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

十六　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集体生活之于中国人，从宗教、政治、经济各方面来看，我们固不能否认其形迹之有；然其缺乏，是严重底。此其缺乏之严重，在民族品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缺点上充分见出。

一切优劣长短必藉比较而见。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亦在其与西洋人发生比较竞争以后，大为显露。在这些缺点中，最为人所严重指斥者，有如：

（一）不讲公德、缺乏国家观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纪律习惯、公共场所没有秩序；

（三）缺乏组织能力，如一盘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其实全是中国人过去缺乏集体生活锻炼，自然应有底结果，毫无可怪之处。试分别说之如次——

先以徇情与执法之不同来说。在大团体中一个办公机关，应付众人，处理百事，只有订出条文而拘守之，无论什么人来一律看待。然后乃少费话，免纠纷，公事进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虽不免忽略个别情形，而强不齐以为齐，竟致不洽情不中理者。却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将办不走。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之间，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壮弱，其个别情形彰然在目；既无应付众人之烦，正可就事论事，随其所宜。更且以朝夕同处，一切隐微曲折彼此无不瞭然相喻，势难抹杀不顾：而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细腻慰帖，乃得关系圆满，生活顺畅。此时无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虽不必名为徇情，而凡所斟酌却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底问题，是在大家族或家族中乃发生底。此因其一面范围渐大，人数渐众，颇非随便应付得了，渐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则亲疏厚薄，其间自有差别，难于舍人情而专用法。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家族，至现在方且转趋于超家庭家族底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缴倖，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当然就痛感到缺乏法治精神是民族品性一大缺点，而深为时论所诟病了。

缺乏组织能力。次说缺乏组织能力底问题。此所谓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份子的能力：其要素为对于团体之牢韧底向心力，和耐烦商量着往前进行的精神。有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作一个顺民亦可以，或者就是想要作皇帝底，乃至想给他皇帝以不作底”，此种情形，到处可见。例如近几十年自有“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以来，往往都是极少底几个人把持其事，多数股东不闻不问，听受支配。能够分到股息，心满意足；亏损干净，自认晦气。除非蓄意捣乱，鲜有考究内情查问账目底。又如民国七八年以来各地的学生会，其中热心高兴底废寝忘食，真可牺牲一切；但事情必须由他作主。假如他的主张行不去，他的意见没人听，马上心灰意懒，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体之事摆起来不进行亦可以。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一向由一二领袖作主，亦可行得通。若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将某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纷纭意见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即再下命令，强制他们如何作，亦不愿听。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就作皇帝，要众人都听他的；互相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凡此种种，例证甚多。当其不耐烦商量合作，就暴露他对于团体没有牢韧底向心力，所谓“一盘散沙”，所谓“没有三人以上底团体，没有五分钟的热气”，即指此。

其实这是不足怪底，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的时候，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巽顺和平底第二天性，和其独擅的“吃亏哲学”，遇到官府或其他强霸势力，他便是顺民。参加于众人之中，不卑不亢底商量，不即不离底合作，在他生活中原无此必要；尤以居中国社会重要成分之士人生活与农人生活为然。西洋人刚好相反。如前章所叙中世欧洲社会，不论为教士、为农民、为工商业者，其生活总离不开团体。所以他在团体中的耐烦习惯就养成了。对团体事情，纵然他的意见不被采用，乃至反乎其意而进行，他亦很快地接受追从。他深晓得事情不容一刻停摆，有方针胜过无方针，有政府胜过无政府。很少有如中国人那种暗中抵制多方牵掣的行为；甚至连悻悻然底神情亦没有。此其牢韧底向心力，盖多得于前所谓“集团生活之血底锻炼”，不是轻容易举底事。(www.xing528.com)

胡石青先生（汝麟）于民国初年，尝遍游全球各地。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华侨之处，他都到过。他常爱讲所见华侨故事，而结论说：华侨的才干非其他侨民（例如日本侨民）所及，亦非其当地人所及。不论干哪一项事业，皆能有他的表见；乃至当强盗，作乞丐，亦复出色当行。但有一点：这都是个人本领，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底组织。就因为在团体组织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和援助，终为日本侨民所胜，为当地之人所欺——这真是一很好例证。

听说一位美国朋友有一句妙语云“一个中国人是聪明底，两个中国人却是愚笨底”。其语正为上述胡先生所见那些事实而发，意在讥诮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但须知其上半句（说有个人聪明），亦非陪衬虚语。没有经过欧洲中世那样过强底集团生活，而生活于散漫自由空气之中国人，发达了个人聪明是很自然底结果（后当申论）。从这一结果，我们正可以得一左证，更深切了解中国过去生活大不同于西洋封建之世。西洋封建时期的集体生活，是其后养成他们组织能力之由来。中国历史上长期无大变动底家庭伦理生活，是其个人聪明才思开发之由来——这本是两条路。

然而缺乏组织能力是严重问题。处此竞争世界，中国人所以归于劣败者，其最大原因实在此。组织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盖国家亦不外一大团体也。四十年前，梁任公尝论中国人无政治能力，而辨其非困于专制政体。他反诘说；若谓为专制政体所困，则何以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事如商业教育等等，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别是如旧金山者，均无所表见。另于其《新大陆游记》中略略点出理由，说：中国有“族民”而无西洋所谓“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市自治；泰西之市自治为其政治能力之滥觞，中国之族自治乡自治则其政治能力之炀灶。虽于家族生活和集团生活两条路之不同言之尚未深透，而所见正自不差了。

值兹国际竞争剧烈之秋，中国人偏不会组织国家，这是何等严重底缺点！

缺乏纪律习惯。再其次，来说纪律习惯之缺乏。所谓纪律习惯，盖指多人聚集场合，无待一条一条宣布。而群众早已习惯成自然底纪律。在消极一面，例如，开会场中不交谈，不咳嗽，走路不作声响，出入不乱挤，举手动足照顾前后左右，不妨碍旁人等等。积极一面，例如：坐则循序成列，行则排队成行，发言则当机得时，动作则彼此配合照应。种种细节，难以枚举。无论消极积极，扼要一句话：必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牵扰费时。这正是西洋人的特长，而中国人之所短，事例甚多，随在可见。最著者莫如在售车位票或戏座票的售票房间前之情形。西洋何以一个人跟一个人脚后，自成行贯，顺序而进，不须警察指挥着；中国人却总是争前窜后，虽有警察犹难维持秩序。其实不守顺序之结果，事务进行反而缓慢，甚至进行不得。只有顺序而进，乃得使大家较快达以目的。西洋人从事实教训上深明此理；中国人事实不够，所以还不明白。又若中国人在开会场中，还当他在家里一样，耳目四肢只为其个人用，不曾意识到团体的要求，妨碍公务于不自知，更为习见之事。

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亦不是曾受教育未受教育的问题。若以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国不读书不识字底人占百分之八十，所以结果不同，便属大错。因为这些多半不是意识之事，而宁为习惯之事。习惯为身体与环境间之产物。而养成于实际生活。假若一个人生长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会，如中国者，纵然受过高等教育，亦是不会有纪律习惯底。西洋人之纪律习惯，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宁出于它的武化；即仍为其自古以来集团间竞争斗争之所锻炼者。好像今日教育界，亦还是寓群育于体育，借体育家的种种运动竞赛以训练集体行动，其理由正同。

缺乏公德。末后说到不讲公德。距今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说》，以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其第一章即揭“公德”为题，而说中国人从来只知注意私德而不讲公德，美人明恩溥（A. H. Smith）著有《中国民族性》一书，为西人讨论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者，亦列“缺乏公德”Absence of Public Spirit为一特点。此外中西人士为同样议论者尚多，不必悉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先生等，以贫、愚、弱、私为中国四大病，而主张厉行公民教育以治私。时下论者众口一词，自私几乎为中国人之定评了。

这些流行意见，其实不尽正确。中国人并不较之外国人自私；反之，我还可以从某一点上指出外国人自私过于中国人。关于此问题，随后自有辨明。但说中国人不讲公德，则我是承认底。

公德，是指某些良好习惯为营团体生活之所必需者。其所由养成，盖在公私利害相合而不相离，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积久而行乎自然。假使环境条件不是如此，公私恒为两回事，为公不免废私，其势即难于养成一般人之公德了。缺乏此种夙养，即所谓不讲公德。

不讲公德，原可包括上面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组织能力，缺乏纪律习惯而言。不过摘出此三点而分别言之，更于国人病痛可得清楚之认识。因此这里所说底，是摘出三点以后所余那些不讲公德之事：类如：国家观念之缺乏，对于地方公益之不热心，对于公家事物不负责任，不加爱惜，公私混淆不分，同情心薄弱，怕管闲事，身家之外漠不关心，如是等等。其中有很多琐细底事，数之不尽，读者可以意会。凡此种种举为中国人恒有之缺点，不可否认；特别在须要国家以至地方各种公共生活之今日，与西洋人对比之下，尤为显著。这种不同，绝不是天生底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由于社会境环不同，形成之生活习惯自尔不同。质言之，生活欹重于家庭伦理之中国人，自难养成其超家庭伦理底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