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定窑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定窑的文物考古工作，在定窑学术探讨及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当时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宋以来的文人笔记中获取新线索，发现新问题；其二则是以馆藏真品和古定窑遗址作实地考察分析、论证，最后以事实说话，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奠定了定窑学术研究的基础，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成果。譬如关于定窑生产的上下限问题：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失传于宋；而根据发掘新成果，则把下限推至元。即定窑始烧于唐，兴盛于宋，失传于元。其间涌现众多杰出的古陶瓷专家和考古学者：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5〕陈万里，江苏吴县人。出生于1892年^〔6〕。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反对看资料写文章，讲究认真，提倡走出书堆作实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曾亲临定窑及诸古窑实地踏勘，发表《邢越二窑及定窑》^〔7〕等，根据实地获得的标本进行综合考证，论述翔实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冯先铭先生，陶瓷考古学者。1921年出生于北京。1947年起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工作[4]。冯先生学识广博，治学严谨，对定窑研究卓有成效。关于定窑纪年、铭文鉴定以及上下限问题有过详尽的论述。曾到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讲学。曾担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有《定窑》、《古陶瓷鉴真》、《中国陶瓷》等专著出版。

在定窑工程研究方面，颇具成就的当属李国桢、郭演仪的《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李国桢先生为轻工部高工。该文对定窑的原料进行了化学分析，对工艺特点有较深入的探讨，并对历代定窑瓷的不同配方、成分进行了科学论证，对当代定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定窑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博物馆及大学学者、专家、教授等，有成效者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副研究员杨静荣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以及北京大学权奎山先生等。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列举。

>>图12-4　定州市宋塔基位置图

（采自日本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的遗宝》，1997）

>>图12-5（1～4）　 定州市静志寺、净众院地宫出土的遗物（采自日本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的遗宝》，1997）(www.xing528.com)

除专家、学者对定窑进行调查研究并撰文外，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曾对定窑进行发掘，为研究定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曾对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即今北镇村通天河西侧等一带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迄今为止，当地农民仍把发掘过的田地称之为“古瓷地”。根据发掘情况，位于灵山镇西侧的二瓷厂曾进行过试验生产，虽未获成功，然而这确是新中国成立后把考古同生产初步结合起来的一次仿制活动。详细情况见《考古》1965年第8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发掘》一文。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定州市出土了两座宋代塔基（图12-4），并出土了一批定窑盘、碗、瓶、罐等（图12-5）。这些瓷器形制不一、年代各异，对研究定窑造型纹饰乃至纪年考证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定县博物馆曾整理成文，名为《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载《文物》1972年第8期。

1985年至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再一次对曲阳县定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发掘前后持续两年，对定窑遗址附近的涧磁村、北镇村一带的田野进行了有序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标本。在认识定窑形制、纹饰以及黑定、紫定、兔毫方面，提供了新的佐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着重对定窑和磁州窑进行学术讨论。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世枢先生作了《定窑考古札记》的报告。河北省文物局还对此次发掘的器物进行了编制整理。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中心副主任穆青2002年即编辑出版了《定瓷艺术》一书。该书结合发掘出土的文物及馆藏珍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定窑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定窑的历史分期与时代风格及艺术特色等。

陈文增著《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以及和焕著《话说定窑》分别于2003年、2008年、2009年出版，通过试制于生产实践，总结出一系列科学的工艺流程和学术理论，为当代定瓷生产及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支撑。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