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缺乏集团生活等问题

十五　中国之缺乏于此

我们仅能说到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止，不能截然说他没有。例如以国家来说，以地方自治体来说，以同业公会来说，乃至以宗教团体来说，中国都是有底。柳治征先生撰有《述社》一文（刊于《学衡》第五十四期），从史籍上考证中国民间各种团体组织，亦算搜求有所得。至少，不能否认其形迹之有。

虽然形迹上是有，但一经与中古欧洲对看，其贫乏真不堪说了。如史家所传，中古欧洲无论何人均属于教会，正如今日人人各属于其国家一样。且不得叛离，否则以大逆不道论。但中国人百分之九十，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他们于圣贤仙佛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进甲庙则不进乙庙，拜乙神则不拜甲神之稍有区别。区别都没有，自更说不到组织。又如所传，中古教会广拥领土及其他资产，并享有教税曰什一税者。凡教徒均有纳税义务，正与吾人今日纳税于国家同。中国寺庙纵有财产，亦非此比，更不能收税。又如所传，中古教会有法律，有法庭，有监狱，有定人终身监禁罪之权。此在中国直为梦想不到之事。又如所传，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职务，而且有国家之机关组织：为教皇者，有立法及管理各国教士之权。这一切都是梦想不到底。所以比起来，就比不得。

同此教会虽曾传教到中国，或因初传所及甚小，或因持妥协态度（如耶苏会之妥协于中国礼俗），或因遭拒绝（不妥协之后遭拒），讫未能将中国人纳入其组织。及至末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开了，时则其教会组织已大变，无复强力，亦不能影响中国社会。日本人稻叶君山有几句话，可附此以供参考：

中国家庭制度之牢固，古今任何强劲之敌未能突破之。唐代受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影响，明末清初受耶苏会教士影响，鸦片战争后受基督新教影响，依然不变。而且转有使基督徒家庭化之倾向。佛教在中国有最长久历史；但谓佛教已降服于此家族制度，亦无不可。此真世界一大奇迹，于中西文化划一鸿沟。

说到国家生活，中国人亦大成问题。于此而成问题，中国人之缺乏集团生活乃非同小可。

从国家放得很松，来推想，地方自治体（地域组织）和同业公会（职业组织）应当较发达。但中国为农业社会，工商业仅居附庸地位。工商业者虽不同于农民之分散闲静，想当有些组织，然其影响于中国人生活者亦就不大。同时以其不为中国文化界所重之故，关于其组织之记载甚少，难资比较讨论。从耳目见闻来判断，例如俗语“同行是冤家”（同行于商业上为竞争者）底一句话，则它没有西洋基尔特那种坚密团体组织，是不待说底。(www.xing528.com)

说到地方自治，有大可注意者，中国有乡村自治而没有都市自治，恰与西洋地方自治肇始于都市者相反。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就注意到这问题。他在《新大陆游记》上，记他目睹美洲华侨社会情形而生之感想，其第一点就指出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

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西方人之自治力，发达固早；吾中国人地方自治亦不弱于彼。顾何以彼能组成一国家，乃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恒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观于华侨而益信。彼既脱离其乡井，以个人资格来居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齐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无他物。且其所以得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

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之不同，就在前者之组织依地不依人，而后者则依人不依地。我们前说集团三条件，亦有组织上不依家族为其出发点一条。市自治之不成功，即是依地而起之真性集团组织不成功也。

任公先生晚年著《中国文化史》，其社会组织篇第七章讲乡治，第八章讲都市；他研究之最后结果，仍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一句话。在乡治章，特将他自己家乡——广东新会茶坑——自治组织之梗概述出，而作结论云：

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几与地方官府全无交涉（讼狱极少）。窃意国内具此规模者，尚所在多有。虽其间亦恒视得人与否为成绩之等差；然大体盖相去不远。此盖宗法社会蜕余之遗影，以极自然底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及发度，益有极重大之关系。

不错，是有极重大之关系：中国社会之生存发展得力于此，而短处亦在此。其社会生存无假外力统治，而自有秩序；其发展是自然之平面发展。不知其所阻止；而非以侵略形成立体，前途或有所限者。短处在其自治只能行之于小范围（通常五百户左右），到一千五百户或一万人口以上，怕就不行。日常生活之经营，仍各自为谋，团体作用止于在消极方面为补充救济；还说不到团体组织之积极地运用。这是未经过中古式集团锻炼，亦未经近代产业发达后之文化增高，而萌露了近代式自治者。它不是真正底集团生活，亦非复人类古初之宗法社会，乃是我所谓“伦理本位底社会”——中国特有底一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