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两对狂人的诞生

第三节　小说：两对狂人的诞生

“疯狂”自19世纪后期便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感受，尼采就说过，“地球已经成了疯人院好久了”⁽⁵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狂”也是现代性的副产品，⁽⁵³⁾在鲁迅和尼采著作中都有反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⁵⁴⁾营造荒谬与表现主义的效果，描写主体或人格的崩颓（受迫害狂的变态心理），可以说也是表现了现代的“疯狂”，也完全可以媲美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例如卡夫卡的小说。

《狂人日记》跟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鲁迅承认《狂人日记》受过尼采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比较了两者的进化论：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⁵⁵⁾

鲁迅只提到尼采直接的思想影响。为什么鲁迅认为《狂人日记》没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么渺茫呢？先看一下鲁迅所说查拉图斯特拉向群众宣讲“超人”的那段话——下面采用鲁迅的译文：

我教你们超人！人是一件东西，该被超越的，你们为要超越他，可曾做过什么了？一切事物历来都做过一点东西胜过自己：然而你们却要做这大潮的退潮，并且与其超过人，倒不如回到禽兽么？猴子于人算什么？一场笑话或一件伤心的耻辱罢了。人于超人也正如此：一场笑话或一件伤心的耻辱罢了。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⁵⁶⁾

鲁迅的狂人也在相似的情况下发表了类似的演说：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⁵⁷⁾

这两段话非常相似，而“超人”则换成了“真的人”，而“真的人”

在“进化”的阶梯上比尼采的“超人”低一级，显然更容易达到，也就是更现实，这就是小说不太渺茫的原因。然而尼采进化论的“伪影响”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悲观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尽管鲁迅把目标从“超人”降低到“真的人”，但他的进化论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使得小说带上阴暗悲观的色调。鲁迅知道中国人是不愿意改造自己的，所以狂人最终失败，恢复“正常”，向社会制度投降。这个悲剧的结局在《孤独者》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觉醒的改革者拒绝向现状和反动势力屈服，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轻蔑；后来终于低头，反而得到人们的钦羡。正如高力克指出，鲁迅这些狂人的困境跟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准狂人”在市场上的遭遇也很相似，⁽⁵⁸⁾他们想唤醒民众，拯救民众，但民众不理解他们，揶揄他们，嘲笑他们。查拉图斯特拉甚至遭到生命威胁。⁽⁵⁹⁾

尼采的“超人”虽然不是进化的结果；“超人”与人和动物的比喻，也不是代表进化的不同阶段，但狂人和查拉图斯特拉所代表的觉醒者与庸众之间的矛盾，同样是无法解决的悲剧困境。群众在鲁迅看来只是看客，年轻觉醒者或革命者的任何行动和牺牲，对他们来说往往只是一种娱乐。⁽⁶⁰⁾然而，唤醒民众对中国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也是鲁迅当时所能找到的唯一出路。因此，鲁迅的狂人比查拉图斯特拉更感焦虑。麻木的群众和孤独的觉醒者的矛盾这个主题还在鲁迅的其他小说如《药》（1919）和《长明灯》中重复出现。(www.xing528.com)

《狂人日记》的主题及其跟尼采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透过小说的非历史的象征意义揭示出来。⁽⁶¹⁾按照唐小兵的分析，⁽⁶²⁾鲁迅用“狂”而不用“疯”有特定词源和语义的缘故。事实上，鲁迅在小说中从人群的角度看时用“疯子”，⁽⁶³⁾而小说的题目却用“狂人”，可见鲁迅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和使用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疯”是精神病，而“狂”却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鲁迅的《白光》（1922） 。《白光》有些情节和对疯子的心理描写，其夸张与荒诞，跟《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一样，也很有表现主义效果。《白光》的主角陈士成可以说是被科举考试逼疯了，但他只是个疯子，是个精神病患者，小说中并没有反抗社会的“狂”。⁽⁶⁴⁾狂作为社会问题，还可以在“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的言行中得到印证。⁽⁶⁵⁾唐小兵指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肯定了“狂”，认为“狂是尼采式的自我肯定，狂为文明的繁荣提供了基本的再生能源”⁽⁶⁶⁾。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狂”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而“狂人”通常都是有才华的人，他们“高出庸众”，与众不同，“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⁶⁷⁾。“狂”显然有鲁迅心目中的“超人”的特点，既是个人（主义者）跟庸众冲突的结果，也是个人（主义者）跟世俗势力的冲突的结果。这种矛盾冲突可以回溯到鲁迅关于文艺家与社会永恒冲突的观点。尼采也认为，一个人的发狂或被社会当成疯子，是追求独立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查拉图斯特拉说：“人人都要一样，人人都是一样：无论谁感到不同，就自愿去疯人院。”⁽⁶⁸⁾个人在社会争独立而因此发狂，其际遇跟“铁屋”的觉醒者其实相差无几。狂人形象出现在尼采作品也就并不奇怪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跟《狂人日记》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正如王润华所指出，两者都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王润华还认为《狂人日记》中的月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太阳可能对两位作者不同的历史背景有象征意义。太阳可能象征了德国工业发达如日中天。⁽⁶⁹⁾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也出现黑夜⁽⁷⁰⁾，而尼采对现代性的态度也不完全是肯定的。《狂人日记》在精神上和美学上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非常接近，主要是其中深刻的悲观气息和挫败感，加上象征主义手法和变态心理描写，产生荒诞与表现主义的效果（例如狂人和狗的目光），小说因此也跟现代主义作品非常接近。

除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准狂人”，高力克还指出尼采作品中的另一个狂人。⁽⁷¹⁾这个狂人出现在《欢乐之学》中，他跑到市场上宣扬“上帝已死”：

你听说过那个狂人吗？他大白天提着灯跑到市场上不停的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正好很多不信上帝的人站在周围，狂人把他们都惹笑了……狂人沉默下来，再看看他的听众，而他们也不做声，惊奇地盯着他。最后，他把灯扔在地上……他说，“我来得太早了。我的时候还没到……”就在同一天，狂人闯进几间教堂，弹起他的requiem aeternam deo…… ⁽⁷²⁾

这个狂人跟查拉图斯特拉在好几个方面都很相似。首先，他们都在市场上向群众宣讲，但由于内容不为大众所接受而被当成疯子，备受嘲笑。在大白天点灯的寓意可能是指引领人们去找上帝的旧哲学，但在已经启蒙了的现代（大白天）就变得毫无用处，毫无意义。但这个“狂人”其实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在构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做了很多笔记，部分笔记后来用于《欢乐之学》。查拉图斯特拉就首先出现在《欢乐之学》卷四第342节，这节后来稍加修改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第一节。⁽⁷³⁾但大部分准备材料用在《欢乐之学》时，尼采都把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换掉，其中卷三第125节中的提灯狂人其实原本就是查拉图斯特拉。⁽⁷⁴⁾

《欢乐之学》提灯的狂人令人想起鲁迅《长明灯》中的另一个狂人。如果我们把提灯狂人算是另一个，则鲁迅和尼采实际上创造了两对狂人。《长明灯》和《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很相似，但《狂人日记》主要是从狂人的视角去表现，而《长明灯》则是从人群的视角去描述。《长明灯》的狂人同样有“受迫害狂”的症状，对所有人都怀戒心，既孤独又恐惧。他想把庙里代表衰落传统的长明灯吹熄，但无法说服同村的村民。鲁迅故意把他的话变成毫无意义：

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⁷⁵⁾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象征了觉醒者（狂人）和未受启蒙的大众（村民）之间无法沟通。而无法沟通的悲剧造成了蒙昧的大众与觉醒者之间紧张的对立。鲁迅的狂人也受到直接的生命威胁，《长明灯》里另一个狂人就被活活打死。⁽⁷⁶⁾《长明灯》的主角即使没被打死，但对公众已是一种威胁，最终还是被关在庙里，一如尼采所料。但尼采的“狂人”只是白天提灯寻神而后失望摔灯，虽然令人侧目，到底还可以在教堂弹唱，而鲁迅的“狂人”灭灯失败，还要失去自由。

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可说有一个“家族”。另一篇象征主义小说《药》里面的夏瑜也是其中之一，他向牢头说明“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却被认为不是“人话”。夏瑜为了大家不要命，为牢头的奴性感到可怜，而大家无法理解，只认为他是疯子。⁽⁷⁷⁾从历史的角度看，鲁迅的“狂人”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处境。跟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情况一样，现代化是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而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觉醒者往往是受外国影响启蒙的少数先觉之士，因而是零散的，因为他们要引入人们不认识的新观念、新东西，所以必然受抵制而孤立。他们跟群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他们好像说两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的改革，但却很容易为大众所痛恨，受大众所压迫。觉醒的少数人患上“受迫害狂”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有现代性的通病，也有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必然悲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