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女性新探：鲁迅对中国温和的尼采的见解

附录四　持鞭见妇，意欲何为？——尼采与女性新探

我愿作一只小羊，留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尼采批评女人不留情面，而且从未结婚，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是个憎恶女人的哲学家，为女士们所侧目，更为许多中国读者所误解，⁽¹⁾20世纪40年代虽曾有过陈铨的专论，拨乱反正，可惜昙花一现，所据又是尼采妹妹的著述，材料或有搀假，不甚可靠。⁽²⁾且不说尼采本人其实也是个多情种子，追求过几位女士，其中包括妇解先驱露·莎乐美，虽然好事多磨，全不成功。而且，他的哲学在成名之初，也颇受妇解分子青睐，近年的尼采热中更不乏女权主义者。⁽³⁾总之，尼采与女人并不见得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

尼采骂女人反而受女权主义者欢迎，多少令人费解，但说来话长，先按下不表，要之，所谓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他反对社会成规定见的主张，无疑都是吸引妇解分子和女权主义论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他对女人的批评，究竟如何能被她或/他们解释过去呢？倒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也很复杂。简单地说，尼采对女人的批评，其实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叫人讨厌，不妨在这里介绍一下。

尼采骂女人的话中，最惹人反感而又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出自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你若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鞭子。”⁽⁴⁾这句话好像是说，查拉图斯特拉——也就是尼采——对女人深仇大恨，一见她们就要拿着鞭子去抽似的，真是气势汹汹，非常吓人。然而这句话查实并非出自查拉图斯特拉的口，而是一个老太婆对他的“忠告”。尽管如此，拿鞭子去见女人，还不是要打？除了打，还能有什么用意呢？难怪一位译者把这句话翻成“你使妇人顺从，不要忘记鞭笞”⁽⁵⁾，真是直接了当，干脆利落。不过，尼采的语言充满象征和隐喻，不能简单按字面分析理解，但想为他辩解也不容易。

幸而对尼采这种“生命哲学家”来说——恕我生吞活剥、歪曲颠倒哈罗德·艾德勒曼的话——他的哲学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就是他的哲学。⁽⁶⁾著作里找不到，不慌，可以到他生活中去找。尼采的确拿过鞭子去见女人，所见者并非别人，正是他的单思对象莎乐美。

话说1882年，尼采与莎乐美及好友保罗·利（Paul Rée） ，一行三人，若即若离，三角关系，暧昧不清。一日，尼采忽发奇想，硬拉他们一同去照相，先叫莎乐美安坐板车上，还给她一条鞭子拿在手中，然后他自己则跟保罗·利一起作拉车状。保罗·利及莎乐美对这个造型好生尴尬，甚不自然，但尼采却若无其事，一本正经，气宇轩昂。⁽⁷⁾由此可知，尼采所谓“到女人那儿去，别忘了带鞭子”，并非执鞭去打女人，而是送鞭让女人抽，好生奇怪。

亚里士多德的典故

其实，尼采这个女人鞭策男人拉车的造型，是有典故的。一些学者认为，那是出自中世纪一个广泛流传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故事。亚里士多德曾当过阿历山大大帝的“太傅”，经常警醒大帝要提防情欲的危险，啰啰唆唆，喋喋不休，令大帝烦腻不已。为了教训教训他的太傅，阿历山大大帝找来美女一名，芳名妃莉（Phyllis），着她勾引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虽然饱学多才，毕竟是书呆子一名，当然很快上钩，无条件投降，任由妃莉鱼肉。为讨情人欢心，亚里士多德不惜“俯首甘为美女牛”，披鞍套韁，四体投地，任妃莉扬鞭驱驰，在御花园内做牛做马，斯文扫地，贻笑千古。这个象征着“理性”屈服于爱欲的传说，也就成了中世纪雕塑家的主题，在各大城市“竖碑立传”，后世讽刺画匠也常据此作画，为一些可怜的有情男人，立此存照。⁽⁸⁾

这个典故本来充满形上哲学意味，由于已为后世庸俗化，尤其到了这个物质至上、精神污染、孔教衰微、世风日下之（后）现代社会，更是每下愈况，变成某种场所“专利”的“游戏”。受虐求快，畸形变态，乌烟瘴气，不堪入目。尼采送鞭的高尚行为，也很有可能给某些读者看成是与此类“游戏”有关的举动。一如笔者某次出席一个中西聚会，某君应邀高歌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哀怨缠绵，感人肺腑，在唱到文章开头所引的两句，竟惹起在场一些洋鬼子汉学家挤眉弄眼，可恶之极。

非也，非也。尼采乃饱读（洋）诗书之人，岂会想到那些下流之“游戏”哉？世间虽传尼采曾进妓院，但那是为人“误导”，走错地方所至，他惊魂甫定，即跑到钢琴前高奏一曲，曲终离开，未染梅毒。托马斯·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别有用心利用小说文章反对尼采，编造所谓尼采离开后，终于忍不住再去了一趟的故事，影响恶劣，查无实据。真是罪过，罪过。⁽⁹⁾言归正传。

据此典故，则尼采带鞭见女人，根本不是与她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恰恰相反，是对莎乐美表示爱意，也是向女人的伟大力量致敬，是向她们投降，高尚得很，难怪受女权主义者欢迎。⁽¹⁰⁾然而，仔细想想，又有点不对。还有那个“第三者”保罗·利呢？不知道该把他往哪放，又或者……（仿贾平凹笔法），当然不会。说到底，这个故事还是太粗直不雅，跟那些洋鬼子汉学家的不过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分别；而且，高尚的读者一定会嫌这个故事缺乏深度，不符合尼采这个复杂哲学家的思想和为人。幸而，类似的出处还另有一个，那就是柏拉图的谈话录《菲德鲁篇》（Phaedrus）。

柏拉图的《菲德鲁篇》

在《菲德鲁篇》这篇谈话录里，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把人的灵魂分成三部分，其中两部分是拉车的马。两匹马中一好一劣，好的一匹代表道德自律，自尊自重，慎不踰矩，劣的一匹代表非理性的激情，“自由主义”，放任不羁，非动鞭抽不会驯顺。第三部分则是驾马车的御手，代表人的意向，⁽¹¹⁾既夹缠在上述两者之间，牵扯不清，左右为难，又得设法协调步伐，驱车向前。这三角关系，说似简单，其实并非界限分清，黑白分明，而是“剪不断，理还乱”，一笔糊涂账。

从造型来说，《菲德鲁篇》中的双马车看来更像尼采、莎乐美的三角关系，但是，要硬套上去也不是很好办，例如，尼采和保罗·利这两匹马，究竟孰优孰劣，就难说清楚。从尼采的角度出发，好的一匹当然是尼采自己，尼采是否借此讽刺自己的情敌呢？不亦小器也乎？实在有失大哲学家的风度。但更大的难题是，执鞭的莎乐美当然并非扬鞭的妃莉象征爱欲的情人，但似乎也不是《菲德鲁篇》所指的意向。她似乎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究竟是什么角色呢？没有办法，只好回头研究一下他们间的三角关系。而他们的关系其实颇带点柏拉图味。⁽¹²⁾

莎乐美是俄国一位将军的女儿，才思敏捷，聪颖过人，她的气质对思想家、文学家有特殊的吸引力，不光倾倒了保罗·利和尼采，后来更成为大诗人莱纳·里尔克（Rainer M. Rilke，1875—1926）的情人，以及弗洛伊德的门生，确是个很特殊的女性。1882年，芳龄21岁的她，正留学苏黎世大学，因病到罗马疗养。她与保罗·利在玛尔薇达·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rg）的文化沙龙中相遇，两人一见如故，互相为对方的才气所倾倒。保罗·利爱上了莎乐美，并向她求婚，但莎乐美正乘桴浮沧海，⁽¹³⁾不想再落水，即予回绝。但莎乐美又向保罗·利提议共建二人沙龙，实行无性爱共居，只清谈知识，不涉肉欲。保罗·利别无选择，只好答应，并假惺惺表示自己也很讨厌性爱这回事。信不信由你。莎乐美也不是傻瓜，想了想，为防人口舌，便考虑找名“第三者”作陪。两人想来想去，竟想到尼采。⁽¹⁴⁾不久，尼采便通过玛尔薇达和保罗·利介绍，跟莎乐美见面，两人也是一见倾心。尼采于是自投罗网，天下从此多事。撇开那些是是非非不谈（虽然会增加出版销路），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对莎乐美的期待，以及他当时的心态和想法，是否可以进一步跟《菲德鲁篇》扯上关系。

尼采的如意算盘

查尼采当时开始构思他的杰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认识莎乐美前不久，尼采由于当时健康日坏，经常头痛呕吐，目力衰退，几近失明，亟需有人照料，居然因此接受玛尔薇达怂恿，考虑找个有钱老婆。⁽¹⁵⁾后来终怕为世俗束绑，未敢妄动。他又曾对好友区华贝克表示：“我需要个年轻人在身边，有足够的智慧和学识跟我一起工作，我甚至会为此目的而结婚两年。”⁽¹⁶⁾当保罗·利写信向尼采介绍莎乐美（原信已失，不知道保罗·利说了些什么），尼采显然觉得莎乐美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便回信说：

代我欢迎那位俄国女性吧，如果有意义的话。我一直渴求这类灵魂。我就要去掳掠一个回来。考虑到我未来十年要做的事，我都需要她。但结婚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我顶多只能同意两年的婚姻，而且仅仅是考虑到我未来十年要做的事。⁽¹⁷⁾

尼采并写了一首自比哥伦布诗，邀莎乐美共赴探索新思想的征途。

自与莎乐美相识后，尼采神采飞扬，连健康都明显好转。1882年5月期间，尼采跟莎乐美大谈查拉图斯特拉和“永远重现”，两人曾长时间单独相处，保罗·利为此妒火中烧。传莎乐美曾与尼采亲吻，莎乐美则不置可否。尼采还曾向区华贝克表示，莎乐美是他所谓“解放的精灵”，是自己的同类（alter ego） ，并希望与她一起，以及在她帮助下完成自己的目标。⁽¹⁸⁾

前面虽然从俗说尼采追求过莎乐美，说莎乐美是尼采的单思对象，但尼采对莎乐美的态度其实是很暧昧的。尼采跟保罗·利不同，保罗·利与莎乐美通信动辄用“都”（亲密的你），而尼采则是规规矩矩的“思”（敬体的你），保持距离。⁽¹⁹⁾如果尼采真的只专注思想，没有打莎乐美的主意，只保持柏拉图式的关系，那么他要莎乐美持鞭当御手，也就是请她帮忙，完成他的不朽的写作伟业。在《欢乐之学》中，尼采说：“我要我的狮子和鹰常在左右，给我暗示和预兆，帮我了解自己力量的强弱。”⁽²⁰⁾后来，尼采就将莎乐美比作鹰和狮子。⁽²¹⁾而《欢乐之学》的话，不妨当成御手帮忙的一条注脚。如此一来，曾真个向莎乐美求婚、写信亲亲密密的保罗·利，则果然是——也只好是——《菲德鲁篇》中的劣马了。

当然，在此弗洛伊德门徒当道之世，一切皆以色迷迷的眼光看问题，动辄归因于“色事” （sex），则尼采自然也不会那么正经。况且，尼采对莎乐美所说的话跟他的文章一样，明典暗喻，欲语还休，比喻象征，模棱两可。总之，诛心之论，大有可为。尼采是否怀有非分之想，暂且不论。然而，莎乐美所谓尼采两次向她求婚，则似乎未必。尼采本不愿结婚，且垂青于莎乐美的原因，亦在于她不顾“礼教”，胆敢“同居”，又岂有向她求婚之理？

第一次所谓求婚，据说是尼采通过保罗·利转达，但从上信可以看出，保罗·利似乎说了一些误导的话，陷尼采于不义，而他转述尼采的意思，肯定也有意无意地歪曲：他根本不理解尼采神秘主义的语言。⁽²²⁾第二次所谓求婚，看来也是一场误会。尼采感到原“同居”计划会惹谣言，为保莎乐美声名，遂提议结婚，完全是“舍己为人”，一番好意替她着想。⁽²³⁾

据莎乐美称，她在麓嶒 （Luzern）当面正式拒绝尼采求婚。尼采失常后，曾在巴塞尔精神病院绘图一幅，上有拥吻男女一双，旁有十字盾一面。医生问他是什么意思，尼采告诉他那是1882年5月，他与莎乐美在麓嶒之伤狮纪念像见面的情景，十字盾即纪念像一部分。⁽²⁴⁾拒婚而拥吻，事情似乎很复杂。看来，所拒绝者，乃莎乐美以为尼采的求婚，并非尼采当时的提议。而且，与其说拒绝婚姻，毋宁说是拒绝当尼采的门徒：莎乐美要保护自己的独立个性。

莎乐美对尼采的“求婚”，其实应该不会太认真。莎乐美根本不担心尼采会对她有邪念；尼采也知道莎乐美当时对性爱毫无兴趣，且甚为赏识，曾为她写了条格言，支持女人非性爱。⁽²⁵⁾既然大家都要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则所谓求婚拒婚，就不能按一般的理解，而是指精神的占有，这就涉及莎乐美的独立性，无法让步了。至于尼采一些奇怪的比喻和说法，她其实也很了解，不会误会。而尼采那些比喻和说法，能进一步解释“御手”怎么给他帮忙。

算盘背后混乱乾坤

莎乐美认为，尼采的哲学思维过程像男女关系一样。⁽²⁶⁾她根据的是尼采在《超越善恶之外》中所提出的男性和女性两种天才类型。尼采说：

天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总的是传宗接代或要传宗接代，另一种则宁愿受精产子……这两种天才像男女那样寻找对方，但也像男女那样误解对方。⁽²⁷⁾

尼采的思想和他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阴阳裂变与交合而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把他所心仪的希腊和法兰西文化归于后者，显然认为后一种更重要，更有价值。事实上，尼采多次谈到自己的思想怀孕。他在《欢乐之学》中说：“精神怀孕产生默想型的性格，跟女性性格很密切，其中包括男性母亲。”⁽²⁸⁾他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创造者要成为新生儿，也得要成为生育和生育阵痛的母亲。真的，我已经经过上百个灵魂，经历过上百的摇篮与阵痛。”⁽²⁹⁾

读到尼采这些夫子自道的议论，不禁想起他另一些所谓“咒骂”女人的话。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所有关于女人的东西都是个谜，所有关于女人的东西只有一个解答：就是怀孕。”⁽³⁰⁾这段话历来理解为尼采把女人贬为纯粹的生育机器，恶毒得很。但如果把它放回上述的语境，则意思完全不同。对尼采这个“男性母亲”来说，能够生育是很高的成就，丝毫没有贬损的意思。更何况他接着还说：“让你的希望为生出超人罢！”生育差不多等于他所谓产生新价值（亦即价值转换），简直是颂赞。如此一来，一些论者遂认为尼采渴望成为女人，设法变性以女手写书，神妙得很。⁽³¹⁾

前面那个男女关系的比喻，其实完全可以套在莎乐美跟尼采的关系上。莎乐美的确给了尼采不少“暗示和预兆”，尼采不少警句都是在她的刺激和启发下写成的。⁽³²⁾若用尼采的比喻，则他们通过变性易位，进行哲学性交。那些“暗示和预兆”也就等于是思想精子，经莎乐美而令尼采受孕生育，写出杰作。若把尼采的比喻引申到柏拉图的御手，则驾御显然是性交的另一种说法。

后世解构—女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尼采论，基本上沿袭了莎乐美的观点。可惜尼采跟莎乐美的关系很短暂，失去了莎乐美之后，尼采陷于极度的孤独，那他怎么继续“受孕”，思考写作呢？莎乐美指出，尼采把哲学家们当成是“雌雄同体”的。作为哲学家的尼采，自然也属于这类怪胎。一些执迷于弗洛伊德的论者，更进一步认为尼采乃同性自恋狂，⁽³³⁾不过，这已与本文无关，为贤者讳，大可从略。⁽³⁴⁾

后语 源自中土的怪论？

看到那些后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们使尽混身解数，拐弯抹角弄了半天，不外如此。这回该轮到中土的汉学家挤眉弄眼了。(www.xing528.com)

其实只要有点中文常识的读者，都无须借助什么弗洛伊德理论或女权意识型态，便能得出上述尼采送鞭、驾御的意思：“鞭”者，阳具也，今传三鞭之酒；“御”者，性交也，古有御女之术。这是否“纯属巧合”？也许。但尼采也“深谙”中华文化，懂些（？）中文，那么送鞭驾御会不会用的是中华语义呢？如果是，那么由此而启发、引申出来的种种女权解构理论，又算不算受中华文化影响呢？如果算，则当今西方盛行这些理论，是否代表了中华文化振兴腾飞走向世界呢？这是项“大胆假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至于“小心求证”，由于篇幅关系，还是留给那些还没有找到博士论文题目的未来学者去努力吧。

【注释】

(1)例如，有一青年因对女性缺乏兴趣，被谥为“小尼采”（章衣萍：《枕上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29，页 20）；穆时英在《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说尼采不喜欢女人是因为性无能。

(2)见陈著：《尼采与女性》，后收入陈氏著《从叔本华到尼采》，在创出版社（1944），页134—147。

(3)See 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pp. 80-93.至于当代（假）女权主义者言论及正统（“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对他们的批判，可参考Kelly Oliver，“Nietzsche’s Woman：The Poststructuralist Attempt to Do Away with Women，”Radical Philosophy ，48 （Spring 1988），pp. 25-29。

(4)Z，Ⅰ，18； PN：179.

(5)勃伦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页89。

(6)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p. 2-3．

(7)此照片见于Ronald Hayman’s Nietzsche：A Critical Life。莎乐美及保罗·利的尴尬，可参考：Lou Andeas-Salomé，Looking Back，tr. Breon Mitchell，New York：Paragon House （1991），p. 168。

(8)James Tatum（ed.），The Search for the Ancient Novel，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 （1994），p. 1.

(9)Ronald Hayman’s Nietzsche：A Critical Life，pp. 10-11，64；对照 R. J. Hollingdale，Nietzsche：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pp. 33-34。

(10)可参考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pp. 132-140。

(11)有人把御手理解为“理性”，也有理解为“识别力”，但文章谈的是爱情，而爱情首先是主观选择，怎么会那么清醒“理性”、冷静分析……明察秋毫……斤斤计较……所以笔者认为解“意向”较合适，既有点理性，又不全是理性。

(12)以下情节除注明外，主要参考Ronald Hayman的Nietzsche：A Critical Life。

(13)莎乐美17岁时，为摆脱旧式教育，追求思想自由，瞒着家人，自己找了当时在圣彼得堡思想最解放的基罗特牧师（Pastor Gillot）作导师。莎乐美对基罗特极度崇拜信任，但基罗特后来却对她起了淫念，要娶她为妻，令她大感受骗上当，理想破灭，遂决定离开俄国。Angela Livingstone，Salomé：Her Life and Work，New York：Moyer Bell （1984），pp. 22 -27 。

(14)莎乐美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尼采是突然闯进来的，与事实不符（Lou Andreas-Salomé ，Looking Back，p. 47；及编者Ernst Pfeiffer的附注，p. 166） 。

(15)To Elisabeth Nietzsche （25 Apr，1877），SLN：156； KSB，Ⅴ：231.

(16)H，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 56.

(17)An Paul Rée （21 March，1882），KSB，Ⅵ：185-186.

(18)见Ida Overbeck回忆，Sander L. Gilman （ed.），Conversations with Nietzsche，p. 120。

(19)Curt Paul Janz，Friedrich Nietzsche. Biographie in drei Bänden，Ⅱ：131.

(20)FW，Ⅳ，314； GS，p. 250.

(21)To Peter Gast （13 Jul，1882），SLN：186； KSB，Ⅵ：222.

(22)见Ernst Pfeiffer关于Paul Rée的注，Looking Back，pp. 164-165。

(23)见Ida Overbeck回忆，Conversationswith Nietzsche，p. 120。

(24)Curt Paul Janz，Friedrich Nietzsche. Biographie in drei Bänden，Ⅲ：363.

(25)A. Livingstne，Salomé，pp. 46-47.据Binion研究，莎乐美在跟尼采交往的十多年后仍是处女之身。转引自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50。

(26)见其Nietzsche，tr. & ed. Siegfried Mandel，Redding Ridge：Black Swan Books（1988），pp. 29-30。

(27)JGB，248； BWN：374.

(28)FW，Ⅱ，72； GS，p. 129.他们三个人似乎讨论过这个问题，保罗·利在一本送给尼采的书上题辞：“由极其感激的母亲，赠给这篇论文的父亲”，见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50n。

(29)Z，Ⅱ，2； PN：199.

(30)Z，Ⅰ，18； PN：178.

(31)David F. Krell，Postponemen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10-11.

(32)A. Livingstone，Salomé，pp. 46-49.

(33)Janet Lungstrum，“Nietzsche Writing Woman/Woman Writing Nietzsche，” in Peter J. Burgard （ed.），Nietzsche and the Feminie，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4），pp. 135-157.

(34)对于好窥揭名人隐私（尤其是“色事”）的学者和读者，可参考Joachim Köhler，Zarathustra’s Secret：The Interior Life of Friedrich Nietzsche，tr. Ronald Taylo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