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萧军：杂文传统的融合

第一节　萧军与鲁迅杂文传统的投降

20世纪30年代鲁迅“转向”时，创造社一些人便讥笑鲁迅“投降”，⁽¹⁾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不少人“转变”频繁，“转变”又几乎等于投机。所以当时的“拥鲁派”对“转变”及“投降”说都很敏感，表现特别愤慨。⁽²⁾于因专门写了一篇《鲁迅的投降问题》解释原因，强调鲁迅思想的一贯性。⁽³⁾ 1938年11月上海一些拥护鲁迅的人士举行了一场“鲁迅思想座谈会”，其中就指出鲁迅“转变”和“飞跃”说是把鲁迅思想前后割裂，是“肤浅的机械的观察，断定鲁迅前期的思想是落伍的，陈腐的，唯我的，虚无的，改良主义的，后期的思想才是前进的，革新的，利他的，现实的，革命的，那不仅根本不懂鲁迅的思想，而且是对于他的莫大的侮辱”⁽⁴⁾。胡风后来也表达了差不多的意见。⁽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鲁迅的“学生”萧军也卷入了有关鲁迅“转变”与“投降”之争。

萧军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角和焦点人物之一，何其芳（1912—1977）记录萧军一些发言的重要内容，涉及鲁迅思想是“发展”还是“转变”的问题，但据萧军日记，这个问题不是座谈会第一天就提出，而是最后一天才提出来的。⁽⁶⁾对于这个问题，第一个起来反驳萧军的是胡乔木。萧军的日记没有详细记录胡乔木会上的话，只说他“说鲁迅是‘转变’不是‘发展’”。胡乔木过了几天之后，还到萧军处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萧军说“发展”，胡乔木强调“转变”，由于胡乔木“不愿在报纸上论争”，⁽⁷⁾所以这些言辞之争的意义，并没有当时的记录。不过，他们后来还就这个问题通了信，可惜目前只看到萧军的三封，⁽⁸⁾但从信中反映，其实两人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⁹⁾据胡乔木后来的回忆，萧军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于是起来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¹⁰⁾。胡乔木的回忆有没有如实反映他跟萧军在会上的争论，不得而知，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发展”与“转变”问题的实质，是要不要放弃自由和独立、接不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

朱德（1866—1976）也在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下午做了个发言。据何其芳的回忆，他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萧军的。对于鲁迅转变的问题，朱德也发表意见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¹¹⁾何其芳还对朱德的话做过解释，认为“一直追求真理”并非无须“转变”，“转变”是要的，就是要“投降”，要在思想上“完全缴械”。⁽¹²⁾朱德的发言和何其芳对“转变”的解读，又比胡乔木后来的回忆更直接了当。⁽¹³⁾

按照毛泽东在座谈会的总结，继承鲁迅的作家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暴露和讽刺人民的弱点，更不许揭露革命政权的阴暗面。这些反对萧军的意见若再推演下去，可以得出蓝棣之更露骨的结论：在革命完成的地方，只是要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可以径直说成是奴颜和媚骨”⁽¹⁴⁾。这是把鲁迅思想发展说成是“转变”或“投降”的又一条很好的注释。为什么要争论“转变”与“投降”呢？归根到底，就是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保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可以听话，但必须是经过自己批判分析的话，而拒绝无条件的听话。当然，这里也牵涉影响即权力的问题。例如，萧军认为作家有改造人们灵魂的任务，毛泽东也说人民大众有缺点应该克服，而这是文艺的任务之一，双方表面上没有不同。但毛泽东既然认为工农比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需要跟工农“打成一片”，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那么作家又有什么资格去改造人民大众的“国民性”呢？毛泽东实际上是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世界”，并统一思想。⁽¹⁵⁾因此，萧军与毛泽东的分歧其实非常严重。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座谈会提倡“转变”和“投降”，中国鲁迅思想研究界从来都用“发展”。⁽¹⁶⁾

是否“投降”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杂文。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和期间，都涉及鲁迅杂文传统的论争，但他写的文章没有丁玲的鲜明。丁玲对鲁迅的杂文传统原本跟萧军的观点是接近的，他们都有感于延安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想通过鲁迅杂文来批判、纠正。1941年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从事文学。 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武器，所以从写小说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¹⁷⁾(www.xing528.com)

类似观点的杂文在1941年到1942年年初发表了好一些，丁玲也不是唯一的作者。⁽¹⁸⁾据学者研究，丁玲他们写文章鼓吹杂文，批评延安不合理现象，这事本身其实有政治背景。毛泽东在1942年3月草成《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鼓励人们批评党和干部。但从后来事态发展，这些鼓励只是毛泽东“引蛇出动”的策略而已。⁽¹⁹⁾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1942）后，便在4月一次由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遭到贺龙（1896—1969）、王震（1908—1993）和曹轶欧（1903—1989）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把丁玲跟王实味（1906—1947）区别开来，保了她。在座谈会前又“同她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²⁰⁾。所以丁玲在座谈会前已纠正错误，回到党的立场，而且对萧军态度也有转变，⁽²¹⁾遂在座谈会鼓励萧军发言。座谈会之后，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时，更否定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²²⁾会后还发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公开表态，确立自己是个“投降者”。⁽²³⁾

萧军在第一次座谈会发言后两天，便发觉“最近政治环境很险恶”⁽²⁴⁾，他发表《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似乎有“立此存照”，避免歪曲的用心。但根本的意见对立也注定了萧军无法不惹争端，尤其是涉及跟他意见相仿的王实味。萧军跟王实味没有交往，但他当时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言论，跟王实味是很接近的。例如，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认为，“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即使是革命战士，包括文艺家和政治家，因从旧中国产生，其灵魂也不可避免地“带着肮脏和黑暗”，所以鲁迅很寂寞，而“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就更艰巨。⁽²⁵⁾跟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和萧军及丁玲谈鲁迅杂文要揭露黑暗和自我批评的观点，都没什么根本区别。⁽²⁶⁾事实上，萧军在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为王实味说过话，认为王的主观立场是好的，批判者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²⁷⁾另据王德芬（1902—2001）回忆，萧军出席过一次王实味批判大会，但对批判很不满，曾向中共书面提意见。萧军把这份书面意见取名“备忘录”，在“文抗”一次整风会议上宣读，又在10月18日有近两千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可见他对自己的意见很认真。结果当场引起激烈争论，大会主持吴玉章（1878—1966）想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但丁玲却咬着萧军寸步不让，非要他承认百分百错误不可，最后大会不欢而散。萧军的《备忘录》说了些什么，因没有公开发表，不得而知；他的回忆录没有记下内容。但萧军在日记中记下他对那些批判强烈的反感，加上他“在文艺座谈会上替王说过话”，便被扣上“同情王实味”的罪名，并非“不满”会场“混乱现象”那么简单。⁽²⁸⁾

大会不欢而散后，萧军遭到多方抵制和刁难，一度被逼“下乡务农”，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之久，后来才回到延安。然而萧军并不认为鲁迅和共产党是对立的。他初到延安时，就曾想过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参照共产党员修养来谈鲁迅的品质，主题是“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的品质和精神”⁽²⁹⁾。即使后来经过被迫务农回来，萧军态度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有一次在日记里比较了鲁迅和毛泽东，值得引述一下：

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正是对照的。这是表现着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特征。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正被毛泽东具体而实现了。他们底关系是宽与深，灵魂与肉体，一致的，相成的，一句话：——一个新中国底两面表现。他们必须结合，将来的新中国必须这两种东西——鲁迅文化精神，毛泽东的政治制度——融而为一，才是一个新中国——这是他们的理想的结晶。……国民精神品质不断提高；生活不断改善——文化与政治的力量——这是辩证的关联着，因此鲁迅与毛泽东他们底一切思想和行动也是辩证的关联着。我愿为结合这力量而奋斗，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以他为先生，为着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³⁰⁾

萧军实际上是想共产党实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目标，鲁迅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冯雪峰就曾兴奋地说，有了毛泽东，鲁迅“后继有人”了。⁽³¹⁾可惜他们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毛泽东无意让鲁迅他们借用，而反过来却要借用鲁迅来促成革命的实现，但双方终极理念似乎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要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鲁迅尽管受封为“鲁总司令”，⁽³²⁾也只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也就是实现党或毛泽东目标的一件工具而已。这两种想法的冲突，其实也就是萧军他们所谓政治家与文艺家的矛盾，也就是鲁迅所谓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亦即“文化现代性”反对“实用现代性”的立场和态度。双方观念对立如此，则萧军的遭遇和命运，就算没有个人性格的原因，恐怕也不会有根本的不同。

萧军与共产党虽然在文艺和鲁迅问题上意见相左，而且受过围攻和欺负，但他内心显然仍是佩服共产党，赞同共产党的。他说过，即使党内有人伤害、侮辱和忽视他，他也不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任：“我一定要为这个党，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罢，经过任何损害与挫折，决不灰心。”⁽³³⁾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绝大多数的“鲁门弟子”，若要改变中国，追求光明和进步，其实也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在一定的程度上，鲁迅不屈于强权的独立战斗精神，也可以在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目标下暂时割爱。这是否“奴性”的表现？⁽³⁴⁾笔者觉得我们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不能要求他们预见未来的极端，例如“反右”和“文革”。他们文艺与政治矛盾的理念是“温和”尼采“反政治”立场的体现。然而，鲁迅及其弟子当时的困境是，他们既“反政治”，但更需要强大的“政治”；没有强大的“政治”，中国人便会沦为日本的奴隶，没有强大的“政治”，他们也无法实现“改造国民性”所需要的社会革命。他们只能有限度地“反政治”，这是无奈的抉择。他们只是脆弱的“精神贵族”。其实，只要多一点时间和耐心，萧军也许就会“投降”，他已经放弃务农，后来考虑入党并创作《五月的矿山》，都是征兆。总之，萧军、丁玲与王实味这些“鲁迅身边的人”或继承“鲁迅传统”的人，尽管参加革命，仍不能忘怀鲁迅的教导，并未遗忘“文化现代性”的目标和使命，看到革命文艺的理想跟革命政治的现实仍有距离，便想通过鲁迅杂文的文化批判来纠正调整，结果一个碰壁，一个“投降”，一个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