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沉潜养病，应对浑水事件

俞敏洪：出离在红尘

来源：道农参考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

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如此幸福的一天》

这位中国最著名的老师独自住在北京西山一处三面环山的别墅区里，京密引水渠在不远处流过，砖混结构的建筑包围着种有草坪和瓜果的庭院。房间不算大，《巨流河》、《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籍堆放在室内各个角落，墙上找不到一幅名贵字画。“那就是一种负担，如果它们真的值钱，博物馆自然会收藏，”主人一边说，一边亮出手表，“知道这个牌子吗？一个加拿大农民用的品牌，50美元，我用了十年，”继而是他招牌式的冷幽默，“从不晚点，每五天还能增加一分钟。”

刚过完50岁生日的俞敏洪，身穿一件深蓝色Tommy Hilfiger短袖T恤，体形保持得一如20岁时，身材修长，肌肉结实，有人用“文弱书生”形容他实在不恰当。自幼，他就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十几岁成为苏南家乡插秧冠军，13年前一场传奇劫案中，他与一名一米八的壮汉搏斗了近十分钟，最终击败了对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他有一张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孔，网友曾把他和胡适的头像放在一起疯转。“跟胡适相比，我连他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怎么可能是他的前世今生呢？”

“温和而犹疑，软弱而无力，细腻而敏感”是他对自己性格的评价。当企业家领袖、青年导师、教育工作者、精神贵族几种角色在这样的人身上完成交集，他的内心该是一片何等充满矛盾的世界？

一个秋日黄昏，俞敏洪与一群年轻的朋友刚刚爬山归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夕阳静默地缓缓下沉，在不经意的一瞬间投入永恒。此时最好的旁白，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人人心中都有等量的苦

除了每年三分之一时间陪在常住温哥华的妻子、儿女身旁，俞敏洪不愿离开这片北京大学西北十几公里处的土地。18岁那年，他站了36个小时火车从常州进了北大，从此在北京的西北角扎了根。“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太有感情了，这儿的每一座山头，我在生病的一年中全爬过，医生警告我不要爬，肺结核一用力气会崩开、吐血，但我根本不听，每个山头都去爬。后来新东方所有重要的点，全在这一带。”

大三第一学期，俞敏洪被诊断出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静养。自农村升入北大两年来，俞敏洪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封闭、边缘、单调、自卑，成绩乏善可陈，渴望却从未得到一位姑娘的青睐。他被送进香山脚下的北京结核病疗养院(现香山慈幼院)，一个人在那儿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的粉红，夏天的青翠，秋天的火红，冬天的雪白……多么诗意的风景，多么诗意的年龄。

医院门口有一座小山，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纪念北伐战争中牺牲烈士的墓碑，上面赫然刻着冯玉祥题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成为俞敏洪的精神寄托，他回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每当我感到绝望时，就坐在石碑前，对着它们久久发呆，默默地流泪。”

彼时的中国，大时代闪闪发光，明快、亮丽、令人欢欣鼓舞，医院大喇叭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俞敏洪至今都愿意哼唱；但仅就俞敏洪个人而言，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文字是更好的写照：“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

这一年是俞敏洪生命中的“沉潜”时刻。“刚进北大时，我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花了五天时间，每天背十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300多本书，将中国历史文学典籍看了不少。”

俞敏洪后来回忆说：“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是一个人还未问鼎成功的光环之时，必须‘沉潜’在深水里，少安毋躁。只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远走高飞的大鹏鸟。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那么我一定很浅薄。”

“你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很悲苦，但是你无能为力，”俞敏洪对世间悲苦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每一个我认识的普通人，都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北大英语系80级毕业30周年纪念册被俞敏洪视若珍宝，他动情地给我们介绍每个同学独一无二的命运，一个个故事在俞敏洪眼前荡漾开来。

俞敏洪北大同班有一位才华横溢、家庭出身又好的男生，追到班里的校花，郎才女貌，毕业后结婚生子，羡煞众人。几年后，丈夫随留学的妻子出国，因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段，不肯屈尊外出打工，妻子拿奖学金读书也无余钱，家庭生活越来越紧张，婚姻走到悬崖边上。

1995年，俞敏洪赴美，正是该夫妇关系最僵的时刻，老同学相见，丈夫向俞敏洪诉苦：有次丈夫驾车看望异地求学的妻子，碰了一鼻子灰，大吵一架后往回开，时值漫天大雪，满肚子苦楚的丈夫注意力不集中，“啪”地一连串撞了正处理交通事故的三辆警车，美国警察二话不说拷走了他。

当时新东方初有起色，俞敏洪欲赴美拼命拉回国创业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说打出一片天地后，或许还能挽救婚姻。最终，回国的是王强，是徐小平，是包凡一，而不是他。戏码如同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剧本，夫妻劳燕分飞。男人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终身教授，每次回国，和俞敏洪都是寻觅一处荒野，一通啤酒猛喝，不醉不休。

“那个女孩子，全班心仪的对象，只有他一个人追到了，为什么弄成这样一个结局？我感觉特别悲伤。”人间的分分合合似乎很平常，但俞敏洪总能捕捉到其中的悲苦内涵。他不禁问自己：“一番艰辛、一场挣扎、一轮怪圈似的奋斗与毁灭，难道这就是人生无可逃遁的悲剧性？”

“人生一辈子的悲苦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待悲苦的态度，是人生最重要的关口。”

一位成功者的自白

采访当天上午，俞敏洪刚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派的律师追问了四个小时。“浑水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以来，俞敏洪几乎每天要向美国律师、会计师解释各种繁琐难缠的问题。对于一个自嘲“连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都分不清”的文人型企业家，应付这些“技术活儿”一直是最让他头疼的事。然而，他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很是自信，远比六年前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时从容自若。连美国律师都感叹：“调查了中国这么多案子，从没遇到一个中国CEO如你老俞般open and honest (坦诚、开放)”。

“首先，新东方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新东方没做坏事。第二，即使新东方股价掉了60%，依然是一件好事，这个好事现在深刻地体现出来了，新东方所有管理层股份都翻了一倍。第三，就算美国方面认定新东方有问题，被下市，依然是好事，我顺便就私有化了，当然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能私有化的。第四，即使对我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发财的机会，股价上去了，我再一卖，又能资助多少贫困大学生？”

7月18日浑水做空新东方当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一半理事发短信给俞敏洪，纷纷声援俞敏洪。“这就是团队的力量，”俞敏洪感念，“你不需要写任何合同或协议，只需一个电话，钱就可以到账。所以找组织是必然，是归宿。”

即使在这帮俱乐部亲密朋友中，还有人看不懂俞敏洪为什么对上市如此“耿耿于怀”。“你一直说上市以后很苦恼，还劝人家别上市，我觉得上市以后还是乐趣大过苦恼的吧？”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私下问俞敏洪，“你怎么赚了钱还抱怨呢？”

对新东方和新东方人来讲，上市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对这位新东方缔造者而言，被某种东西“锁”住了的感觉是最痛苦的。新东方任何股票持有者都可以卖股票走人，但俞敏洪不行，他和新东方的命运已经拴在了一起。

柳传志说“联想就是我的命”，俞敏洪不是这样一位企业家。在内心，他思退不思进。“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新东方彻底放掉，交给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来掌舵，就犹如新东方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财富？他常将之形容为负担：“任何给我增加负担的物质享受我都会摒弃掉，每当我做一件事情，都要先问问自己，我最终能得到心灵的富足吗？”

嗯，成为一名心灵富豪。可《圣经》上说，富人想上天堂，比让骆驼穿针眼还难呐。在一次企业家私密聚会上，俞敏洪有一段人生独白：

“人有时自以为得到某个东西后会解脱，比如没钱时觉得有钱就是解脱，没事业时觉得有了事业就会解脱，自卑时觉得自信就是解脱，结果发现，人生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出来又跳进另一个坑，因为这世上的地从来没平过，而且往往跳进的是另一个更大的坑。我曾说幸福快乐是我的终点，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追求幸福快乐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所以，我后来改变人生态度，有点向佛教靠近。人生出来就是为了受苦的，如果这样想，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快乐就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人不管多有钱、多成功、多有社会地位，很多东西是摆脱不了的。恰如加缪笔下的神话英雄西西弗斯，辛辛苦苦把石头推到山顶，而一旦到达山顶，接下去便是滚落，再接下去又是一番往上推的苦斗。

关于“苦”，真乃人世间永不缺席的元素，幻化为千百种不同的面貌，让不同时代、不同人生阶段的每一个人品尝。所谓“做事苦，不做事亦苦”。但俞敏洪意识到，什么也不做才是痛苦的深渊，所以他一定要做事，成为一台“痛苦转化器”，把苦吃进去，转化为乐放出来。

他改写了卢梭的名言：“人生而不平等，却无往而不在打破自己生命枷锁的努力之中。”他这样定义新东方精神：一种从绝望中义无反顾寻找希望的精神。他说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各种苦，并依然保持一种努力的心态，想办法从中摆脱出来时，结果常常是好的。我从挫折中间，或者别人的欺负中间，都看到自己生命成长的一面，而不是对我伤害的一面。哪怕是最坏的人，其实都是在帮你成长。对一个帮你成长的人，你有什么好恨的？”

爱能打通心灵，恨只能堵塞心灵。俞敏洪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2005年，那群差点把他大卸八块的劫匪被判死刑，当时俞敏洪还找到警察，强烈希望拿两瓶酒去看他们，跟他们说几句话。“没什么好恨的，我还活着，他们死了，不存在恨的问题，”俞敏洪说，“我想问问他们的生活背景，做这些暴行时的心理感受，还有当时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时，为什么没往里捅？敬他们两壶酒，让他们一路走好吧。”

俞敏洪真算得上异类，尤其在这个家长制横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王国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度。王强或徐小平经常闯进俞敏洪办公室，劈头盖脸将这位“老大”数落一通。等人家发泄完推门而去，俞敏洪才猛然醒悟：“我得反驳啊。”十年前新东方内部矛盾最严重的时候，开12个小时董事会，常常没有任何结论，最后四五个人在一起号啕大哭。(www.xing528.com)

作为创始人的俞敏洪也曾被“弹劾”，除了股东大会可以参加，董事会、总裁办公会、校长办公会都不能参加，“我当时心态很好，背着书包教书去了。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大家一团糊涂，”俞敏洪回忆，“我做不了曹操，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弱，性情比较宽容，乐于容纳，不会独断专行，我喜欢倾听朋友们的建议和忠告，喜欢跟着朋友们转。从个性上来说，我可能更像刘备。时间长了，新东方内部就有了一种共识：老俞待人很宽容。”

不愿为“暴民”“暴官”送命

9月中旬以来，各地泛滥的“爱国运动”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让俞敏洪忧心忡忡。“野蛮救不了中国”，他在微博上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以爱国名义打砸抢烧，义和团当初打砸抢烧、袭击洋人，也没有把中国救回来。我们需要自强、自尊、自爱，让国家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真正强大起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政府行事方式、贫富差距，以及十八大后新政治周期下中国的命运，是俞敏洪当下忧心的问题。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2年执行理事长，他在伦敦对全世界大声疾呼：“一个超越一切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普通人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同王石一样，他也在读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长篇著作《罗马人的故事》，可他越读问号越多：“罗马人怎么一开始就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历史上，为什么东西方只隔一条幼发拉底河，就将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分隔两边？全世界民主社会已经为中国做了两百多年榜样，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和老百姓始终都没准备好？钓鱼岛事件映射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火焰，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

“一旦暴民、暴官形成激荡，就会是革命状态。到那一天我哪边都不会参与。两个极端之下，作为处在夹缝中的企业阶层，一定是两边都想送你的命。你想要真理的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参与。我不愿为暴官送命，也不愿为暴民送命。我不愿意卷进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成为牺牲品。”

最让俞敏洪揪心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缺少一个自我调整的机制。“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加上执政党现在确实比较强势，于是又陷入两难境地：不强势，说不定会乱；过于强势，又容易积累更多的社会怨恨。我最不希望看到，当最后想调整的时候，失去了机会。”

看未来，俞敏洪保持谨慎乐观，前提是“官员不贪、商人不奸、百姓有尊严”。

“我现在特别希望党和政府能够把真理和理性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那样的话，我愿意参与建设性的发展。”对于新一代执政者，俞敏洪认为他们年轻，经历过文革苦难，又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知道老百姓心目中诉求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有机会理性、和平地推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中国民营企业家至今没有真正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最缺什么？俞敏洪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缺的是一个平等对待的空间。就像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可以自由表达的商业市场。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不成熟、不自律，俞敏洪也是毫不客气：“现在中国稍大一点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在寻求国家制度和资源的庇护，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家还在宣扬自己和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合作的好处，这是出卖民企力量的一种行为。如果连大民企都不能坚持走纯粹的市场化道路，那未来中国真的就很危险了。”他在正和岛2012年两会沙龙上强烈呼吁民企要远离权力：“任何时候都不要跟国家资源，尤其是国家权力资源沾边，必须以身作则，在中国力挺公平、透明、平等的商业交易行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未来中国改革才可能通过民企力量推动。”

有段时间，俞敏洪说话尺度很大，朋友们提醒他说话不要太“冒”。一位体制内官员就曾打电话抗议：“俞老师，下次说话不能这么绝对，你说‘哪个政府领导敢说自己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开公司的’，我家族里就真没有啊。”“那句话肯定是错误的，”俞敏洪反思，自己的性格确实有时候一激动就会说错话，“可真是急啊，当然，现在变得柔和多了，我要把自己调整到大智若愚的状态。”

卡夫卡说：“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俞敏洪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启蒙和自觉。

被问及“新东方给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俞敏洪说：“我希望新东方成为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文化价值谈何容易？有文化价值的教育机构数得过来的。孔子的杏坛，诗书礼乐，老头子在那儿编编书，给弟子讲课，即使儒家不是统治阶级工具，依然会有文化影响力，因为那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乃滚滚红尘中的立身之本。老子创造了一套人生解脱之道。后代像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并没有突破儒学的范围，反而被朱元璋利用，把中国人的精神扼杀掉了。以本民族奴役本民族，才有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现代，北大、清华，包括西南联大都出现了一批真正有灵魂、有思想、有创意的人物，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改变，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不变的话，中国今天的文化功底不知比现状升华多少呢！

“新东方对中国有没有文化价值？目前我持否定态度。但我心中依然抱有希望，再挣扎十年、二十年，或者四十年后有留学生归国，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并且其中有人站出来说，我的起步来自于新东方，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了，至少中国的进步跟新东方能挂上一点钩。”

生死之间，灰飞烟灭

“你要敢把新东方搬上银幕，这辈子就别来见我。”2011年早春，徐小平跑来告诉俞敏洪，要把新东方的故事搬上银幕：“这可是传播新东方的大好机会呀！”被俞敏洪坚拒。而今年年底，由陈可辛执导、黄晓明饰演俞敏洪的一部以新东方为蓝本的电影将在国内上映。该影片被媒体冠以“中国梦励志电影”传播。徐小平聪明，电影中没有任何关于“新东方”的字眼出现，这让俞敏洪无可奈何：“怎么能够把形象用影视方式固定下来呢？完全崩溃掉了。谁知道我在背后干了多少坏事？人如钱币，把阳光面露出来就行了，非要弄得太阳光，就会有人寻找阳光背后的黑暗。”

也是在去年，崔永元找到俞敏洪，请他做“口述历史”项目，老俞回复小崔肯定不做，理由是：“口述历史讲出来的所有原因，至少一半以上不是真正的原因，因此你的口述历史就是一部假历史。如果有一天，相关人士都已经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世上，而且我还能动笔时，也许我会把这些原因写出来。但如果相关人士还活着，我口述或动笔以后会伤害这些人的话，我就会把所有的原因跟我一起带进坟墓。”

媒体人王利芬把俞敏洪多次口述整理成书《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正在全国热销，俞敏洪说：“这仍是一部假的口述历史，其中没有假话，但并不真正深刻。”真相是什么？“很多男人创造出一番大事业，背后动机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女人，比如拿破仑；或者可能因为年轻时受挫，终身燃烧起想要立地为人的感觉，”俞敏洪说，“而即使在走向寂灭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世人。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写过《忏悔录》，这个人就是卢梭，但我认为他的《忏悔录》也只讲了50%的真实。”

俞敏洪自陈，自己是一个希望世上一切都烟消云散，一切因果都随生命的消逝而消逝的人。“我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就好像生命从未出现过一样。”

人生不过是无量时空中的一次闪烁，生命的本质只是到地球上走一回的过客，最终，尘归尘，土归土。俞敏洪甚至不相信“精神不灭”：“我希望消失得越干净越好。当你死后，你跟世上一切因缘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当一把骨灰撒向天空，漂向大海，一切都回归自然了，从肉体到灵魂，全部回归。”

这是位平时向往躺在草地上看云，下雨天打伞听雨声，晚上看月亮数星星的中年男人。从少年时代开始，俞敏洪以同乡、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为生命中的榜样：“400年前，他游历过中国的每座山峰、每个地方，今天，我们有飞机、火车、汽车，而自己没去过非洲、南美、南极、北极，欧洲也只是走马观花，这显然说不过去。”

俞敏洪向往的旅行是一个人走、一个人看、一个人感悟、一个人写东西，带着老婆孩子的不算。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有一种方式比另一种更好，那一定是自然的方式。”俞敏洪曾对外国作家解释：“如果遇到困难，就应顺其‘自然’，‘自然’会告诉你答案。”

一路走到今天，受了那么多罪，那么多委屈，俞敏洪通常用旅行、骑马、滑雪、游泳补偿自己。他偶尔狂野一把，比如跳进大海，一个人拼命游向大洋深处，一直到岸边的人身影模糊，但节制是常态——喝酒除外。酒，在俞敏洪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继承父亲基因，俞敏洪自幼就练出超高的酒量，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他和朱新礼、牛根生、王玉锁、杨绍鹏、刘君等几位好友，拿着白酒都是一杯一杯地倒进嘴里。在汇源京郊庄园，俞敏洪酩酊大醉后会和朱新礼一起在地上打滚，早忘了医生对自己萎缩性胃炎的忠告。

“小心点，小心进入别人的传记。”我提醒他。

他很淡定，一点也不豪放，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吐出八个字：“生死之间，灰飞烟灭。”

人生最大的功课

领悟俞敏洪，他好像一直在为“出离”做准备。外人看来，多年来他一直追求、现在拥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他最本质的需要。滚滚红尘之中，他用最快的脚步“入世”，是在为某一天停下来“出世”修行。

他已经放慢脚步，打算在三条路上并行。第一条路，在新东方董事长位子上坚持一段时间，培养更有能力的接班人；第二条路，创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请世界上最伟大的哲人、学者布道讲座，重塑国人灵魂；第三条路，把自己几千本书搬到山里，在远离人烟的地方结个草庐，畅游山林池沼，隐居写书。

“我的进取精神绝不比其他企业家差，否则，不可能把新东方做到今天，”俞敏洪说，“但是我的退隐之心，或者说脱离红尘之心，比其他企业家要强烈一些。” 一位藏传佛教上师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人间是剧场》里讲：“在生命的大电影里，很少人拥有出离的勇气。了解生活是一场电影着实不易，我们总是被困住，到最后总认为这是真的。了解生活徒劳无功的一面，就是见地。”

“某种意义上，我在为更加脱离红尘的生活做准备。”俞敏洪称自己本想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后来发现自己六根不净，“好吃、好喝、好色”，于是退而求其次，笑言“红袖添香夜读书”是自己希望的人生结局。

他拜读了弘一法师的全部传记，至今视其为生命中最完美的人格偶像。

“首先，男人有那样的才华是了不得的，尤其是弘一大师那样有灵魂的才华；第二，我佩服他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而且两边都活透了。”前半辈子，“二十文章惊海内”，是中国话剧鼻祖，是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的李叔同；后半辈子，变成凝神专修的南山律宗大师，中国所有出家人的榜样。

让俞敏洪最崇仰的一点，则是弘一大师舍弃俗世的那份自觉从容与断然决绝。一入空山，便彻底了断尘缘，实乃人生最难、最高也最美的境界。他反复琢磨那个广为传颂的细节：弘一的日本太太携幼儿从南京赶来，在杭州虎跑寺庙门外哭了三天三夜，弘一从住房走到庙门，来来回回几十趟，宁可一个人在里面流泪，硬是狠下心不见，从此与红尘相隔两端。这让弘一大师进一步看透了红尘实相：既然有苦皆必受，有生皆必死，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利享威势无复相随，那么，世间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

“那种决绝，我总想做也做不到，”俞敏洪说，如果换做自己，“孩子在边上一哭，我一分钟就跑出来了，所以凡根没净。”

但至今，弘一为什么从一个繁华世界突然看破红尘，那么决绝地遁入空门？俞敏洪仍未参透。“遁入空门前，他因辟谷断食变得神清气爽，这都只是表象。我的判断，他的人生一定遇到了‘绝不可为外人道’的东西。”依俞敏洪的人生经验，人要做一个决绝的东西，必然是渐悟的过程，但一定会有外在一次性力量的推动。“没有大纠结、大震荡、大磨难，也成不了弘一大师。”

打掉人间一切矫饰和伪装，一心一意践行自我生命目标，是弘一大师带给俞敏洪最深刻的思考。丰子恺评价弘一大师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俞敏洪颇为认同：“任何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东西，都违反了做人的真正原则。”大约十几年前，柳传志听女儿把这位新东方创始人描述得神乎其神后，忍不住亲眼见一见，聚餐后，柳传志当面给俞敏洪的评价是：“原来你和我一样普通啊！”

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听完俞敏洪的心路历程后，由衷感叹“命好才是真的好”。“我觉得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我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一种力量引导着我往某个方向、某个结局走，至于那个方向、结局究竟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冥冥之中的很多力量，你是不能较劲的。”

俞敏洪今年50岁，刚好是知天命之年。“到我这样的年龄，应该对世事洞察得非常清楚了，我可以这样作结：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迷茫，所有的红尘滚滚，最后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生的悲苦。如果一个人没体会过没有出路的彷徨和扛不过去的绝望，说明他完全没有释放过人生，这样的人，可以界定为行尸走肉。”

正如俞敏洪反复强调的，人这一世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来，而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即使如弘一大师，当他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时，他是不是真正解脱了？“留下一个谜。我认为他是部分解脱了，还有一部分依然陷在净土与红尘的交集中。”俞敏洪说。

被问及“到目前为止，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时，俞敏洪答：“波澜曲折。我想追求一种清明空灵、心无挂碍的境界，但从来没有达到过。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的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无比纠结，而且无法排解。”

从1980年到1989年，俞敏洪写过上百首诗歌。1989年，听闻北大校友海子卧轨自杀后，俞敏洪号啕大哭了一整天。他发现，海子般的人追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缺少诗意的大地并不珍惜他们，此后他离开北大，迈入红尘。而今，他不愿做一个“被宠坏的中年男人”，准备从让大多数成功人士停滞的“红海”起航，驶向一片辽阔的“蓝海”。

甚至连结局，他都那么轻描淡写。

“假如生命只有十分钟，你有什么重要的话留给世界吗？”

“我就不留了，我就躺在床上，很安宁地死去好了，希望老婆孩子开心地在世上活着就好。”他眯起眼，微笑时并不掩饰露出的牙齿，“只有十分钟，连让我转账的时间都来不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