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增
刻划花为宋代定窑两大装饰方法（刻划花与印花）之一，具有装饰领域的超前思维和划时代的工艺美术价值。定窑刻划花典范的形成，在整个陶瓷界博得齐声喝彩和引起强烈反响，其意义之深、波及之广、势头之猛，可谓超出了一般的想象范畴。泱泱华夏瓷国，在定州一隅破天荒地出现陶瓷工艺美术奇迹，自然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繁荣分不开，但定窑陶工的艺术创造仍然是定窑刻花艺术典范形成的主要因素。
隋唐以来，中国的早期白瓷—邢窑的诞生，最早揭开了中国白瓷精美和规整的奥秘，其材料、做法、形制、色泽—变汉晋古法，即以先驱形象使中国白瓷别开生面。当以这明润细腻的白瓷开始换掉陶瓦器的同时，人们对食用器与盛装器的艺术要求和文化理念又历史性地跨越了一步。这是一场科技与文化的革命，工艺与艺术的震撼。史书虽无多少记载邢窑陶工的技术革命和对中国白瓷贡献的文字，但研究中国白瓷的历史沿革，自然发现邢窑人对历史的贡献是杰出而非凡的。所以，历史评定邢窑为中国早期白瓷鼻祖。
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文化与艺术永远伴随其车轮左右。邢窑的工艺革命对中国的陶瓷制造业产生了很大触动。正是处于北方邢窑蓬勃发展时期，略北方向的河北曲阳（当时属定州）亦开始了其瓷器的生产。定窑最初的形成与规模的发展，自然是按照封建社会的经济规律而运行的，作为最初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出现，谁也不敢也不会想到定窑竟成为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定窑人的创造性开拓中，其势如日初升，充满着文化艺术生机。至宋时，邢窑逐渐式微，定窑振起，遂为一方霸主。
定窑何故振兴，又何故在短暂的时间取代邢窑的地位而毫无愧色地立于民族陶瓷之林？定窑人首先具备了超然的美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创造了科学与艺术的共同载体—刻划花艺术，并使之逐步走向成熟，这不妨说是宋代定窑白瓷振兴的关键所在。当然，器物上加以刻划、描绘当非从定窑开始，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认识并在所制陶器上加以绳纹、线纹、方格纹等，方法为压印及刻划。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彩陶和陶器的发现，更加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在制陶工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更在原始的审美要求下发挥着固有的装饰才能（图15-1）。秦汉以来，以秦俑汉瓦为代表，一些陶器及瓦器上的装饰纹样（图15-2），更趋于多样化，手法多变，内容和形式更趋于丰富。
自从白瓷代替陶器高居雅位以来，白瓷面临着审美与装饰文化艺术融合的机遇，同样更面临着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挑战，挪用昔日粗厚陶瓦器的装饰手法显然已经过时。邢窑以精美之质问世，却始终不见有装饰出现（图15-3），起码没有自己特定的装饰，最后不得不销声匿迹，恐怕与此有关。故这一时期使定窑人感到困惑和沉思的主要问题，便是白瓷装饰路在何方？虽然定窑人对历史上的种种装饰
>>图15-1 马家窑文化菱形纹彩陶罐（采自吴山编《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1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图15-2 瓦当上的装饰(www.xing528.com)
>>图15-3 唐邢窑素白瓷
定窑茶臼标本
定窑白釉三足炉（定州市博物馆收藏）
定窑白釉花瓣形印花鱼纹杯（定州市博物馆收藏）
>>图15-4（1～4） 定窑早期装饰
方法、手段、内容等领域作了全面梳理，也曾用堆、贴、剔、点、镌等方法进行过不同尝试（图15-4），但均不能以一面鲜艳的旗帜高扬于定窑陶瓷的战地，更难以较强生命力而独领宋代陶瓷风骚。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定窑陶工都在千方百计为所奉使命而呕心沥血、不失时机地为器物寻找适宜的装饰途径而尝试着各种手段。一条不竭的中国陶瓷长河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一种特色产品，在具备科学与艺术这种较强生命力的前提激励下，能否为完成和达到理想的目标创造其别致的装饰风范，形成全新的、独具的、散发着深厚文化意蕴的宋代花瓷，定窑人作出了令世人鼓舞和值得自豪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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