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问题解决之道：梦在青春中

探寻中国教育问题解决之道
——2012年4月22日在基础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是一所能容纳五千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基础教育学校，这所学校是我十年前希望对素质教育进行实验而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看来，这个实验并不是很成功。我的初衷并不是真的去做一所纯粹的、像公立学校一样的基础教育学校。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能否把打破现有的高考僵局和学生的素质教育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答案，也就意味着这所学校把高考与素质教育结合得还不是那么好。

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怎么做，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学生的学科教育毫无疑问做得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把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全世界排名，从德育素质到美育素质再到体育素质，我们可以看到，不会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名更高。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到了第二位；中国教育总量，即大学生的总人数和中小学生总人数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大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学生的人数，但是我们的人均素质，如果有这样一个统计的话，应该是排在全世界倒数几位的，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我们非常痛苦地看到，中国的素质教育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中国的数学教得那么难，按理说数学的诺贝尔奖应该都产生在中国，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一个都没有。中国学生的物理和化学水平也相当高，但是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人的文学功底、语言功底也还不错，从古汉语到现代语言的转化以及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能力来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应该在中国，可惜的是也没有(编注：本次演讲发表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体育方面，中国每次的体育比赛，包括大学生的体育比赛都是那些从小到大只进行体育训练的专业运动员去参加比赛，而奥运会上的外国参赛选手可以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体育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所以，中国的教育现状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有三个大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教育就是不成功的，学生素质教育的空白将无法弥补。

第一个是社会体制问题。中国的社会体制应该为中国学生素质教育的失败承担很大的责任。由社会体制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诚信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都要为教育问题买单。非常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制度改革有太大的作为。当然，制度改革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事情。比如高考制度的改革真的很难，因为它跟所有的其他制度弊病都牵连在一起。高考制度之所以很难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诚信体制没有建立，中国的诚信体制之所以没有建立是因为中国的监督体系没有建立，而中国的监督体系没有建立是因为中国政府很多行为没有受到监督，所以它们是牵连在一起的一体化问题。因此，我认为中国未来的任何改革都要以体制改革为基础。我并不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也并不是否认现有政策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但是如果不变革的话，我们未来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而我们未来的教育关系到后面30年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以及科学强国的问题。再说得严重一点，关系到中国到底能不能稳定发展的问题。不要以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就能强大，要知道人口数量并不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什么才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这个国家的人所拥有的素质。而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贫乏是我们屡屡看到的。

由体制问题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问题，也就是学校的管理结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一个重要的考核办法是校长行政化考核，校长是按照学生未来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来考核的。对校长的考核不是看学校的学生素质有多高，也不是由家长和老师来对校长进行考核。我们常常看到，全体老师都很反感的校长走向了教育局长的位置，而受老师拥护的校长反而最后连老师都当不成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除了中国，全世界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校长岗位是由强大的行政化体系来决定的。行政化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一个好的教育体系里上级永远要倾听下级的声音，并且从下级的需求出发来办事，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必须教授治校、从教授中选拔校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中学原则上也应该是由老师选出来的老师组成理事会来选自己的校长，但这在实际中很难实现。这一现状什么时候改变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不改变所带来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校长是教育的灵魂人物，如果校长都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只关心自己的官位，请问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情何以堪？当校长没有权力去反对教育局或者教育系统所做的任何荒谬的决定的时候，请问教育会走向何方？几年前在江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一辆大巴车载着学生去春游的时候翻了车，不少学生受了伤。教育厅第二天就向江苏省教育系统发了一个通告，严禁任何学校组织学生春游。这个决定如此荒谬，学生的安全不是靠这个行政命令来保障的，就算坐在教室里还会有地震呢。当时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刚好第二天要组织学生乘50辆大巴车去千岛湖旅游，校长接到这个通知就傻眼了，问我说：“俞老师，怎么办？”我说：“你第二天照常出发。”他说：“照常出发省里追究下来怎么办？”我说：“你是谁任命的？”他说：“你任命的。”我说：“要想把你这个校长拿下来，是教育局长拿你还是我拿你？”他说：“你拿我。”我又说：“我让你去，你就得去，你不去我就拿你下来。”第二天50辆大巴浩浩荡荡出发，紧接着半天不到我就接到了教育局的电话，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对着干。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我的根据地不在江苏，我的根据地要在江苏我敢这么做吗？

我在读岳南的《南渡北归》的时候，有很多感动。这是一本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读的书。《南渡北归》讲了上个世纪20至70年代中国一代大师级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政治局面下的命运和归宿。在这些大师当中，并没有我们所熟知的季羡林、朱光潜、钱钟书等，而是从王国维开始讲起，讲述了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等这一批大师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即使在抗日战争西南联大的时候，也比今天更像教育。书中的一个故事真的让我很受触动。在这些大师级人物当中有一位大师叫刘文典，他在1928年至1929年担任安徽大学的校长。蒋介石那个时候刚好被选为总统，趾高气扬地跑到安徽大学去考察，对刘文典指手划脚，刘文典就是不听，蒋介石说一句他就顶一句。这就相当于今天国家主席去视察大学时，主席说一句校长就顶一句。蒋介石觉得特没面子，一生气抬手就是一巴掌，打了刘文典一记耳光。蒋介石还是有一点脾气的，又是军阀出身，哪认知识分子？但是刘文典更加不买账，一脚踹到了蒋介石的裤裆里，蒋介石被送到医院两个礼拜才出院。结果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声援刘文典，蒋介石出院以后，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刘文典一点事都没有，蒋介石后来也一直不敢碰他。

当然，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蒋介石打这个耳光表明他并不尊重刘文典，但至少蒋介石后来没敢动他。这就意味着当时知识分子是有社会地位的一个阶层。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地位了，才能使一个国家有良知。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是代表良心和良知的，当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了良知或良心，或者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得不知道良知和良心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有严重问题的。而今天的现状是，从校长到老师，良心和良知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在做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一边从家长手里拿红包，一边教导学生要大公无私。学生在下面想，你刚刚拿完我爸爸的钱，还教导我大公无私？第二件事，有一些老师在教室里不“喂饱”学生，把学生拉到家里进一步收钱“喂饱”学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当然，这些不能全怪老师，中国社会变迁太厉害，使老师的地位缺失，工资待遇不高。人一辈子只追求两种东西：一是经济上富有，二是受人尊重。作为老师，我们并不追求绝对富有的经济条件，但我们确实渴望受人尊敬，在社会上有地位，这是一种荣誉感。

第三个问题是家庭问题，而家庭问题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学生的素质问题。中国家长容易犯两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把孩子当宠物养，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像宠物一样成长，成长过程中的几个要素严重缺失：第一个是规矩要素，现在的孩子大都是没有规矩的，有规矩的很少，但其实规矩要素太重要了。第二是健全的家庭要素，就是父母双方对孩子共同培养的要素严重缺失。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娘娘腔的男孩子越来越多。前两天武汉还专门报道了“伪娘团”的表演，就是一帮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女孩子，在舞台上表演。现在的男孩子怎么这么喜欢成为女孩子呢？这是由于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里养孩子，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母亲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太久，以致男生的女性化特征明显。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偏见，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男孩子整体上缺乏阳刚之气，这个国家的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

坦率地说，中国奥运会的金牌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于就那几个人能去拿金牌。人家的体育运动是全民运动，中国的体育运动是专业运动。你看大学里不戴眼镜的有几个？跑步能跑上一万米的有几个？打架的时候敢用板砖上去拍的有几个？有阳刚之气的那帮人反而都是高考没考上的那帮人，因为他们从小在胡同里打架。而且，阳刚之气还不是说你的身体健壮，而是精神上和灵魂上的。像我这样的身材显得有点瘦弱，但是我觉得我是有阳刚之气的一个人，因为我一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就会浑身激动，我觉得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才对。但是，现在很多男生一想到穿漂亮衣服就激动得不得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儿子和我老婆在一起的时间多，有一次我带着儿子玩，在路上看见地上有一只蜘蛛，他就像女孩子一样哇哇大叫，把我气坏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家庭教育是有缺失的。现在连养宠物都要培训，培养孩子难道不应该培训吗？在中国，因为一家就一个孩子，家庭教育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了。新东方成立了一个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但是后来发现办那么一两个讲座基本上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体制问题、学校问题和家庭问题这三大问题带来了中国学生面向未来世界竞争的素质严重不足，以及教育者本身素质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即使不会亡国，也会对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力量有致命的杀伤力。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80后、90后中也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给他们独立的天空，他们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不要等到他们30岁有了独立天空再去成长，好不好？我们应该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素质，什么是现代教育。只知道考试分数的教育太落后了。

我与教育系统的同仁反复探讨过高考改革问题，大家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办法，之所以没有办法是因为中国的诚信体系问题没有解决，特权问题没有解决，学校的独立权问题没有解决。而且，高考是中国唯一相对公正的一个考试。无权无势的农村孩子只要考出高分，就有可能进到北大和清华来学习。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学生里农村人口占到了35%。而现在北大对外公布的学生农村人口只占到15%。这15%的农村人口中间，还有一半其实已经农转非转到城市去了。真正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在北京已经几乎找不见了。(www.xing528.com)

这一次在全国政协会上我爆出一个冷门，提出了一个想法：未来降低高考外语分数的比重，比如总分降到80分，且难度下降，让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外语都能考到80分。为什么呢？我到农村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农村孩子在语文和数学上还能够跟城市孩子比拼一下，农村老师教语文、数学的能力还不错，有的农村老师教语文的能力不比城里老师差，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候读一些古书，城里老师反而不读书了。但农村老师的外语不行，他们讲的外语，我去了基本听不懂。如果让农村孩子自学外语，从设备到资源跟城市孩子根本没法比，所以农村孩子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外语分数平均低40分应该不是夸张的数字，这一分数足以把原来可以上一本学校的学生一下拉到三本甚至大专。所以，我提议把外语考试的重要性整体下调。

讲到中国的考试制度，古代的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更体现城乡公平。因为古代的科举考试有一个特点，就那几本书，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乡村的私塾老师都能教。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优秀的学者都来自农村，胡适来自安徽农村，苏东坡来自四川农村，毛泽东来自湖南韶山，那是一个美丽的农村，当时是连路都不通的乡下。后来清朝灭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最后改成现代考试、现代学制以后，所有的学科都必须到城里去学。这就让那些在农村已经努力了十几年到几十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没有了出路。很多人科举考试没得考了，你不让我考，你还改了考试，我学了十几年，突然变成了考数学、物理、化学，可是我在农村没有地方学，就干脆把你推翻算了，所以清朝被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试制度的改革。

农村教学和城市教学的城乡差距导致了中国教育的不均衡。一是城市本地不均衡；第二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在同一座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会分配到优质学校，如果一所好的中学一年投入一个亿，普通中学能投入一千万就了不得了，到农村中学可能就成了一百万了。钱的投入就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倾斜，所以越优秀的学校就越优秀，越差的学校就越差。学校的好坏与老师的教学质量尽管有一定关系，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投入。所有名牌学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政府领导的孩子全在里面学习，政府就会额外照顾这样的名牌学校，以至于不断调动资源来支持这样的名牌学校，间接地有利于自己的孩子。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有一个担忧，那就是政要和有钱人的孩子不管怎样都能够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普通老百姓，包括我们很多老师在内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未来教育的希望所在。这样一来，所谓的精英阶层不断集中，这个集中会形成社会上一小撮几乎没法破解的利益集团。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当老百姓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局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那社会的和谐及和平发展就可能会有问题。

第二个担忧就是中国的商人和政府官员会互相勾结、权钱交易。权钱交易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企业家们没有一个公开的、平等的、机会均等的舞台。中国的商人几乎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求政府特权的庇护，并通过政府调动资源。

我对企业家们发出过一个倡议，就是“要做离商业文明尽可能近，离特权暗箱操作尽可能远一点的事情”。权钱交易会导致中国不能形成真正的商业环境。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未来最重要的指望就是真正的商业社会的出现。对于稳定发展的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商业的力量。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提供了中国就业人口70%以上的工作机会，占到了国家GDP的60%左右，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还远远不够。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业发展能够推动社会一系列规则的建立，比如诚信体系的建立只有通过有秩序的商业发展才能够做到。我们说无商不奸，商人见钱不要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把权力和商人分开，商业就不得不诚信。之所以出现毒胶囊事件、苏丹红事件，就是因为政府处罚不力，地方政府保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商业文明或者商业社会包含了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原则，包括平等交易原则、契约公平原则、公开透明原则、资源共享原则、市场竞争原则等等。中国的现状是我们不得不走向商业社会，但是对商业社会这些原则最大的破坏力量就是权钱交易。对于这一困局，中国现在还没有破解之道。出现这一困局，不能怪罪于商人，因为政府权力太大了。有些地方的书记，县党委书记，甚至镇党委书记就像一方皇帝一样，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他用权力就可以交换一切东西。当然，商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有的时候不讲良知和良心，不惜一切手段赚钱，所以纯粹靠商人来规范中国社会是不行的。那么靠谁来规范中国社会呢？当然一是政府的力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独立知识分子。

其实，中国城市之间的教育也不均衡，越是优质的学校资源越集中。城市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怎么打破？这个问题反复探讨过，我跟政府领导就说，能不能在农村户口孩子高考的时候减免30分到50分，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因为一夜之间中国城市户口的孩子全变成农村户口了。所以，政府也有很多无奈。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怎么办？无解也要解，我相信老百姓要解，政府也要解。

所谓的教育资源均衡，除了城乡教育资源均衡之外，还包括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之间的均衡关系。一个优秀的教育体系，整体而言公立教育应占到60%左右，民办教育要占到30%至40%。其中，中小学教育方面公立教育应占到80%左右，而大学教育方面公立教育应占到60%左右。美国的中小学私立教育占到了40%，大学教育几乎占到了50%。日本比例要低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私立大学一夜之间变成公立大学。现在很多有名的大学，包括北大、厦门大学等等都曾是私立大学。而现在全国各地的优秀中学、顶级中学很多原来都是私立中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允许民办教育出现，但是民办教育出现了两个不正常的现象，真正的民办教育应该是用社会捐款集资来运行，并且永远不以赚学生哪怕一分钱为目的的教育系统。现在举目四望，在中国能够按照这个标准去办中小学和大学的几乎没有。中国的民办大学，按照现在这个办法，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跟公立教育进行比较。中国的公立教育收学生的学费只占到了整个学校运营资金的50%左右，中国的民办大学是100%，还要盈余20%到30%作为第二年的发展经费。中小学要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中小学要想办真正的民办教育，比办大学还难，原因是中小学学生的最终目的是要考大学，而考大学已经在中国社会体制中形成一个固态，大学的优秀生源已经被当地的第一、第二名中学统领。

以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为例，现在小学招生忙不过来，初中招生也忙不过来，但中考一结束，高分榜上的前50名学生，原则上应该是留在这儿读高中的学生，几乎无一留下来，全部都到扬州的公立学校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出过国家主席，沾点仙气也得去啊。那个地方毕竟每年有十几个到北大、清华去的学生，新东方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第一茬麦苗割完以后，把底下的麦苗再给接着养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考上了复旦、南京大学。

不过，我还挺骄傲的，因为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当年投了三个亿，十年过去了，我一分钱没有往回拿，所有盈余都在继续装修校园，继续种树，继续增加体育设施，基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国的私立教育要做起来真的太难了。也许有一个解决办法：中国政府应该有莫大的勇气把其中一部分高校和中小学拿出来，尤其是最好的高校和最好的中小学拿出来做私有化的事情。这样做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公立学校私有化以后，后面的钱就不用政府出了。如果北京政府愿意把某个中学让我来经营的话，那这个学校以后即使亏本也是我来出钱，政府不用每年再往里补贴。但是我收家长多少钱你别管。哈佛大学收多少钱，美国哪个政府管得了？哈佛大学短短十年学费从两万多美元涨到到五万多美元，中国家长还不是拼了老命想要把孩子送进去吗？它的教学质量在那儿，政府不要说什么教育不公平，教育公平是公立学校干的事情，私立学校干的是精英教育。

第二，公立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四年前的全国政协会上我提到了教育经费要占到财政收入的4%的问题，今年政府终于承诺4%要完成，但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难。中央政府能完成，地方政府呢？因为土地、房价的下降，土地板块收入在急剧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减少，地方政府首先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最后才会想起教育，很少会想到先把孩子喂饱了。我读《南渡北归》这本书时，里面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当时四川有个军阀叫刘文辉，这个刘文辉是我们课本中读到的地主恶霸刘文彩的弟弟，他下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命令，只要看到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的房子修得好，县长当场枪毙，结果是所有的学生都在特别好的校舍里学习。县政府在哪儿呢？在土坯房里，县长死活都不敢住在好房子里，因为一住好房子就被毙了。据说那十年四川的教育蒸蒸日上。中国政府现在要有这样的想法，老百姓真的能跪在地上哭，可惜的是我们看到最贫困的县却有着最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而孩子们的教学楼，地震稍微摇一摇就倒下来了。

所以，中国的教育弊病远远不只是一个高考问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体制的改造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体制当中怎么样推动的问题。我不是做基础教育的，有的时候站的立场也不稳，新东方主要做短期培训。但是，我特别希望新东方不管干什么，都留一点良心和良知，所以我只要收到家长、学生的投诉，就会汗毛直竖，凡是被投诉的新东方分支机构都会被我惩罚。但是，新东方离素质教育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今天这个讲话，真是信口开河，只图痛快，也是提醒自己和新东方不要离教育的本质太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