受的特性的本质。事实上，先天失明者已经阅读过大量有关颜色的知识，因为大多文学作品都会涉及有关颜色的内容，因此，他们确实“感受”过颜色，对颜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失明者对红色的感受同那些视力正常的人的感受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同那个生活在黑白世界中的女士的问题是一样的。让人惊讶的是，生活中如此常见的现象是这么完全不可言喻，我们只是单纯地想要证实一下都不可以，正如我们想证实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也不可以。
另一种定义是，可感受的特质是对某种经验的感受。然而，这个定义，正如我们上述对意识所下的定义一样，仍旧是一种自圆其说，因为“感受”“有经验”“意识”，这些词语都是同义词。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可感受的特质这一问题都是基本的哲学问题，也许也可以理解为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身份认同这一问题可能更重要，我将在本章结束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再来说说意识吧。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它应该是这样的：谁是有意识的，或意识是什么？我在本书书名中使用“思维”（mind）一词而不是“大脑”（brain），是因为思考是有意识的大脑进行的活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思维是有自由意志和身份认同的。断言这些问题是哲学问题这一说法并非不证自明的。我敢保证，人类永远不会仅靠科学就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除非先作出哲学假设，否则我们无法设想通过可证伪性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意识探测器，塞尔会希望用这种意识探测器来确定意识会释放神经传递素。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可能会采用更加变通的方式来理解，但他可能会想确认该系统是否本身就具备一种模型，同时还能发挥其自身性能。这种观点与我的观点更接近，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哲学假设。
如今不少学者经常发表一些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将意识同一些可度量的物理属性联系起来——也就是塞尔所说的“引起意识的机制”。美国科学家、哲学家和麻醉师斯图尔特·哈梅罗夫（Stuart Hameroff）曾这样写道：“细胞骨架纤维是意识的根源。”[171]他这里所说的细胞骨架纤维是一种被称为微管（microtubule）的生物结构，存在于每个细胞（包括神经元，但又不仅限于神经元）中的纤维，纤维可以保持每个细胞结构的完整性，并在细胞分裂中发挥作用。他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曾论及该问题，其中对细胞微管的信息处理作用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并附有详细的说明和公式。但是，要想了解微管与意识的关系，我们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同宗教教义推崇的信念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即神赋予了某些实体（通常指人类）以意识（有时也被称为“灵魂”）。为了证实哈梅罗夫的观点，有人提出了一些薄弱的论证，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支持细胞计算的神经系统在麻醉过程中会停止运作。但是，这种观点远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在麻醉过程中许多系统也会停止运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麻醉过程中这些对象是无意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麻醉后人们会不记得他们经历过什么——即使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有些人确实真真切切地记得麻醉后的经历，例如，医生说的话，这种现象被称为麻醉觉醒（anesthesia awareness），据估计这种现象在美国每年会发生约40 000次。[172]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意识和记忆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我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我回顾过去各个时刻的经历，我会产生很多感官印象，然而我所能记住的却只占少数。这么说来，是不是我对每天的所见所闻就没有意识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却不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出于另一个不同的信念，提出了意识的根源问题，虽然他也关注微管——特别是微管的量子计算能力。他的论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似乎认为，意识是神秘的、量子事件也是神秘的，所以两者之间必定会有某些联系。
基于图灵定理中关于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相关的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彭罗斯开始了他的分析。图灵假设（第8章已对该假设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是，假设图灵机可以说明某些算数问题，却不能解决该类问题。基于图灵机的计算普适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机器都不能解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关于验证数字推算的能力，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彭罗斯的观点是，人类的大脑能够解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人类也能够做到确定性机器（如计算机）无法做到的事情。彭罗斯的这一观点是由人类的智商高于计算机这一理念而引发的（至少部分是如此）。但遗憾的是，他的核心假设——人类可以解决图灵和哥德尔不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错误的。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不可解问题叫作“忙碌的海狸问题”（the busy beaver），问题是这样描述的：计算有限状态的图灵机能在读写纸带上“写下”1的最大值。假设最长运行状态为n，通过对所有具备n状态的图灵机（如果n是有限的，这将是一个有限数字）进行测试，然后确定这些图灵机能在读写纸带上记录下“1”的最大值，不包括那些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的图灵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试图模拟所有这些n状态的图灵机时，当模拟机试图模仿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的图灵机时，它也会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如此，计算机仍然能够确定某些最长运行状态的n值。人类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与孤立无援的人类相比，计算机可以计算出来更多的n值。在解决图灵和哥德尔不能解决的问题上，计算机通常会比人类表现得更好。
彭罗斯将这些所谓的人类大脑的超然能力与他推测的人脑中发生的量子计算联系在一起。根据彭罗斯的推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神经量子效应是人类固有的，而计算机无法实现，因此人类的思维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事实上，常见的电子产品也在利用量子效应（电子晶体管利用量子隧穿效应穿越障碍）；大脑中的量子计算尚未得到证实；可以通过传统的计算方法，对人类的思维能力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们将量子计算应用于计算机中。彭罗斯没有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合理的解释。当批判者指出大脑是量子计算的集中地时，哈梅罗夫开始和彭罗斯联手进行论证。彭罗斯发现神经元中有一种可能支持量子计算的媒介，即微管，哈梅罗夫曾认为微管是神经元中信息处理的媒介之一。所以哈梅罗夫-彭罗斯的观点是：神经元中的微管进行量子计算，从而产生了意识。
这种观点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例如，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马克斯·特格马克（Max Tegmark）证实，微管中的量子事件仅可持续10～13秒，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计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或是影响神经系统的过程。对于某些类型的概率问题，与传统的计算相比，量子计算将表现出更出众的能力，例如，通过大数的因子分解破解加密代码。然而，事实证明，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孤立无援的人类的想法糟糕透了，在这方面，人类甚至比不上传统的计算机，这表明大脑并不具备任何量子计算的能力。此外，即使大脑中确实存在量子计算这样的现象，也不一定与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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