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创业创新，激发青春梦想

用自由的精神来创业和创新
——在第四届北京大学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我喜欢北大人那种不理性的气质。北大人的理想主义，哪怕是空想主义，都是北大这一百多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思想的源泉。对于北大来说，我最担心的是北大的理想主义有一天变成现实主义、利己主义，甚至是庸俗主义，而北大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对于北大来说，我们最需要的确实就像《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宇师妹在中文系讲话时说的那样：“我们最需要的是坚守，而不是适应。”如果我们一定要适应，有一点我们可以适应，那就是北大离现实不能太远，北大必须脚踩在中国这块坚实的土地上，跟着中国的发展同步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中国发展。我们这样的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坚守，坚守北大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坚守蔡元培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坚守独立思想的勇气和阵地。

后来，北大校训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但是，“爱国”到底要爱什么？是变来变去的政策，还是某些官员空穴来风的自说自话？抑或是真正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且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我认为前者是庸俗的爱国，后者才是真正的爱国。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北大追求的境界应该是一个民族长久的境界，是思想的启迪，是智慧的开启，是让老百姓明白“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对他们的生命和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民主和科学是北大发展的核心理念，“五四运动”的产生其实主要是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到现在我们依然呼吁着民主和科学，我相信这也是北大的核心精神。当年我们青春年少，一次次振臂高呼，一次次集合在三角地，我相信我们当时的热情不是为了以后当官，尽管有些人后来当官了。黄怒波师兄是先当官，后辞官，像他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当然，当官如果能当好官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当官以后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之所以现在能站在北大英杰中心报告厅来谈论创业和创新，也是因为中国的民主和科学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一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人民渴望的结果。我欣赏黄怒波的坚守，因为怒波师兄做生意以后并没有变成一个庸俗的生意人，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做生意赚钱的同时还继续写诗。他的诗写完以后没有人买，但是他依然坚忍不拔地印完以后送给我们，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心中的那点火种传播出去。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痴情痴意，让北大的精神火种代代不灭。

阎焱师兄在投资的同时，不忘支持北大发展，其目的与怒波师兄是一样的。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有很多很多争论，尤其是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但本质上由于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底线，所以我们非常团结。这个团队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比如成立了第一个校友基金，并且这个基金以最快速度赚了钱捐给北大。这次又成立了北大创业基金，大家踊跃加入，几天就募集了一亿元人民币，为北大有创业热情的师弟师妹们提供帮助。

有人说，人活着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我觉得能把这三条命放在一起活，应该是北大人的特色和底线。我们不光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活着，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何况现在也不是乱世。如果北大真的有人为了钱不要性命，为了名不要性命，为了利不要性命，那我们可以说他不是北大人，或者说是北大的耻辱。如果我们上一个台阶，能为自己的生命而活，那说明我们活得有尊严了，因为生命是有尊严的，是受到自己尊重以及别人尊重的。我相信北大人非常愿意做有尊严的人，也就是拥有自己生命的人。而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进北大门，就应该拥有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不仅要保证我们的尊严，甚至要努力保证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还要能够为国家真正做点贡献。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有性命但是没使命，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好像有使命，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不太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

所以，尽管我觉得北大要适应时代的大潮，适应祖国的发展，适应高科技的巨变，并且引领高科技，但是我觉得北大人真的应该坚守一些东西。早在一百年前，陈寅恪就说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蔡元培说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这些永远不会过时，尤其在中国永远不过时，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东西。朱善璐书记说过很多要创立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我们非常振奋。但外面流传过一个笑话，说两个连大学都不能算的机构，还在拼命争论谁是一流大学。这两个机构指的是北大和清华。这句话很刻薄，尽管我们也很爱北大清华，但我觉得一半是事实。

对于成为一流大学，我对北大有以下几个期待。第一，要有尊重教学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我认为北大现在并不拥有。北大受行政主导，而不是教授主导。只有充分尊重教授，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才能领先，只有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领先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北大如果真的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教授治校，就是走在了成为一流大学的轨道上。(www.xing528.com)

第二，尊重学生选择的自由。我认为北大还没有真正做到尊重学生的选择，因为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需要挑选的自由。他们不仅能够挑选让自己在专业方面提高的老师，而且能够挑选给他们带来终身价值的老师。终身价值包括正确的人生态度、伟大的哲学思想，以及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还有终身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和不失大节的骨气。北大现在可供学生选择的教授很少。特别希望这两个传统——尊重教授和尊重学生——在北大回归。如果对教授不满意，学生有资格把教授从教室里赶走。这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具备的气度。

第三，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要让意识形态成为学术自由的先导。中国曾经有过意识形态非常统一的时期，但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片空白。这样的时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当然更加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时代。所以，北大从成立伊始就是主张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地方。我特别希望北大的领导人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进步可能需要符合时代特征，需要循序渐进，但是北大不能没有这样的意识。北大人不能以当官为乐，校长、书记一定要明白身上所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把思想灌输给学生，用行政手段规范学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一个伟大的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第四，特别不希望把我们这些企业家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和宣传的榜样。我非常吃惊地发现，现在北大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都是把企业家找过来演讲，告诉学生你看这些人也是北大毕业的，他们成了亿万富翁，所以你们也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一所大学把赚钱很多的企业家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我相信这是在传播一个错误的信息，让学生用浮躁的心对待大学生活，学生得到的不再是真正对他们终身有用的东西，而是想着如何尽快赚钱。赚钱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一个社会、一所大学只尊重有钱人，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做生意，因为那时候没有做生意的风气。我相信阎焱没有在学习时想过投资，黄怒波当年想的只是怎样把诗歌写好，而侯军想的一定是怎样跟北大漂亮的女孩子谈恋爱。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减退他们身上的企业家基因，以及未来能够赚钱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一个人的赚钱能力是能够教育出来的，但一个人的思想水平和人格力量是能够培养出来的。如果北大要对我们进行宣传，请宣传我们这些人在大学期间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北大应该更多地为它所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而骄傲。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财富的积累，回来反哺北大，让北大诞生更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

回到创业和创新的话题。在今天这样的会上讲创业和创新对在座的师弟师妹们并不是一种技术传授，而是一种精神传授。创业和创新是环境自由、思想自由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但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能以压制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为前提。我们需要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在稳定繁荣的社会里运行。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说，中国改革的前期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代的改革是以边际效益为主的，不仅是政府主导的结果，而且是政府放宽了政策后，老百姓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下爆发热情产生的。他做了一个比喻，水泥地旁边有一片空地忘了铺上水泥，结果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块空地上茁壮成长了起来。虽然计划经济的主导没有让民营企业繁荣起来，但是市场环境宽松了，确实让中国的财富急剧地增加了。财富增加的有生力量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从一开始占GDP的不到1%，到今天65%到70%的规模，是由于政府比较明智地给了我们市场经济的相对空间以及市场资源的消费空间。科斯还说，如果中国未来还想持续长治久安的经济繁荣和发展，那么思想市场将是中国改革下一个不可回避的重点。任何一个思想封闭的时代和社会，都不可能有长久的、持续发展的经济，更不可能出现一方面经济加速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人民却没有思想自由的状态。

感谢政府过去三十多年为我们提供了不错的增长空间，尤其对民营企业确实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今天北京市政府领导也来参加了会议，说明政府对这一块很重视。但是，我们的政府做得还不够，因为他们还是以主人的心态，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给民营企业发展的机会。我反倒认为，这种局面应该倒过来：创造财富的人民应该是主人，人民创造财富支持政府的行政运作，政府努力为人民服务，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高效、透明，以更加谦卑的精神来支持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坚决支持政府打击谣言惑众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坚决支持依法治国。但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有人一不小心在微博上说了一句话，在被人恶意转发了几百次以后因言获罪，甚至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感，让我们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家立业、创业和创新，和祖国共同繁荣。如果一个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缺乏安全感，问题不应该出在老百姓身上。普通老百姓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们的房子随时可能被拆掉；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们搞不清自己的企业到底能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到底能做十年的规划还是百年的规划。我们也希望每位政府官员能够开心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看着上级的脸色担心一不小心把官丢了，位子没了。这样的官员心里永远只有上级，没有老百姓。当然，我们更加希望更好的社会秩序能够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官员的廉政机制能够建立起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身上，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支持中国教育的发展，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不是落到政府官员个人的腰包中去。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有神圣的法律和没有例外的法律执行来保证。我们知道政府下定决心要让中国变成一个依法治国的地方，我们会一起努力来共同推进。我们不希望法律有例外，不希望法律变成保护利益集团和保护特权的工具，不希望法律因人而异，在相同的罪行面前因为背景的不同而处以不同的刑罚。我们希望法律跟政府官员的特权无关，跟企业家的金钱无关，跟老百姓的贫困无关。法律就是天平，不论什么人触犯了它，它必须一杆秤摆平。我们希望中国的法律最终能成为保护所有守法公民，并且有着独立精神，有着公平判断的强大工具。

再回到创业的话题上，我始终认为创新是思想的放飞，创业是精神的飞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资金和技术能够解决的。不管投入多少资金，都不可能买到创新精神，也不可能让创业的激情飞扬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真正的、宽松的、自由的环境。对于企业家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今天大家还做不到，有一天如果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政府的某个政策改变为企业的安危担忧，再也不用因为某一个政府领导的脾气为企业的发展担心，我们只需要面对商业中的竞争对手，面对高科技的发展，动用我们的创新能力和资源面对商人之间的合作，通过交纳税收和为社会服务来推动社会发展，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就一定是一个政府公正、官员亲民、百姓安定的国度。这才是我们真正热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