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伤逝》中颓废与超人的恋爱挣扎

第六节　《伤逝》：“颓废”“超人”的恋爱挣扎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但存在很多不同的解读和争议。陆耀东和唐达晖认为这篇小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笔者也有同感，但希望能够提供更具体而实在的分析，而这种分析跟大多数论者的观点非常不同，所以在论述上需要迂回一番。

《伤逝》与鲁迅生平有密切关系。鲁迅曾说过，文学作品广义地来说是作者通过想象的自我表白。对创作已经“内转”的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伤逝》这篇“爱情小说”，鲁迅同时代人都感到有点费解。如果我们把鲁迅当做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来看待，《伤逝》就更费解。茅盾在1927年曾信心十足地从写实主义角度分析了鲁迅大部分小说，但论到《伤逝》却坦白承认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不甚了解。⁽¹³⁹⁾周作人出版过两本专著谈论鲁迅小说的写作背景和人物，也对《伤逝》中的事件和人物原型难以确定和解释。⁽¹⁴⁰⁾茅盾和周作人采用的是社会历史和人物传记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新潮论者也许对这两种方法不以为然，这些方法也的确存在一些缺陷，但仍有一定的合理性。

按照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原则，鲁迅的作品应该反映社会主要问题。因此，陈安湖认为鲁迅在写作《伤逝》之前进行过社会调查，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⁴¹⁾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中国国内评论家对《伤逝》的意义虽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也几乎已达成了一种共识。⁽¹⁴²⁾他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受到自由恋爱、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现代思潮影响的青年典型，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个性解放无法脱离整个社会的解放。这种解读方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意无意地回避任何涉及鲁迅私生活方面的事情，也许是避免暴露鲁迅的私生活，以维护鲁迅的光辉形象。这一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挑战，后面将会提及。

社会历史解读法显然赋予小说以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含义，这种分析似乎与夏志清的文学旨趣相抵触，认为小说显出鲁迅“仍逃不了伤感的说教”，所以评价很低。⁽¹⁴³⁾这句评语其实表明了夏志清跟大多数左翼评论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认为《伤逝》是鲁迅以小说的形式，重申他那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1923）的观点，其主旨是给青年敲响警钟，提醒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时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但为什么又说是“伤感”的呢？这却有点耐人寻味。华岗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那个时代青年的关心和爱护。⁽¹⁴⁴⁾然而，如果比较一下《伤逝》和另一篇主题相似的小说《幸福的家庭》（1924），这就有点难以自圆其说。⁽¹⁴⁵⁾《幸福的家庭》使用了讽刺甚至调侃的语调，虽然可能包含“说教”的因素，但肯定不是“伤感的”。它没有《伤逝》明显而强烈的抒情色彩。所以，把鲁迅的写作意图局限于某种社会意义，值得怀疑。令人怀疑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呐喊》（1923）和《彷徨》（1926）中的小说，凡大段叙述之处，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有明显鲁迅自己的声音。⁽¹⁴⁶⁾而《伤逝》正是一个男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第二，鲁迅明确表示《彷徨》中的小说对社会批判没有多少热情。⁽¹⁴⁷⁾因此，《伤逝》虽然客观上可能引申出社会和青年问题，但这并非作者的写作动因。

与鲁迅同时代的青年评论家李长之（1910—1978）和王任叔都认为，《伤逝》是部投射出鲁迅个人情怀的充满个人情感的作品。王任叔还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在小说中重燃了年轻人的爱火。⁽¹⁴⁸⁾李长之甚至认为，涓生就是鲁迅自己，但鲁迅否认“《伤逝》是我自己的事”⁽¹⁴⁹⁾。这篇小说描写的事情可能并未发生过，但鲁迅的否认并不能完全消除他本人跟小说的关系。鲁迅说过，文学“作品大体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¹⁵⁰⁾。如果把作品借人叙己的观点用于《伤逝》，人们不禁要问：鲁迅为什么要在那一时刻，用那样的方式表达他那种感情和思想呢？

周作人在五六十年代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伤逝》“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丧失”。在回忆录中，他更明确地说：他指的不是早逝的幼弟，而是他自己。⁽¹⁵¹⁾关于周作人的推测，有两个疑点：（1）题目“伤逝”是用来表达悼亡哀痛的常用词汇，并不只用于失去兄弟。⁽¹⁵²⁾ （2）周作人的猜测和小说的情节不符。在小说中，涓生悼念子君的死亡。现实中，周作人同鲁迅决裂。他们失和的原因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但可以确定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有关。鲁迅说自己是被一个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¹⁵³⁾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可能是涓生，也不可能悼念自己受到的伤害。⁽¹⁵⁴⁾以男女关系的破裂寄寓兄弟恩情的断绝，从小说的叙事来看，实在牵强之极。⁽¹⁵⁵⁾

三宝政美（Sambō Masami）用传记方式对《伤逝》进行解读，提出另一个猜测，认为小说是表达鲁迅对他弟妇羽太芳子（Habuto Yoshiko，1897—1964）深深的歉意，和对他弟弟周建人的愤怒，因为周建人抛弃了羽太芳子。但此说并无实据，而且是建立在一句译文的字面理解上。⁽¹⁵⁶⁾

竹内好提出一个较能令人接受的传记解释。他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描写的是自己的负罪感，是他对自己那场包办婚姻的感受的反映。⁽¹⁵⁷⁾太田进（Ōta Susumu）详细论证了竹内好的观点，并且认为主人公涓生体现出“爱情和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进一步认为，这一小说表现出鲁迅对这场名存实亡的包办婚姻的悼念，和对许广平（1898—1968）爱情的渴望。⁽¹⁵⁸⁾丸山昇（Maruyama Noboru，1931—2006）也认为涓生身上有鲁迅的影子，涓生反映了鲁迅思想的斗争，比如对黑暗和虚无的绝望的抗争。他同时期所写的《彷徨》和《野草》也表现出这样的思想斗争。但他又说，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作品都狭义地当成作者的私事。涓生只是鲁迅创造的一个人物，无论在追求理想和追求爱情上，他都是个失败者。丸山昇认为，研究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些方面，而应该放在涓生（或曰鲁迅）同社会抗争的意志上。⁽¹⁵⁹⁾

许多研究者包括丸山昇在内，都在涓生的话中发现鲁迅的声音。但为什么小说会写得如此“真实”呢？如果认为涓生作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失败者”，象征了鲁迅同黑暗、虚无的抗争，自然无不可，但又怎样解释涓生的爱情呢？如果我们顺着上述的社会历史或人物传记的解读，结论只能是：小说中的爱情是作者无中生有的。但这显然又与上述两种解读方式本身的原则相矛盾。如果提不出其他可能性，那么就只能承认鲁迅在小说中描写的爱情就是他自己的感情，虽然表达得比较隐晦。问题是，鲁迅这种强烈的感情起源于什么？丸山昇的研究不能回避这个难题。

竹内好和太田进都认为，《伤逝》表露出鲁迅从包办婚姻中受到的巨大伤痛。然而，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和婚姻是典型的“五四”现代式。鲁迅对待朱安（1878—1947）的态度与涓生对待子君的态度并没有相同之处。实际上，鲁迅没有爱过朱安，而只把她当做母亲送他的一件不想要的“礼物”而已。⁽¹⁶⁰⁾根据鲁迅与朱安的关系，鲁迅“重燃爱情”与朱安显然毫无关系。如果说《伤逝》的主题是“爱情与利己主义”的冲突，朱安在冲突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

太田进已注意到鲁迅把《伤逝》编入《鲁迅自选集》（1933） 。鲁迅在《自序》中说他特意“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¹⁶¹⁾，这句话对于传记解读方式非常关键。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小说有一个十分灰暗、悲伤的结局，鲁迅却和许多论者的看法不同，并不认为它包含“重压之感”。⁽¹⁶²⁾对于这点，上述评论家的各种解读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些论者认为，鲁迅在涓生身上寄予希望，因为他开始寻找新的生活。表面看来，故事的结尾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他们也承认，涓生背负着子君死去的阴影；他的希望破碎了，他的心受伤了，而且前途未卜。这两个看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过，竹内好和太田进已经提出了一些跟事实相关的观点。太田进认为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许广平爱情的萌芽。⁽¹⁶³⁾但小说中涓生所谓的“新生活”显然并不是太田进所说的，指爱情的萌复，而是指对社会的抗争。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学者的看法应该得到肯定，因为“新的生活”只能是指对社会的抗争。竹内好提出“爱情和利己主义”的冲突是小说的关键，也对小说的理解有帮助。从小说的写作背景来看，这两个观点都有正确的地方。太田进已经指出《伤逝》体现出鲁迅对许广平的爱情，但他不能确定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原因在于，太田进的根据是《两地书》（1933），而《两地书》是经过鲁迅编订的，并未收入他们之间的全部通信。未经编辑及所谓“丢失”的信件，终于在1984年按原貌出版。

1924年11月，许广平第一次写信给鲁迅，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那时她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鲁迅是学校的兼职讲师。⁽¹⁶⁴⁾最初他们谈论的是社会和人生问题，许和她的同学林卓凤到鲁迅家拜访后，⁽¹⁶⁵⁾他们通信的口吻便跟以前不同。鲁迅也开始帮助许修改论文。但使他们走得更近的，主要是女师大学生风潮事件。

1924年杨荫榆（？—1938）被任命为女师大校长。她在美国受教育但很保守，支持北洋军阀，反对“五四”潮流，上任不久即与师生发生一系列对抗和冲突。⁽¹⁶⁶⁾这是鲁迅和许广平开始通信的社会背景。一开始，他们对学校风潮不太关注。许广平对学生抗议活动的目的持怀疑态度，⁽¹⁶⁷⁾后来决定投入活动，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并非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而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抗争，把反抗杨荫榆看成“个人的驱羊运动”。许广平当时正忙于《莽原》周刊的出版，帮助鲁迅在叛逆青年中宣传尼采式的社会文化批判。⁽¹⁶⁸⁾即使1925年5月学潮激化，她虽也卷入活动，但更多的时间用于鲁迅的社会文化批判活动，在六七月份写出六篇文章，其中五篇发表在《莽原》上。⁽¹⁶⁹⁾

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来家里吃午饭，与会者还有其他几位女孩，但这次午饭不见于鲁迅日记。此后他们通信的口吻更加亲密。⁽¹⁷⁰⁾ 7月17日到9月7日之间，他们几乎停止了通信，有点奇怪。7月底学校的斗争开始白热化，30日午夜杨荫榆强行解散学生自治会。8月21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强行开除学生，双方冲突，两名学生重伤，七名失踪。⁽¹⁷¹⁾刘百昭同时准备把六名学生代表押送回乡。在最危险的几天中，许广平到鲁迅家避难。⁽¹⁷²⁾

整个8月份鲁迅深深卷入女师大的斗争。他参加了新组成的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内开会13次，许广平也在委员会，惜会议没有记录。⁽¹⁷³⁾ 9月初，鲁迅病倒，医生诊断是因烟酒过度又严重劳累所致。11年后，鲁迅对母亲说那次病倒是肺结核病复发。⁽¹⁷⁴⁾虽然病倒，鲁迅在9月底反将课时增加一倍。⁽¹⁷⁵⁾据他的日记，这个月内他去了五次医院，23日还发高烧，直到翌年1月才算康复。鲁迅在危难关头的献身精神打动了许广平。1929年5月13日，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讲到爱上鲁迅的原因：

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以此皮（脾）气，难免时往规劝候病，此时无外猩猩（惺惺）相惜……⁽¹⁷⁶⁾

信中许广平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她竭力掩藏自己的感情，使人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后来才产生的，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鲁迅生病期间他们的感情有很大发展。那时她经常去看望鲁迅。但可能探访太频繁，鲁迅日记只记录了9月7日的探访，后来的“例行”探访可能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9月21日，女师大迁到宗帽胡同新校址，斗争暂时平静下来。10月上半月，鲁迅休息时间应该会多些。但他的病依然严重，日记记载他两星期内看了五次医生。在这半个月中，他只译了一篇文章，写了一段按语。如果许广平这时以探病为由看望鲁迅，会是她表达对鲁迅关爱之情的最好时机。事实上，许广平曾向扮演她的电影演员于兰承认，他们的感情在10月发展成爱情。⁽¹⁷⁷⁾

10月12日，许广平写了《同行者》这篇文章。大约同一时期她还写过一篇《风子是我的爱……》，但没有署明写作时间。在《同行者》中，许广平提到了他们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文中许广平倒置了他们的性别，“她” =鲁迅，“他”=许广平）：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佢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这其中，自然早已互相了解，而且彼此间都有一种久被社会里人间世的冷漠，压迫，驱策；使得佢俩不知不觉地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

她，说是由遗传得来的刘伶癖，无宁说是由愤世嫉俗的一种反抗的驱迫，使她不时的沉湎于杯中物。更加着，某一桩事的失败，舞台上各种面孔装扮的那么可怕，她不愿意再看了，凭着平素的勇气，自杀，倒算干净。但是，于己何益，于人何补呢？废物是可以利用的，拿要死的躯壳，转过来利用它，仍旧走到人海里服务，许有可能性罢，这是她没有自杀，而情感的余烬，使她不时纵情于杯酒的一个目前活着的办法。

……于己，可以说毫不感着兴味，就是为了他的爱而她不得不勉强听从他的规劝，对于肉体上的注意，拒绝了杯中物……为了他，为了他的恳挚的流泪的规劝，当着他面前，她没有勇气，没有胆量再伸手到酒杯里了，但是呀！一转眼间，森严的舞台上各种面孔复活了，她要避免这可怕的面孔，她虽则不能永远，但是要一时的麻醉了自已，偷偷的又伸手到酒杯里了。

他忽的从外来……她有什么话好说呢！惭愧与内疚……相对无言，终于他说了一句：“不诚实是很叫人难过的，你知道吗？”她立刻回答说：“我知道。”……在又一次发觉她偷自喝酒的时候，他难过，他觉得她的这样的不自看重自己的身体，不守着医生的嘱咐——因为医生说过，她如果再喝酒，那么药亦无效了——于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虽则为了爱，他不忍给予她难过，竭力的禁压住自己的感情，勉为欢笑的相对谈话，终于不久托故去了。他回去了之后，推开门，倒躺在床上痛苦了一大场，想不出好的方法。

在百无聊赖中，如闪电的灵明一现的耳边有人启示他：你是爱她……⁽¹⁷⁸⁾

文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并不十分清晰。但可以看出，起初他们之间的“爱”并没有超越朋友或同志之间的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许广平提到那时住在鲁迅家的一个浙江同乡（应该是许羡苏），提议她们一起去劝鲁迅戒烟戒酒。她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劝他，鲁迅最后答应会听从医生的劝告。⁽¹⁷⁹⁾因此，《同行者》中鲁迅的许诺不只是对许广平一人而做的。也就是说，鲁迅答应她们时，和许广平还不是恋人关系。但根据许广平写给谢敦南和常书玉的信，10月份鲁迅因为饮酒过度而病情加重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关系确实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同行者》中的描写是他们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的前奏，而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风子是我的爱……》。

在《风子是我的爱……》中，“风子”指鲁迅，“我”指许广平。许广平写道：

风子有一个劫运，就是在上古的时候，人们把它女性化了！说它是“风姨”，然而我则偏偏说它是风子。何以故？因为我是男性化的，不妨引为同类，可以达到我同性爱的理想的实现，而且免掉了她和他的麻烦。

……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 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 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¹⁸⁰⁾

在这篇散文中，许广平描述了他们确定恋人关系的那个关键时刻。这之前，鲁迅只把她当小孩，他们之间虽亲密但保持一定距离，而许广平对此不满。这可以解释鲁迅为什么在7月17日到9月7日这段时间没有写信给她，后来回信的语气也较为冷淡。大概鲁迅感到他们之间需要保持距离。

虽然《风子是我的爱……》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有理由相信它写于《同行者》（10月12日）之后。⁽¹⁸¹⁾在《同行者》中，许广平发现鲁迅又偷偷喝酒，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他。由于无法劝服他戒酒，许广平很绝望，感到唯一能做的只是和他一起去死。因此在写《同行者》的时候，她还没赢得《风子是我的爱……》所描述的“最后的胜利”，因为她的“胜利”必须包括两件事：得到鲁迅的爱情，还有鲁迅履行戒酒的诺言。所以，《风子是我的爱……》肯定写于10月12日之后。

看来，许广平把《同行者》拿给鲁迅看，深深打动了鲁迅。大概就是许广平的这篇文章触动鲁迅写了《孤独者》（10月17日）。《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蓄意自毁，正是许广平文中所呈现的鲁迅当时的情绪。如果爱情已经进入鲁迅的意识，肯定会驱使鲁迅同悲观情绪抗争。但在《孤独者》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迹象，鲁迅还没有放弃自毁的倾向，就像许广平在《同行者》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同行者》确实激发了鲁迅写作《孤独者》，那么《风子是我的爱……》一定是作于鲁迅完成这篇小说之后，也就是10月17日之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10月21日之后，亦即鲁迅写《伤逝》之后，因为当时他们恋爱关系的障碍还未完全清除。

鲁迅写《伤逝》这篇小说时是一气呵成的，好像有什么在推动着他。联系到前面所列举《伤逝》的直接写作背景，⁽¹⁸²⁾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推动力肯定是、也只能是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许广平在《同行者》中以文学形式委婉地表达出她的爱，鲁迅以《孤独者》来回应她。《伤逝》肯定是鲁迅对许广平的第二次回应。这两篇小说收入《彷徨》前从未发表，似乎并非偶然。以这一写作背景为根据，并以上面所提到的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为基础，本文想提供一种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对《伤逝》传记式的解读。

丸山昇指出，涓生在爱情中是个失败者，不值得子君去爱。有意思的是，他也指出涓生的话就是鲁迅的话。实际上，从鲁迅给韦素园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意见：

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明白自己的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方。然而，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¹⁸³⁾

为什么鲁迅认为他不值得许广平爱呢？王得后认为有三个原因。⁽¹⁸⁴⁾首先，鲁迅已经结婚。虽然是被迫，但由于他深爱母亲，要对她尽孝，只好默默接受。其次，他有肺病已经二三十年，在当时是无法治愈的。⁽¹⁸⁵⁾第三，是经济上的考虑。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人后来的生活和关系的发展，反过来证实这一点。鲁迅跟许广平结合后，仍一直供养母亲和妻子朱安，可见他无意卸掉这个责任，而这个负担自然成了他们关系发展的一种顾虑。此外，他们也需要钱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曾计划分开工作两年。⁽¹⁸⁶⁾然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在竹内好和太田进看来，涓生的矛盾是“爱情和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但笔者必须立即补充一点，这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而是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利己主义”，他的“利己”是为了与社会抗争。因此中国的一些论者认为涓生是个“进步”青年，力图参加社会斗争，有一定道理。而我们知道鲁迅也决心要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企图通过刊行《莽原》而鼓吹“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在这方面，涓生也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在鲁迅看来，“孤独的精神界战士”的生涯与家庭、爱人的生活是不相容的。家庭是一个负累，他曾打算过单身生活。⁽¹⁸⁷⁾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也被鲁迅称为“偶失注意”的后果。⁽¹⁸⁸⁾出于以上的种种顾虑，鲁迅在以《伤逝》回应许广平的《同行者》时，只能是一个爱情悲剧。然而事实的结局却是确定了恋爱关系，以《风子是我的爱……》得到完满收场，⁽¹⁸⁹⁾小说的“重压之感”在写完后的现实中得到化解，所以这篇悲剧小说被选入《鲁迅自选集》。因此，从上述作者写作背景出发，《伤逝》也可以这样来读：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带着孤僻和“利己主义”等弱点，在没有足够经济支持而又想对社会进行孤军抗争之际，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带来的负担，怀着种种恐惧和焦虑。而经济问题和家庭负担等这些所谓对追求进步青年敲起的警钟，实际上只是为其中一位的许广平敲起的。鲁迅希望许广平仔细考虑这些问题，这应该就是鲁迅写作《伤逝》的意图。我们可以再一次从他们两人后来的生活和关系发展，反过来证实上面的分析。鲁迅在《写在〈坟〉后面》（1926）说：

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¹⁹⁰⁾

我们现在知道这里的“枭蛇鬼怪”是指许广平。⁽¹⁹¹⁾许广平大概在读了《伤逝》之后向鲁迅表示，无论鲁迅有什么样的缺点仍旧爱他，而且她也想成为鲁迅那样的战士，两人并肩战斗，而并不会像子君那样只顾沉醉在小家庭生活。可能由于这一点，她赢得了鲁迅的爱情，得到《风子是我的爱……》所描述的结局。事实上，许广平那时是国民党员，她大概是在开始“驱羊运动”后不久加入。而国民党在当时是激进社会战士的代表。鲁迅知道这一情况，并为她保管党证。⁽¹⁹²⁾而许广平也接受鲁迅的条件，同意先分开工作两年，积蓄点钱，同时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他们也没考虑正式结婚，只打算一起生活。⁽¹⁹³⁾这大概是鲁迅的想法，许广平做出了让步。⁽¹⁹⁴⁾不过，分头做事的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们最后决定在上海同居。然而，鲁迅的“利己主义”继续要求许广平做出更多的牺牲。尽管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志般地生活在一起，许广平实际上成了鲁迅的秘书，再也不能出外活动和工作。⁽¹⁹⁵⁾

按照这样的解读，一些中国学者指出涓生的“进步性”，并指出这一小说是对进步青年的警告，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样，丸山昇和其他学者指出涓生的“利己主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进步”和“利已主义”在涓生和鲁迅身上都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从这种解读还可以看到，鲁迅否认“《伤逝》是我自己的事”也是对的，因为那只是想象的事，可能发生的事，并非实有。至于人物形象，涓生有鲁迅思想性格的特征，但子君恐怕就不完全取材于许广平，可能也有许羡苏的影子。⁽¹⁹⁶⁾

陆耀东和唐达晖认为这篇小说受尼采思想影响，显然是指涓生的“利己主义”。这也是鲁迅自己思想的投影。这种“利己主义”反映出鲁迅和尼采“超人”之间的亲和性。鲁迅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性的斗争手段。为了保持孤独的精神界战士这样的社会角色，他甚至要抗拒许广平的爱情。也许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鲁迅在这方面受到尼采的影响，但查拉图斯特拉警醒他的读者：“爱对最孤独的人来说是个危险……”⁽¹⁹⁷⁾尼采的“超人”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苦行禁欲的思想，要求人们严厉苛刻地对待自己，为文化的创造不断地克服自己的欲望。⁽¹⁹⁸⁾鲁迅和许广平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总是设法淡化对对方的感情和亲密关系。鲁迅说：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不再缠绵菲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¹⁹⁹⁾

鲁迅和许广平有共同目标，与社会斗争，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爱情是革命者的爱情。即使他们的爱情较少个人色彩，其中仍然显现出鲁迅思想中清晰可见的尼采气色。鲁迅“爱在大众”，但他也致力改造中国“国民性”，所以爱的是“未来”的大众。如果这种爱与共产主义革命有关，那么它同样也与尼采有关。查拉图斯特拉说：“让未来的和最遥远的成为你今天生活的目的。”⁽²⁰⁰⁾在查拉图斯特拉看来，“神圣”的婚姻追求未来更高的人——“超人”。对鲁迅来说，那就是培养改造“国民性”的文艺家和文化评论家。

鲁迅拒绝爱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肺病，他对病的态度也显出相似的尼采精神。尼采说：“我颓废，但我也是颓废的反面。”⁽²⁰¹⁾这里的“颓废”是相对健康而言。尼采和鲁迅都为病魔所缠，在这点上都是“颓废”的。⁽²⁰²⁾尼采又说：“疾病本身可以成为生命的激励；但要够强壮才承受得起。”⁽²⁰³⁾鲁迅对敌人和社会采取的自毁式的抗争，如《同行者》和《孤独者》所写的那样，是他“颓废”思想中积极因素的最佳体现。查拉图斯特拉说：

很多人死得太晚，少数死得太早。“死得其时！”这条教义有点古怪。……去死，因此是最好的；其次是在斗争中死去，在斗争中把一个伟大的灵魂耗费掉……⁽²⁰⁴⁾

鲁迅在女师大斗争中与病魔和社会的垂死抗争，就好像是在执行查拉图斯特拉这条古怪的教义，要在斗争中耗尽自己，争取死得其时。但爱情给鲁迅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也许使他觉得那时还不是死去的最佳时机，他要为他的敌人和爱人活下去。⁽²⁰⁵⁾然而，鲁迅对社会所采取的自毁式的抗争，为抗争宁愿选择独身，拒绝爱情，都表现出他跟尼采“超人”独有的契合。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伤逝》解读为一个“颓废”“超人”追求爱情和个性独立的痛苦挣扎，不单作品体现尼采气息，也反映出作者鲁迅自己具有尼采精神。

鲁迅和尼采在这方面的契合，恐怕并非完全是影响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他们性格类型上的相似，造成他们价值取向和行为抉择上的接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鲁迅是唯一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在作品形式和风格方面，在个人气质和精神方面，都与尼采有共鸣和契合的作家和思想家。

【注释】

(1)艾斯太因森没包括西班牙语世界另树一帜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pp. 1-3，8-18。

(2)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pp. 49-68.李欧梵：《鲁迅与现代意识》，《研究》，12（1988），页391—415。李欧梵由于突出了唯美和颓废的方面，引来李允经的商榷（《鲁迅与裸体画艺术——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动态》，1987：4，页18—24）。

(3)GD，Ⅸ，24； PN：529-530.虽然如此，尼采仍对形式主义产生影响。J. G. Merquior，From Prague to Paris：A Critique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London：Verso （1986），pp. 156-57，197-98。

(4)例如，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Modernism 1890-1930，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78）；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ed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London：Collins （1977），pp. 395-396。

(5)Eugene Lunn，Marxism and Moder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 5.

(6)卢卡奇的文学评论已经成了当代讨论现代主义的关键著作（Mary Gluck，Georg Lukd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 3） ，他跟布莱希特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引起很大的反响。参考Eugene Lunn，Marxism and Modernism，pp. 75-90。

(7)例如，没有弗洛伊德的理论“现代主义思想的相当一部分就不可能产生”。Franz Kuna，“Vienna and Prague 1890-1926”；另见Allan Bullock，“The Double Image”，in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Modernism 1890-1930，pp. 66-67，120。

(8)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pp. 39，240.

(9)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8），p. 16； 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p. 19. 五四”时期包括鲁迅在内的“乡土小说”兴起的原因及反映的内容，虽与现代化进程有关，但在技巧和创作方法上却与现代主义没有共通之处。参考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8），页42—76。

(10)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31，180-7．

(11)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p. 235.另James McFarlane，“ The Mind of Modernism”，in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Modernism 1890-1930，pp. 71-93。

(12)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p. 53；James，McFarlane，“The Mind of Modernism”，in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Modernism 1890-1930，p. 79.

(13)Robert B. Pippin，“Nietzsche and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Modernism” ，Inquiry，ⅩⅩⅥ：2 （June 1983），pp. 151-180； John Burt Foster，Jr.，Heirs to Dionys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42-82.

(14)John Burt Foster，Jr.，Heirs to Dionysus，p. 26.

(15)洪永年：《论鲁迅与现代主义》，《研究》，1983：4，页40—56；《再论鲁迅与现代主义》，《研究》，1984：2，页1—19。林非：《鲁迅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动态》，1985：7，页10—16。关于鲁迅与“世纪末”文化比较宽松的“平行”比较，可以参考Lung-kee Sun，“The Fin de Siecle Lu Xun” ，Republican China，ⅩⅧ：2 （April 1993） ，pp. 64-98.此文着重颓废与性欲方面。

(16)参考《坟·文化偏至论》，Ⅰ：55； 《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43-245，250-254.尼采关于颓废的讨论，见FaW，“Epilog”； BWN：646-48. G D，Ⅸ，39； PN：543-544； A，1； PN：569。

(17)Eugene Lunn，Marxism and Modernism，p. 38.

(18)对照Ann M. Lane，“Bal’mont and Skriabin：The Artist as Superman” and Virginia Bennett，“Andrei Bely’s Critical Articles”，in Bernice. G. Rosenthal （ed.），Nietzsche in Russia，pp. 171-72，195-96. Douwe W. Fokkema，“Lu Xun：The Impact of Russian Literature”，in M. Goldman （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 90。

(19)James B.　Woodward，Leonid Andreyev：A Stud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p. 51-56，120-128. Edith W. Clowes，“ Vulgarization of the Superman”，in Bernice G. Rosenthal （ed.），Nietzsche in Russia，pp. 320-323.

(20)《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39。鲁迅翻译过他的小说。见《域外小说集》及《现代小说译丛》，《译文》，Ⅰ：107-127，219-236。鲁迅在评论《生死场》时对萧军、萧红说：“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致萧军、萧红，1935.11.16，《信》ⅩⅢ：251）

(21)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pp. 26-39.

(22)GT，14； BWN：90-91.

(23)EH，Ⅰ：3； BWN：700； GD，Ⅸ，45； PN：549.

(24)Eugene Lunn，Marxism and Modernism，pp. 34-35.

(25)《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8。见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317—319。

(26)John Burt Foster，Jr.，Heirs to Dionysus，pp. 27-33.

(27)见James Rolleston，“Nietzsche，Expressionism and Modern Poetics”，NS，9（1980），pp. 285-301； Seth Taylor，Left-Wing Nietzscheans，pp. 37-55.尼采对卡夫卡的影响，见Patrick Bridgwater，Kafka and Nietzsche，Bonn：Bourvier Verlag （1974），pp 47-59.另见John Burt Foster，Jr.， Heirs to Dionysus，pp. 28-29.象征主义对现代主义文学是如此重要，以至René Wellek宁用象征主义而不用现代主义。见其“What is Symbolism？”，Anna Balakian （ed.），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s，Budapest：Académiai Kiadó （1984），pp. 17-28。

(28)EH，Ⅲ，Z，3； BWN：756-757； GT，23； BWN：135.

(29)姜振东：《中国现代杂文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页159—170。姜振东还列举主观抒情为鲁迅杂文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可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找到（页170—180）。

(30)据陆耀东和唐达晖，鲁迅和尼采均用格言和反语，见其《论鲁迅与尼采》，《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页379。

(31)《华·我的“籍”和“系”》，Ⅲ：83；Z，Ⅰ，19； PN：180。这类经过转化的尼采引语，也见于小说。据周作人说，《头发的故事》中“‘你们的嘴里既然没有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尼采式的一句格言，是鲁迅平时所常说的话，放在故事中N先生的口里做个结束”（《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页50）。

(32)见《华·“公理”的把戏》，Ⅲ：164-168。

(33)《三·我和〈语丝〉的始终》，Ⅳ：167-168。

(34)EH，4，1； BWN：782.

(35)例如：《华·补白》，Ⅲ：100-107《华续·如此“讨赤”》，Ⅲ：284-285。

(36)Liss Monette，“The Nietzschean Interpretation… of Freud as Thought on the Fragmentary，as Fragmented Thought”，in Tom Darby，Béla Egyed and Ben Jones（eds） ，Nietzsche and the Rhetoric of Nihilism，pp. 71-79.

(37)见J. P. Stern，Nietzsche，pp. 36-7，63，126-28。

(38)见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5），pp. 48-51。

(39)见Michael W. Jennings，Dialectical Images：Walter Benjamin’s Literary Critic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pp. 161-163。

(40)见FaW，“Vorwort”& 7；BWN：611，626.关于这种分崩离析的政治和伦理含义，可参考GD，Ⅸ，35，37，39； PN：535-536，538-41，543-44。

(41)见《南·九一八》，Ⅳ：578-81；《准·双十怀古》，Ⅴ：319-23。

(42)《而·拟预言》，Ⅲ：570-72。

(43)见Michael W. Jennings，Dialectical Images，pp. 42-54。

(44)例如：《华·杂感》；《华续·无花的蔷薇》、《华续·无花的蔷薇之二》、《华续·新的蔷薇》：《而·小杂感》，Ⅲ：48-50，255-259，261-264，291-293，530-533。

(45)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的二三事》，页47。《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Ⅹ：439。鲁迅欣赏尼采矛盾的格言，也许因为自己也充满矛盾（《鲁迅景宋通信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页69）。鲁迅批评高长虹写格言没人懂，看来只是批评高没把尼采学好，而不是批评尼采。见《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50-251。对照陆耀东：《试谈鲁迅平尼采》（载《鲁迅前期思想》，页112—113）及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4（1982.3），页130。

(46)《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51。致黎烈文信（1934. 1.24），Ⅻ：328。

(47)见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资料》，1（1979），页91。

(48)Ⅷ：151.尼采的话见“Vorrede”，5，Z； PN：129-130。

(49)E. g. MA，Ⅱ：2，66，213； HA（H），pp. 326，362.

(50)《华》，Ⅲ：29 -31，33-6，133-35.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沉默，见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p. 37-55。

(51)试比较《华续·一点比喻》（Ⅲ：217-218）及Z，“Vorrede”，5，Z； PN：128-131。

(52)GM，Ⅱ，22； BWN：529.

(53)Eric C. Hansen，Disaffection and Decadence：A Crisis in French Intellectual Thought 1848-1898，Washington，D. 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pp. 193-198.

(54)见刘福友：《〈狂人日记〉研究概述》，《研究》，1984：5，页79—83 。

(55)Ⅷ：238-239.

(56)《译文》，Ⅶ：78；Z，“Vorrede”，3； PN：124。

(57)《呐·狂人日记》，Ⅰ：429。

(58)Marián Gálik，“Nietzsche in China （1918-1925）”，pp. 41-45.对照闵抗生：《〈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页299—315。

(59)Z，“Vorrede”，3-8； PN：124-135.

(60)《坟·娜拉走后如何》，Ⅰ：163；《华·补白》，Ⅲ：106.另见《呐·自序》，Ⅰ：416-417；《三·太平歌诀》及《三·铲共大观》，Ⅳ：103-106。

(61)成功的象征主义小说可以“从历史之外” （outside of history）来阅读。见Theodore Ziolkowski’s Dimensions of the Modern Novel：German Text and European Contex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pp. 69，156-158. “非历史”（ahistorical）是卢卡奇攻击现代主义文学的原因之一。见其“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 ，pp. 277-307。

(62)　Xiaobing Tang，“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pp. 1222-1234.

(63)《呐·狂人日记》，Ⅰ：430。

(64)《呐·白光》，Ⅰ：542-547。

(65)《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Ⅲ：501-517。

(66)Xiaobing Tang，“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 ，p. 1226.

(67)《热·随感录三十八》，Ⅰ：311。

(68)Z，“Vorrede”，5； PN：130.另见M，9，14； D，pp. 10-15. 参照Ross Poole，Morality and Modernity，London：Routledge （1991），pp. 110-133。

(69)Yoon-wah Wong，“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s First Modern Story” ，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Ⅷ/Ⅸ （1974/75），pp. 150-153.王润华还指出小说跟《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长度差不多，而且鲁迅和尼采的写作年龄也是30岁。另外，高力克也指出两篇作品的核心都放在第三节中，虽然是巧合的可能性更大。见其《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伍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页32。

(70)见Z，“Vorrede” 7； PN：132-133.伊藤虎丸对鲁迅的月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见其《〈狂人日记〉——“狂人”康复的记录》，王保祥译，载《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1960—198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9），页73—74。

(71)“Nietzsche in China （1918-1925） ”，pp. 41-45.

(72)FW，Ⅲ，125； GS：181-182. “Requiemaeternam deo”向无注释，据昆士兰大学教拉丁文的John Moorhead教授解释，“ requiem”从语法看是动词，不能译成“安灵曲”，但整个片语在语法上也不很规范，所以只能猜它的意思，大约是“让上帝永远安息”。另外，动词angestimmt可以是弹也可以是唱，所以“让上帝永远安息”也无从确定是歌还是曲。

(73)FW，Ⅳ，342，GS：274-275.

(74)换掉查拉图斯特拉的其他各节包括：68（贤者）、106（革新者）、332（所有哲学家）、32（像苏格拉底过去那样腐蚀青年的哲学家）。详见Mazzino Montinari，“Zarathustra vor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in Nietzsche lesen，pp. 79-91.查拉图斯特拉提灯找上帝的笔记，见编者注KSA，ⅩⅣ：256—257。

(75)《彷·长明灯》，Ⅱ：60。

(76)《彷·长明灯》，Ⅱ：63。

(77)《呐·药》，Ⅰ：445-446。关于此篇的象征意义，见Leo O.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pp. 65-68。

(78)Z，“Vorrede”，2； PN：122-124.(www.xing528.com)

(79)《呐·自序》，Ⅰ：417-418。

(80)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41；闻一多：《伏曦考》，《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8），甲集，页3—68。参考《鲁迅藏汉画像》，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Ⅰ，页82—96。不过，有些画像两人分开，蛇（龙）身并不纠缠。

(81)《聊斋志异·海公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172—173。

(82)参考（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Ⅲ，页1665—1667。

(83)也有例外，如“蛇雀之报”是感恩的意思，但已较偏僻。蛇作为十二生肖之一，自然也要有一些讨人喜欢的品质，诸如迷人、优雅之类。任何算命先生都不愿意得罪十二分之一的顾客。

(84)《南·〈自选集〉自序》，Ⅳ：455-457 。

(85)Walter Kaufmann，“Editor’s Preface”，PN：105.见Ronald Hayman，Nietzsche：A Critical Life，p. 255ff.

(86)　EH，3，6，1； BWN：751.

(87)Joan Stambaugh ，Nietzsche’s Thought of Eternal Return，pp. 29-33.

(88)20世纪70年代的有关讨论，参考M. C. Sterling，“Recent Discussions of Eternal Recurrence：Some Critical Comments”，NS，6 （1977），pp. 261-291. Daniel Chapelle也有颇详细的讨论，见其Nietzsche and Psychoanalysi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89)见Arthur Danto，Nietzsche as Philosopher，pp. 203-13. Joe Krueger，“ Nietzschean Recurrence as a Cosmological Hypothe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16 （1978），pp. 435-444。

(90)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Ⅱ.还有另一种存在主义的诠释，对照Jaspers，Nietzsche，p. 352ff。

(91)Ivan Soll，“Reflections on Recurrence：A Reexaminztion of Nietzsche’s Doctrine，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in Robert C. Solomon （ed.） ，Nietzsche：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3），pp. 322-342.索尔虽然提到“永远重现”的“心理结果”和态度（pp. 322-323），而且提到“个人层次”（pp. 338-339），但他不单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反而认为人们应该“无动于衷”，与尼采的态度相反，而且有点自相矛盾。

(92)见George J. Stack，Lange and Nietzsche，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3） ，pp. 30-32。

(93)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 84. Alderman将海德格尔的“时间”换成了“人的经验” （p. 90）。

(94)FW，341； GS：273-74. Laurence Lampert“永远重现”有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跟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很相似。见其Nietzsche’s Teaching：An Interpretation of Thus Spoke Zarathustr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255-263。

(95)见Gregory Whit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p. 344。

(96)Ivan Soll，“Reflections on Recurrence：A Reexaminztion of Nietzsche’s Doctrine，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p. 335；cf Authur Danto，Nietzsche as Philosopher，p. 204.

(97)Bernd Magnus，“ Perfectibility and Attitude in Nietzsche’s Übermensch ”，pp. 633-659.既然“永远重现”不可能是同样的事物，则肯定“永远重现”就不是Magnus所谓“渴求虚无”（crave nothing） 。

(98)Nietzsche and Psychoanalysis，pp. 95-102.

(99)寇志明认为笔者以黑格尔取代尼采，见其《〈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感言》，《月刊》2006：2，页91—93。原英文书评见The China Quarterly，181 （March 2005），pp. 197-199。查《月刊》译载的版本跟The China Quarterly的版本不同，后者删掉两段，没有对“永远重现”的评论。

(100)有关蛇的象征意义，详见David S. Thatcher，“Eagle and Serpent in Zarathustra”，NS，6 （1977），pp. 240-260. Thatcher认为有更广的意思。另参照Whit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pp. 302，334-35，346。

(101)山口惠三估计鲁迅可能参考了Naumann四卷本的Zarathustra-Commentar（《魯迅訳 『 ツ ァ ラトストラ序説』の成立》，《比较文学研究》，48，1985.10，页142—151），但没有提供证据，此书亦不见于鲁迅藏书。山口惠三可能是根据鲁迅译《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的译者附记，其中引述Naumann的意见。前面第二章已经提过，鲁迅其实有其他德文及日文解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书籍，其中奥托·格兰穆佐夫的《查拉图斯特拉柬释》就频繁引述Naumann的观点，译者附记中引述Naumann所谓“小丑”代表理想家，亦为尼采自况，即见《查拉图斯特拉柬释》（页129）。

(102)《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Ⅹ：440。鲁迅分析中国历史的重复现象时称之为“轮回的把戏”（《华·忽然想到（1—4）》，Ⅲ：18），很可能是想起尼采的“永远重现”。前面虽提过Freny Mistry认为尼采的“永远重现”可能受佛教启发，但“轮回”作为佛教术语，指生物的生死循环，象征符号用“轮”而非“蛇”，也不涉历史。顺带一提，ewige Wiederkunft在各版《鲁迅全集》中均误印成ewige Wiederkunst。查鲁迅手稿如此。这份手稿是抄录《新潮》发表稿的，附记大部分为许广平所抄，但末段恰是鲁迅手迹。鲁迅抄录时没有订正，可见他并不认为有误。德文歌特体“f”和“s”两个字母是一样的，鲁迅显然是按歌特体印刷的文本翻译，把“f”转写成通行体字母时误成“s。查鲁迅所有的Naumann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用通行体，格兰穆佐夫的《查拉图斯特拉柬释》是歌特体，鲁迅写附记时显然参考《查拉图斯特拉柬释》，没有核对Naumann版。

(103)Z，Ⅲ，2，2； PN：271.这个作为“永远重现”的吞蛇意象可以上溯到《朝》（M，77； D，p. 46）。

(104)Whit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p. 301.

(105)Z，Ⅲ，13，2； PN：331.

(106)R. J. Hollingdale，Nietzsche：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p. 106.

(107)Z，Ⅲ，13，§ 2； PN：331.见Ronald Hayman，Nietzsche：A Critical Life，pp.-38，69-70，179.

(108)EH，3，Z，1； BWN：752-753.

(109)Nietzsche’s Zarathustra.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4-1939 by C.　G.Jung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Ⅱ：1282.

(110)1984年辽宁出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跟“区罗伯罗”很相似，但中国文化传统似乎没有类似的东西，由于缺乏参照文物，“玉猪龙”的实际用途或象征意义还不是很清楚。记此以待专家指正。

(111)《二·〈野草〉英译本序》，Ⅳ：356。

(112)Berta Krebsová称为“面向内心”，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页330。事实上，鲁迅许多小说都体现这种“向内转”。

(113)见孙玉石：《〈野草〉研究》，页273—344。

(114)Leo 0. Lee，The Voices Fromthe Iron House，pp. 89-91.《颓败线的颤动》也许是鲁迅跟周作人决裂的反映，见李何林：《鲁迅〈野草〉注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10，修订本），页165—166。然而鲁迅也见到革命者有相似的遭遇（《华·牺牲谟》 ，Ⅲ：33-36）。

(115)见Charles J. Alber，“Wild Grass，Symmetry and Parallelism in Lu Hsün’s Prose Poems”，in William H. Nienhauser （ed.），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6），pp. 1-20。

(116)孙玉石：《〈野草〉研究》，页19—23。枣树“简直落尽了叶”但仍有人来“打剩下的枣子”，显然是鲁迅的经验，见《华续·阿正传的成因》，Ⅲ：376-77。闵抗生比较了鲁迅的枣树和尼采笔下的树的形象（FW，Ⅰ，19； GS：91-92. Z，Ⅰ，8； PN：154-156），其细心令人佩服（见其《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页225—22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欢乐之学》中象征“超人”的树，跟象征鲁迅自己和“精神界之战士”的枣树，实在非常相似。

(117)《鲁迅与高尔基》，《论著汇编》，Ⅱ：1099-1011。

(118)见李国涛：《〈野草〉艺术谈》，页96—97。

(119)《野·墓碣文》，Ⅱ：202。

(120)Gregory Whit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p. 302.

(121)《野·题辞》，Ⅱ：159。

(122)《墓碣文》是《野草》中最难解的其中一篇。也许可作为自我解剖的解释。见李何林：《鲁迅〈野草〉注释》，页150—155。对照许杰：《〈野草〉诠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页201—212。

(123)见Leo O.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p. 99。

(124)《野·影的告别》，Ⅱ：165。

(125)见许杰：《〈野草〉诠释》，页103—108。

(126)《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9。

(127)Z，Ⅳ，9； PN：384-387.

(128)闵抗生对此也有分析，观点与本文不尽相同。见其《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页141—155。

(129)Z，Ⅰ，22，3； PN：190.

(130)Z，“Vorrede”，2； PN：124.

(131)《野·影的告别》，Ⅱ：166。

(132)尾上兼英认为《过客》是源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过客”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老人是圣者，而女孩是隐者。这种解释有点机械。见其《鲁迅と二一チェ》，《日本中国学会报》，13（1961），页 102—116。

(133)FW，309，380； GS：246-47，342-343.

(134)关于查拉图斯特拉游历的哲学意义，见Karsten Harris，“The Philosopher at Sea”，in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and Tracy B. Strong （eds），Nietzsche’s New Seas：Explorations in Philosophy，Aesthetics，and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 21-44。

(135)参考其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Avon Books （1969） 。

(136)《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1），页185。

(137)《野·过客》，Ⅱ：191-192。

(138)见胡风：《〈过客〉小释》，《胡风全集》，Ⅱ：591-593。

(139)《茅盾论鲁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页35。

(140)《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页233—234 。

(141)陈安湖：《论〈伤逝〉》，《文艺研究》，1984：1，页69—67。

(142)由于论者的道德准则和对历史背景理解的不同，他们对涓生和子君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的看法可归纳为四类：（1）两人都是资产阶级意识的俘虏，因而是落后的。见沈敏特：《革命动力的不断探索》，《安徽劳动大学学报》，1978：3，46-55；邓逸群：《论〈伤逝〉》，《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页 236—50； （2）虽然两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涓生比子君进步，因为他仍在斗争求进步。见王西彦：《诗篇〈伤逝〉》，《第一块基石》.页106—118；冯雪峰：《〈伤逝〉》，《雪峰文集》，Ⅳ：416-422；陈安湖：《论〈伤逝〉》，页69—77； （3）涓生是个利己主义者，表面进步，实际“卑鄙”。子君是他的牺牲品。见方一飞：《论涓生》，《广州师院学报》，1981：2，页18—26；周庆基：《〈伤逝〉主题与人物新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1，页 20—25； （4）子君代表五四新女性，为新生活奋力抗争。见吴宗蕙：《论子君》，《文艺论从》，19（1984） ，页264—283。

(143)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 45.

(144)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页219。

(145)例如王瑶：《谈〈呐喊〉与〈彷徨〉》，《鲁迅作品论集》，页92—117；郭预衡：《鲁迅笔下的爱情、婚姻与家庭》，载《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页120—138。

(146)例如：《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自己的话。他同期写的文章可证实这一点，而且也与他的经历相符（Ⅰ：151，331；Ⅲ：31； Ⅶ：56-57），另参照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页43—50。《在酒楼上》（1924）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1925）中的魏连殳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尤其是魏连殳和小说中的“我”的对话，更像是鲁迅和他自己的对话，见曹聚仁：《鲁迅年谱》，页172—173。关于鲁迅小说的主观性，见Leo O.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pp. 58-59。

(147)《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42。

(148)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6），页104；任叔：《鲁迅的彷徨》，李何林编：《鲁迅论》，上海：北新书局（1934），页237—247。

(149)李长之：《鲁迅批判》，页104；致韦素园信（1926.12.29），《信》，Ⅺ：520。

(150)《三·怎么写》，Ⅳ：23。

(151)《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1973.8） ，Ⅰ：45。《知堂回想录》，香港；听涛出版社（1970） ，Ⅱ：427。陈漱渝认为周作人的认识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港台鲁迅研究状况》，《现代文学讲演集》，页487—488）。因为鲁迅写《伤逝》前不久，周作人在《京报副刊》（1925.10.12）译述一首诗《伤逝》，并在《译后记》中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张铁荣、陈子善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9，上，页769）。

(152)例如，《世说新语》就有“伤逝”一章；王余杞在《北京晨报》发表了三篇题为“伤逝”的文章（1931年5月23 、24 、27日），为了纪念一个新月派诗人的逝世。这三篇文章误列入《鲁迅研究资料索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下，页244。

(153)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许广平忆鲁迅》，页93。

(154)参考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页68—78；周作人致鲁迅（1923.7. 18） ，《资料》，4（1980），页155。 《日》，ⅩⅣ：460。另，陈胜长对周作人的说法有颇详细的发挥（《从周氏兄弟作品研究看文学的认知和评价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9，页87—106）。朱正亦接受周作人的说法，但对《伤逝》的解读很传统：爱情还需要经济基础，而两者如何能够调和却没有解释（《一个人的呐喊》，页139，153—155）。吴俊则否定《伤逝》是爱情小说，但不能确定跟周作人决裂有关，认为小说反映鲁迅“精神”的现实，是他“深层意识中偏执的负罪感”的反映（《鲁迅个性心理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2，页31—37）。

(155)周作人提出如此牵强的解释，倒能反映一些问题：（一）他译《伤逝》诗跟鲁迅决裂有关；（二）在他眼里，他们兄弟决裂跟男女爱情破裂有关。第二点比较复杂，但这样理解周作人的意思似乎更合情理。简言之，周作人以为鲁迅跟羽太信子有染（参考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赵英译，《月刊》，1993：9，页44—54），可能认为《伤逝》是鲁迅对羽太信子的告别，间接与兄弟恩情断绝有关。

(156)《魯迅「傷逝」 試論—そのモチ一フを め ぐって一》，《日本中国学会报》，32（1980），页241—256。除了鲁迅1925年6月22日写给章廷谦的信外，三宝政美没有其他实在的证据。三宝政美这封信的日译也令人误会。鲁迅在信末用了一个文言祭文中常见的感叹词：“呜乎哀哉”，日译为：“なんと哀しいこ とでひょう”（页241），跟原意相同，但“呜乎哀哉”已成陈词滥调，在白话文中含有诙谐的意味（《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并不表示鲁迅很哀伤。其实鲁迅不光支助羽太芳子，也支助她的弟弟和父母（《日》，ⅩⅣ：390—392，462，497，498，509），主要是出于责任。

(157)引自丸山昇：《〈伤逝〉札记》，《中哲文学会报》，6（1981），页211。

(158)引自太田进：《〈伤逝〉试论》，《人文学》，94（1976），页10—21。

(159)《〈伤逝〉札记》，页210—211。

(160)鲁迅在北京时几乎不同朱安讲话。即使1927年朱安重病住院时，鲁迅跟她说话也没超过三句。实际上，鲁迅婚后仍过着单身生活，朱安也没有生育。见荆有麟：《鲁迅的婚姻和家庭》，《回忆鲁迅》，上海：上海杂志社（1949） ，页67—74；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页141，14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页 60。

(161)《南·〈自选集〉自序》，Ⅳ：457。

(162)见于维洛：《论〈伤逝〉》，《文评》，1964：1，页21—40。吕俊华认为这一小说“令人寒心”，《谈爱情的生灭与消长——从鲁迅小说〈伤逝〉得到的教训》，《复印》，1984：1，页55—60。曹聚仁说“他最怕读这篇小说，因为他写得太真实了”（《 鲁迅评传》，页270） 。

(163)1989年中国也出现相同的解读，见李允经：《婚姻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复印》，1989：2，页96—104。

(164)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许广平忆鲁迅》，页499。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页 16—17。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页1。

(165)《鲁迅景宋通信集》，页 36。《日》，ⅩⅣ：542。

(166)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页503—504；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页20。杨荫榆被任命为校长时，该校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67)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许广平忆鲁迅》，页506—507；K P（即许广平）：《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页295 。

(168)《鲁迅景宋通信集》，页18—19，81—82，43—53。

(169)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页26—29。《鲁迅景宋通信集》，页73—74；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页170—171。

(170)《鲁迅景宋通信集》，页85—104。《两》，Ⅰ；Ⅺ：99。

(171)苏甲荣：《女师大惨变目击记》，《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页360—362；参看页324。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页47。

(172)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页9—10。鲁迅在日记中没有提许广平避难。

(173)8月份，因章士钊把鲁迅开除出教育部，鲁迅也忙于打官司，期间只写了三篇文章。见陈漱渝：《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资料》，7（1980），页179—188。

(174)致许钦文（1925. 9.30） ，《信》，Ⅺ：456；致母亲（1936.9.3），《信》，ⅩⅢ：418。

(175)郑奠：《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生平史料》，Ⅲ：224—227。

(176)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页318。 “皮气”一词原未改正。

(177)见陈漱渝：《血的蒸气，真的声音》，《动态》，1985：1，页7—9。大概是指60年代拍摄的电影《鲁迅的一生》。

(178)《动态》，1985：1，页4。原发表于1925年10月12日鲁迅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

(179)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忆鲁迅》，页226—227。

(180)《动态》，1985：1，页4。从这篇论文中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许广平在通信中称鲁迅为“嫩弟”，鲁迅称许为“愚兄”：因为许广平倾向男性气质的同性爱！

(181)此文于1926年1月投寄到《国民新报副刊》但没有刊出。据胡尹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页303。

(182)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许广平忆鲁迅》，页471。

(183)致韦素园（1929.3.22），《信》，Ⅺ：660。

(184)《〈两地书〉研究》，页279—290。

(185)致杨霁云（1936. 8. 28）和致母亲（1936.9.3），《信》，ⅩⅢ：415-416，418-419。

(186)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记〉而引起的话旧》和《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忆鲁迅》，页147，230。

(187)《且二·〈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Ⅵ：347；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许广平忆鲁迅》，页458。同时参看许广平：《纪念还不是时候》，《许广平忆鲁迅》，页16；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回忆伟大的鲁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86），页 352—357。范伯群和曾华鹏：《鲁迅小说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也指出了这一点。

(188)致李秉中（1931.4.15），《信》，Ⅻ：43。他们一直采取安全期避孕，见致欧阳山（1936.8.25），《信》，ⅩⅢ：410。关于鲁迅对性爱的态度，详见吴俊：《爱的衷曲——鲁迅性爱心理分析之一》，《月刊》，1991：1，页33—41。

(189)许广平说过此文是她和鲁迅定情之作。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社（2001），页 305—306。

(190)《坟·写在〈坟〉后面》，Ⅰ：284。

(191)《鲁迅景宋通信集》，页314。老后：《“枭蛇鬼怪”指谁？》，《资料》，7（1980. 12），页80。为什么鲁迅把许广平成为“鬼怪”？大概因为在学潮期间，许广平被亲戚“舍弃”而“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

(192)见王得后：《〈两地书〉研究》，页428 ，437。

(193)许广平：《鲁迅年谱的经过》，《许广平忆鲁迅》，页134。

(194)《鲁迅景宋通信集》，页262；王得后：《〈两地书〉研究》，页346—349。胡尹强认为小说是他们定情后，许广平“很有可能”提出立即在北京同居的要求，鲁迅于是写《伤逝》说服她改变计划（《破毁铁屋子的希望》，页302—306）。但同居要求纯属猜测，且争论如此之大，也难称定情。

(195)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忆鲁迅》，页261—264。另参考巴一熔等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页23。

(196)陈留生认为小说涉及鲁迅与许广平和许羡苏两人关系，是鲁迅跟许广平定情后在为“处理与许羡苏的关系”而作（《〈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3，页115—120）。本书结论与陈留生不同，但如果说《伤逝》包含鲁迅不敢爱的原因，而鲁迅对许羡苏有压抑住的感情，则小说自然也跟许羡苏有间接关系。关于鲁迅与许羡苏，见马蹄疾：《鲁迅新传》，台北：新潮社（1996.8），页90—106；余锦廉：《许羡苏在北京十年》上、下，《月刊》，2007：6及7，页16—31 ，31—44。

(197)Z，Ⅲ，1； 13，2；PN：267，330.

(198)此处可视为尼采“超人”的“伪影响”。尼采的“超人”在中国常被当成厌恶女人或厌恶人类的人。有个青年仅仅因为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便被当作“小尼采”。冰心《超人》的主人公就是个孤独沉默的青年，对周围的人冷淡、漠不关心。见Chiuyee Cheung，“Introduction” in Nietzsche in China：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p. vii.

(199)致韦素园（1929.4.7），《信》，Ⅺ：664。

(200)Z，Ⅰ，16；PN：174.

(201)EH，Ⅰ，2；BWN：6680.

(202)鲁迅同疾病的斗争，又见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页476。

(203)FaW； BWN：621.

(204)Z，Ⅰ，21；PN：183—184.对照“西勒诺斯的智慧”（GT，3；BWN：42—43）。

(205)《坟·题记》和《坟·写在〈坟〉后面》，Ⅰ：3-4，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