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力量推动中国进步

用商业力量推动中国进步
——在首届中国企业领袖力年会上的演讲

在本次年会上我很兴奋地看到很多嘉宾从各个角度来阐释领袖力，尤其是商业领袖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未来中国发展瓶颈的突破方法，以及中国长治久安这种渴望或者需求的解决之道。

中国其实已经遇到了千年难遇的繁荣盛世，我们非常庆幸生活在强盛的时代，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见证了中国从贫困、封闭的状态走向改革开放，并走向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和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过程让我们充满惊喜，不过心中也有了一种担忧。这种担忧可能是飘浮在我们上空的大大问号，那就是这种繁荣到底能持续多久？经济因素作用于政治，政治以更大的反弹力作用于经济，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希望自己参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发展，为未来更加公平和市场化的发展空间争取更有力的保证。大家意识到，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安全不能保证的话，现在的繁荣就像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那样，一切可能都将是昙花一现和过眼烟云。

这也正是现在中国很多论坛，也是今天论坛的一个主题。钱文忠在论坛上讲到了中国传统商人的地位，以及为什么中国商业社会从来没有形成的一些重要原因。在我研究世界文化的时候，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一个世界文明的繁荣都是从商业开始，以文化的繁荣为顶峰。我们从古希腊文明就可以看到，古希腊文明的繁荣来自于地中海地区希腊和周边民族的贸易，也来源于希腊不惜代价掠夺财富带来的该地区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带来了知识的发展、创新能力的发展，继而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的繁荣。这是一种循环，先是做生意，做生意带来社会繁荣，社会繁荣带来文化繁荣。如果生意可以持续做下去，文化就会不断出现新的繁荣局面。但是一旦出现战争，或者出现某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导致商业文化衰退，那么所有的文化和文明就会终止。

古希腊文明是这个模式。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从英国开始，英国财富积累是靠贸易和掠夺双管齐下，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以及用鸦片进行的贸易导致了中国和英国的战争，英国的繁荣是靠掠夺性贸易得来的。英国一开始确实为商人奠定了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来自于英国大宪章。大宪章规定政府包括国王在内，不能随意对商人或者贵族征税，国王必须征得贵族同意才能征税，因此政府或者国王不可以随便伤害商人。这也是西方为什么后来能够发生工业革命、商业革命、信息革命，到现在还可以持续不断发展商业。美国更不用说了，美国历来就是鼓励做生意的。美国和英国的战争也是做生意的时候分赃不均导致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商业繁荣。一次是唐朝，唐朝一直做生意做到了欧洲，唐朝的繁荣是典型的商业繁荣。还有一个是宋朝，宋朝鼓励贸易，从汴京到后来的临安都是以商业为中心的繁华都市。明朝后期，皇帝不关心别的事情，只关心内宫生活，外在环境相对宽松，使明朝后期的商业也繁荣起来。但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从来不允许商人有任何社会地位，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皇朝看来，一个商人有社会地位会带来双重伤害。第一重伤害是当商人拥有社会地位以后，有钱又有权，对帝国地位产生极大的威胁。可以让你赚钱，但钱归钱，你和你的子孙都不能当官。第二重伤害是对传统道德的伤害。在所谓正统人士看来，如果让大家都去努力做生意挣钱，会摧毁人民依赖的道德准则，从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各种道德缺失的事件来看，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此外，统治阶层限制商人地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当商人力量和政治力量能够抗衡的时候，往往就是商人力量改变政治局势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出现跟唐朝或者宋朝一样的商业盛世，能不能走出商业盛世的怪圈？当商人达到一定地位，已经主导社会某种走向的时候，常常一次性被抹杀掉，政治力量非常害怕商人力量起到左右时局的作用。今天在中国社会里，商人力量还远远没有可能和政治力量抗衡。中国几千年的皇权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商人，也常常习惯于被剥夺，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力量具备真正的契约精神，统治者和老百姓的权利实现平等，从结构上到体制上能够给中国所有人一种安全感。(www.xing528.com)

中国现在的繁荣是好的，改革也是好的，但我们发现中国在社会稳定之外确实有很古怪的现象。在这一繁荣的背后，中国的政府官员没有太多安全感，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太多安全感，中国老百姓也没有太多安全感，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不能确定是自己拥有的。政府官员对上不对下，权力没有群众基础；企业家赚了钱就开始醉生梦死，权钱交易让一些商人的财富来路不正；国家一个政策可以让一批企业明天就消失；中国一方面大量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没有办法把资金回收投入到可以让中国继续繁荣的生产建设中来；老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既没钱也没权；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力量来保民生，但很多资金在到达老百姓手里之前就已经烟消云散，不知道流失到了哪里。

在过去，改革开放成果丰硕，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今创造财富，尤其是通过创新创造财富的速度在变慢。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发展体系创造出新的财富，我们将会面临另外一次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繁荣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中国的领导者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不然不会进一步强调改革，要不然不会有温家宝总理这次在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些言语。但是从认识到最后成为现实，从认识到保护每一个阶层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到最后真正做到每个阶层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只有这个过程实现了，中国长久繁荣的局面才会形成，而所有这一切现在绝对不能只靠农民力量、工人力量，也不能纯粹靠政治家的力量，必须所有力量结合起来，尤其是要靠商业的力量。

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要对每个阶层的重要性排序，毫无疑问商人阶层是排在首位的。既然中国已经不能再回到闭关自守的封闭时代，而必须经过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商业时代，那么通过商业时代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让诚信、负责、透明、平等、自愿等商业精神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商业时代一定不是以权钱交易、官商交易为表现的，应该以商业精神、平等互利为原则，以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以及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契约精神为主导，这才是中国能取得长治久安的基础。

为此，中国应该做两方面的努力。第一方面是企业家自身的努力。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一努力实际上非常重要。个人的力量如果与整个团体的力量方向一致，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希望社会环境是透明、公正、自由，以及资源充分共享的。我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再也不需要用一半的时间谈论中国环境和政治动向，我们谈论生意应该怎么做就好。这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包含我们自身品格的修炼。

第二方面是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力远一些，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贵远一些。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是在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推动国家稳定并且建设性地走向更加繁荣的时代。我们这样做是在帮中国政府一个大忙，否则对我们自己没有长远好处，也伤害了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们能做到不和权力勾结做生意吗？我认为能做到。尽管中国一些资源型行业确实被控制了，但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到完善的时候，70%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原则上应该从服务行业产生，而服务行业几乎不可能用垄断资源。因此我建议、鼓励企业家们尽可能在服务领域发展。这两天企业家们谈论人品问题、品格问题、素质问题，我认为企业家要从自身做起。从我认识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来说，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品确实不错，做生意可以用计谋，可以利用资源，但是不能败坏自己的人品。

政府也应该主动做更多的事情。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会做更多的事情。政府要进一步鼓励商业发展，并从自身做起弘扬契约精神，让全社会有更多的安全感；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让中国通过商业繁荣带动文化繁荣。如果这个繁荣能够持续，我们可以不夸张地预言，在30年之内中国本土将会出现世界性的文化领袖、文学领袖、思想领袖和哲学领袖。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中国商业的持续繁荣。希望我们的时代不仅会出现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也会再次出现像李白、杜甫、苏东坡，甚至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学和思想大家。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应一起努力，为实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和商业繁荣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