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营经济 记者：叶晓莉
俞敏洪小传：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英语专业，1993年创立新东方学校，新东方创始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被媒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之一，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社会兼职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等。近年来，俞敏洪及其领衔的新东方创业团队已在全国多所高校举行上百场免费励志演讲，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的“心灵导师”和“精神领袖”。
访谈内容
叶晓莉：自新东方1993年11月6日成立以来，哪一些或哪项国家经济政策使您印象最深刻呢？
俞敏洪：其实，在教育领域的政策不应该算是宏观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1] 对新东方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法》把投资方的权利部分界定清楚了。这个从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投资的积极性；其次，《促进法》也为好多人挣脱了束缚，让投资者敢于参与到民办教育中来。
叶晓莉：现在好多学者认为，法律意识的欠缺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您觉得这对于新东方有影响吗？
俞敏洪：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首先，新东方不占有国家的资源。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过国家应该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和国有企业竞争、竞标的公平、公开的环境。但现实是，直到今天，国有企业占据资源的能力都比民营企业强大得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民营企业要不投靠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捆绑；要不就是民营企业变质，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特殊手段去占有资源，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腐败和贿赂的产生。
叶晓莉：除了法律意识的欠缺外，融资难也是普遍认为的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您觉得这对于新东方有影响吗？
俞敏洪：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新东方做的是预授款行业。等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美国上市了，我们不受中国金融政策的控制。说到金融政策，其实跟刚刚谈到的是一样的，因为，金融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嘛。不管是自然资源、政府资源还是金融资源，这些在中国的政策上都是说要一视同仁的，但是关键就是在执行上从来没有一视同仁过。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朱镕基就反复强调过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发行了四万亿的贷款，但是这些贷款真正到了中小企业去的几乎没有。
叶晓莉：在今年11月刚刚结束的由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企业权益保护高峰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透露说，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作为一个屹立了18年的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俞敏洪：首先要看这个2.9年是包括了哪些企业。如果说，包括所有的创业企业在内，我估计2.9年都不到。这个其实很正常，在国外也是这样的。在国外，公司的平均寿命，如果把大公司、小公司、创业公司全部加起来的话，估计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比中国会长一点，但是也不会长多少。要是看成熟企业的寿命，在国外，如果一个企业成熟之后呢，它的寿命会比在中国长一些，原因是它的消费渠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管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流畅性。在中国，即便是成熟企业，也大多会受到国家资源限制、宏观政策和法律不确定性的制约。我觉得做到年收入10个亿以上应该就算是成熟企业了吧，在中国这样的成熟企业的不稳定性比国外要大得多。主要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外，国际贸易环境甚至人民币的升值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国内企业的。因为中国还是在一个发展的时期、动荡的时期。
叶晓莉：那您觉得新东方能够在平均寿命2.9年的大环境下屹立18年，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俞敏洪：首先，新东方进入的是一个非国家资源可以干预的领域。其次，我们主要都是B2C，企业对个人，所以我们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太大。第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消费都是持续一贯的文化习惯。第四，管理团队也非常稳定。
叶晓莉：李建伟教授2.9年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大都认为是企业由于法律意识的缺失而导致的短命，您觉得因为法律问题限制过新东方的发展吗？
俞敏洪：《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前，《民办教育管理条例》中规定，民办教育由于属于非盈利行业，不管初始资产的配置如何，国家可以在停业后清算所有资产。《促进法》出台后，投资者至少可以收回投资。如果你把你的企业界定为营利性行业，你还可以做到部分的盈利。你可以要求回报，这也就直接促成了新东方最终的上市。可以说，《促进法》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行业，尤其是培训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2010年温家宝也提出了培训要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行业，这就把培训、旅游、文化都变成了同样的、可以经营的行业了。这也促使中国拉动了5000亿的教育市场，极大地拉动了消费。 (www.xing528.com)
叶晓莉：《北方经贸》曾发表过一篇暨南大学法学院的学者的文章，认为政策导向与法律的难以协调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也就是说，虽然政策比较多，但是无法从法律上保障政策的实施。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俞敏洪：对，首先中国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政策。政策都是人为的，它不是法律，但又超越法律。因为中国政策太多了，而且不断地变化，导致企业家以及老百姓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法律从原则上说一旦出现之后就是稳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稳定，应该以法律为主，以政策为辅。中国现在是以政策为主、法律为辅，而且政策和法律的弹性太大，直接导致有多种解释。中国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模糊性就导致了其中有很多的空洞，这也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在其中投机钻营。
叶晓莉：虽然现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被并称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与享有减税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和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就像是没有娘的孩子，在重复征税、融资控制等夹缝中生长。您觉得民营企业确实是处于劣势地位吗？
俞敏洪：我觉得未来外资企业的优势应该不会太明显了。所以，我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应该不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竞争，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争夺战。表明上，国家是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并且进入了很多本来应该是民营企业占领的领域。所以，尽管经济总量发展上大家都在增加，但实际上民营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在不断减少的。这直接导致了另一种畸形企业——官商勾结企业。我想，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麻烦的地方，也是中国创新最大的障碍。官商勾结企业和国有企业有个特点就是可以无限地占用资源，从权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占用的结果就是它不需要创新就可以盈利。一旦一个企业不需要创新就可以盈利，它就不会主动创新，同时它也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所以民营企业未来面临的难处还是很多的。
叶晓莉：正如您说的，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着这么这么多的问题，那您觉得民营企业想发展下去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公平的平台。等到民营企业的力量，而不是数量，占优势的时候，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就可以被慢慢地扭转过来。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的希望。
叶晓莉：现在，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很多行业都是数量越来越多，就您刚刚说的团结起来，您觉得是数量多、规模小好一点呢，还是数量少、规模大好一点呢？那如果某个别企业规模过大，又会不会形成垄断呢？
俞敏洪：这要看不同的行业了。比如说像餐饮业，规模大小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形态，包括培训业。在这些领域，规模大小都不构成威胁，因为它不可能形成垄断。一旦涉及可能形成垄断的领域，就应该让规模相对小一点的机构多多出现，这惠及的也是老百姓。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形成垄断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市场不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才可能形成垄断，比如通讯。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行业，自然需要大型企业出现，加强中国的整体国力实力和研发创新能力。对国防和民生很重要的行业，国有企业的进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不能进入所有的领域。
访谈感想
纵观历史，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凡。从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勉强维持，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全部国有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中国民营企业举步维艰但又硕果累累。
时至今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何去何从？从这次访谈中可以看出，访谈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同时，对于其现状也是很担忧的。中国民营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在国有企业的阴影下成长起来。我想，这就是经济学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最好的证明。一方面，政府期望可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实惠。但是，政府目前依靠的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政府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阻挠，甚至是从中争夺利益。这让我想起蒋介石到台湾后痛定思痛得出的结论——没有进行土改是他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就算历史能够重演，他可以进行土改吗？还是不一定，因为蒋介石政府依靠的正是江南的几大财团，而他们也正是土改中最大的受损者。他们一定不会支持土改，没有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政府还能够支撑吗？中国的现状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依赖关系，但是国有企业一定不情愿放弃资源的垄断，甚至政策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还能够一帆风顺吗？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也会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如果所有的中小企业都能够团结起来，那最终争得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也是指日可待的；但如果有的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投靠大型国有企业，以期获得资源或者政策特权，那这势必会像囚徒困境一样，使大部分企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畸形，也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未来的发展。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于2002年1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2]2 《北方经贸》2005年11期，经济与法政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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