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新人与巧人

第五节　认真的“新人”与持鞭的“巧人”

鲁迅对共产党人的态度，跟他对抗日前途的悲观估计一样，着眼在“人”，亦即“国民性”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根据政治理论和政策或政党组织原则。⁽²¹⁶⁾鲁迅之倾向共产党，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具体的共产党人，诸如毕磊、冯雪峰、柔石、胡风（1902—1985）、瞿秋白，他们的人格感召，他们工作的认真态度、献身精神、忘我劳动，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性格特征，尤其是“认真”，也体现在鲁迅所肯定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亦即中国历史上的“促动力量”身上，也体现在鲁迅同时代非左翼年轻作家韦素园身上。正因为他倾向的是具体的人，特定的性格特征，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份是共产党员或左翼组织成员，他对成立“左联”的两个主要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尽管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态度就很不同，鲁迅对他们就不太佩服，批评他们“轻浮”，不喜欢他们的“创造气”，认为他们是“才子+流氓”，其“聪明”也会变成奴性。⁽²¹⁷⁾

当初鲁迅参与成立“左联”时本来就是少数，⁽²¹⁸⁾后来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关系也并不和谐，⁽²¹⁹⁾他能够维持“左联”精神领袖地位的原因，除了在进步青年和作家中的影响及威望之外，其实主要是他跟冯雪峰和瞿秋白的密切关系。冯雪峰是“左联”第二任党团书记，后来更转到“左联”上级“文委”工作；而瞿秋白曾是中共领袖而且又是知名作家和翻译家，在左翼文化界有很大的威望。茅盾回忆录有一段话很值得引述（着重处为笔者所加）：

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²²⁰⁾

冯雪峰和瞿秋白跟“左联”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鲁迅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瞿秋白把鲁迅当成亲密同志，而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左联”的“首脑”，是“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²²¹⁾《汉奸的供状》事件很可以说明鲁迅地位的实况。1932年“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1910—2004），冯雪峰认为“完全违背党的策略”，向周扬提意见并要求纠正，但周扬“完全不同意”，双方大闹一场。冯雪峰取得鲁迅和瞿秋白的支持，由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933）—文，立即招至一些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1898—1968）、郭冰若（钱杏邨 ，1900—1977）、丘东平（1910—1941）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²²²⁾瞿秋白发表《鬼脸的辩护》（1933）支持鲁迅，批评首甲等，⁽²²³⁾可惜当时没有发表，无法知道首甲等的反应。“左联”一些党员盟员的确因为自己是党员而跟鲁迅保持距离，也就是隔阂。⁽²²⁴⁾

冯雪峰跟周扬的争吵，实际上牵涉中共调整文艺政策，改正“左倾”关门主义，也牵涉冯雪峰在“左联”有无落实党的政策的问题，也就是牵涉鲁迅与共产党政策有无矛盾的问题，需要分析一下。1932年11月，当时在上海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张闻天（1900—1976），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左翼文艺运动否认“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对他们应该“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说服与争取”。当时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对“第三种人”一改之前敌对斗争的语调，并提出“联合”的期望。冯雪峰还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并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转载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化》。冯与周扬争吵，以及鲁迅后来接受批评《汉奸的供状》的“任务”，也是配合落实张闻天改变“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但夏衍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把张闻天的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²²⁵⁾徐庆全设法解释夏衍的疑问，认为由于冯雪峰没有传达张闻天的指示，只是命令周扬执行，周扬思想不通，所以两人吵了起来。⁽²²⁶⁾但这不符合冯雪峰的说法，冯分明说他向周扬“提出我的看法”而周扬“完全不同意”，并非他下令而周扬不执行。而且，首甲他们的文章并非完全用旧有阶级斗争的论述来批评鲁迅，因为文章开始就提到“过去，普洛文化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但认为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把群众关在门外，而不是对“革命贩卖手斗争太残酷太不客气”。显然他们并不认为那首诗是张闻天所批评的“谩骂”。且不说这些反批评根本没有回应到鲁迅批评辱骂与恐吓的要点，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文艺界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但他们怎么知道呢？既然那是张闻天首次向文艺界提出，那么他们只有两种途径得知此事：（一）他们看到或听到张闻天文章的内容（亦即冯雪峰已经做出某种传达，不管是什么方式）；（二）周扬向他们复述了冯雪峰的看法（也就是周扬导致他们写文章，不管是否促意）。夏衍和徐庆全都否定这两种可能性，但似乎还需要更多解释和证据的支持。⁽²²⁷⁾

不过，尽管鲁迅“从公意”写文章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调整中共文艺政策，但他的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就以“第三种人”为例，张闻天和冯雪峰强调要团结和教育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者，而鲁迅则反复强调“第三种人”成了当局的帮凶⁽²²⁸⁾；对于曾经是同一阵营的杨邨人（1901—1955）后来背弃革命，转而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鲁迅的态度是极度的轻蔑和完全的排斥，但因此引起党内一些人的不满，因为有人还想做杨邨人的工作。⁽²²⁹⁾

总之，鲁迅的盟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靠冯雪峰和瞿秋白支撑，然而冯雪峰和瞿秋白在1933年年底及1934年先后离开上海，后来负责跟鲁迅联系的胡风，则于同年秋因曾是“左联”盟员后转“第三种人”的韩侍桁 （1908—1987）告发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身份暴露，被迫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左联”于是由周扬主持，而周扬本来跟冯雪峰和胡风都不和，⁽²³⁰⁾在他主持下的“左联”跟鲁迅的联系便几乎断绝。⁽²³¹⁾“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党员，也就由于冯雪峰等三人的离去，而再无人制衡和调解。1934年“左联”党员盟员廖沫沙和田汉先后化名抨击鲁迅。廖沫沙化名林默抨击鲁迅的杂文《倒提》是“买办意识”，⁽²³²⁾而田汉仅仅因为发表鲁迅一封信的杂志同时发表变节者杨邨人的文章，便化名绍伯批评鲁迅“富于调和性”，背后给鲁迅一刀。⁽²³³⁾对“调和”，王明（陈绍禹，1904—1974）也在1931年用来攻击过瞿秋白，⁽²³⁴⁾田汉接过来用，似乎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廖沫沙和田汉关系亲密，而他们的文章先后在针对鲁迅的《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加上廖的文章显示他极可能知道《倒提》的作者就是鲁迅，所以所谓误会的辩解没有太大的说服力。⁽²³⁵⁾ 自此之后，鲁迅对左翼运动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1935年他在给萧军（刘鸿霖，1907—1988）和萧红（张乃莹，1911—1942）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和灰心的，是友军中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中，连自己也觉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²³⁶⁾

鲁迅跟这些共产党人的矛盾，对鲁迅来说主要是“人”的矛盾，而不是政治路线的问题。从鲁迅对冯雪峰和周扬不同的观感和态度，可以说明这一点。

“左联”中不服鲁迅的人在后来的检讨中，大都说当时对鲁迅不够尊重是不对的，⁽²³⁷⁾但鲁迅肯定并没有把所谓“尊重”看成是个重要问题，代表共产党跟鲁迅合作无间的冯雪峰就并不“尊重”鲁迅。在编“左联”期刊时，冯雪峰“甚至题目也常是他出好制定，非做不可的”，而且工作量常常超过鲁迅“个人能力以上”。但鲁迅并不介意，因为他知道冯“质直”，而且他认为“站在政治立场上”冯是“对的”。当然冯并非只会指使别人的“奴隶总管”，因为他也一样认真忘我地工作，做出成绩。鲁迅显然欣赏他的“认真”。⁽²³⁸⁾反观鲁迅对周扬的态度，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首先，周扬他们显然根本没有把鲁迅当成是同一条战线的合作者，更不用说战友，他们不积极去联络鲁迅，却要鲁迅每月出盟费20元，甚至出了刊物也不让鲁迅知道。⁽²³⁹⁾但关键是周扬他们在工作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成绩，所以在鲁迅眼中，他们“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只是一些会“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²⁴⁰⁾事实上，自从冯雪峰和瞿秋白离开上海，周扬接掌“左联”之后，“左联”活动相对明显减少，连刊物都没有出，可以说是前后期的分水岭。⁽²⁴¹⁾鲁迅既觉得他们是“空头文学家”，当徐懋庸（1905—1977）要“左联”恢复出版刊物而向鲁迅募捐时，便遭鲁迅拒绝，鲁迅对他们是否在工作表示怀疑。但鲁迅一收到刊物后便立即把钱寄去，表示支持，表明先前的拒绝并非个人意气。⁽²⁴²⁾第三，跟冯雪峰的“质直”相反，鲁迅觉得周扬他们是些善变的“巧人”，⁽²⁴³⁾所谓“巧人”显然是他所憎恶的“聪明人”的不同说法。鲁迅在反对萧军加入“左联”时还说：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²⁴⁴⁾

鲁迅无法跟周扬他们合作的局面，令一些共产党人感到忧虑。1934年秋当过“左联”组织部长的王尧山（1910—2005），逐渐发觉“周扬和胡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不同态度而发生的”（着重处为笔者所加），曾设法调解而没有成功，后来把情况在1935年年底向他的领导邓洁（1902—1979）反映，邓洁是取代遭破坏的“文委”的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负责人之一，对王尧山的反映很重视，于是约鲁迅会面，得到鲁迅积极的回应。这次会面主要是邓洁与鲁迅商谈，胡风和王尧山偶有插话，在场的还有王的夫人赵先。按照他们的回忆，⁽²⁴⁵⁾我们约略知道一点会面的内容。邓洁向鲁迅传达了《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议由鲁迅出面主持一个文艺工作者协会，但遭鲁迅拒绝，鲁迅语言激烈，指责自己阵营内有人在他背后放冷枪。邓洁传达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显然对鲁迅的态度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点值得重视。由于鲁迅拒绝跟周扬会谈，所以这次会面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胡风提到邓洁与鲁迅的一段对话（着重处为笔者所加）：

我们有了现代武器，何必还用原始武器呢？鲁迅马上回答：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²⁴⁶⁾

前面谈到，鲁迅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主要是基于“人”的问题，亦即根据“国民性”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完全根据政治理论和政策或政党组织原则，胡风的回忆对此可以说是一条很好的注释。

鲁迅把“左联”当成一个战斗集团，一种事业，而且对它表现出一贯的认真态度。但“左联”是一种政治政策的产物，是一种工具，而政策是会因形势改变而改变的。昔日的死敌变成盟军，这种突然的一百八十度的政治现实主义政策转变，在共运史中其实并不罕见。但鲁迅对此有抵触，他也担心共产党又上国民党的当，提议秘密存在，以保护原来的盟员不被“统”过去，但胡乔木（1912—1992）指出“左联”只是群众组织，这样做就变成“第二党”，行不通，并非没有道理，不能说是不要领导权。后来鲁迅接受多数人赞成解散的现实，只要求发表一个宣言，而周扬怕发宣言会影响即将成立的文化救国会形象，惹国民党迫害，所以终于没有发，鲁迅知道后自然不满。⁽²⁴⁷⁾鲁迅要求发宣言，并非节外生枝的无理要求，萧三（1896—1983）信中明确指示“发宣言解散它”，而周扬他们没有按指示执行。鲁迅其实对他们要“守秘密”也能谅解，知道“这也有必要”，所以他的不满，不在解散“左联”，而在如何解散，而对执行如何解散的人，鲁迅对他们有怀疑，认为他们可能让“别人参加了意见”。⁽²⁴⁸⁾在徐懋庸为“左联”解散的问题多次与鲁迅往返沟通之前，茅盾已夹在鲁迅和周扬他们中间为双方传话，并曾转达夏衍他们的解释，说解散“左联”并非取消左翼的领导，因为有夏衍他们在新组织里面当“核心”，鲁迅听到后“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²⁴⁹⁾。可谓一语点出要害。解散“左联”的问题，虽然鲁迅对一些具体的建议不会同意，如萧三给“左联”信中提及的“复活岳飞，文天祥”⁽²⁵⁰⁾，但归根到底并非不了解中共政策和如何正确执行的问题，而是鲁迅对周扬他们不信任的问题。他不信任那些持鞭的“巧人”。

鲁迅对周扬他们不信任，已积累了一些时日。除了遭到他们化名攻击之外，田汉被捕后，1935年获保释出狱在南京演戏，而“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说田汉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令鲁迅对他们产生怀疑。⁽²⁵¹⁾我们知道鲁迅对变节者如杨邨人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鲁迅跟周扬他们的矛盾，发展到鲁迅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及“国防文学”论战，更一发不可收拾。但他们的矛盾跟共产党的政策路线的认识和解释其实关系也不是太大。为了说明政策之争并非论争的焦点，先交代一下论战的背景及牵涉的人和事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共自1931年开始受王明派的影响和控制，在1931年至1935年间执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然而，王明本人于1931年10月到了苏联，掌握和控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国内则由博古（秦邦宪，1907—1946）负责，两人虽然同是所谓“国际派”，但王明由于接近共产国际，得风气之先，于1934年开始改变旧有的关门主义政策，并曾批评中共不支援十九路军，导致“闽变”失败。另一方面，博古等则坚持僵硬的“左倾”政策，导致中共在1934年国民党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放弃江西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中共“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博古下台，毛泽东（1893—1976）取得军事领导权，开始建立领导地位。同年8月，王明按照共产国际路线制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代表张浩（林育英，1897—1942）于11月下旬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于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反蒋抗日”。 自此之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经过“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期间还有短暂的“拥蒋抗日”）及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不公开的反蒋抗日等阶段。⁽²⁵²⁾冯雪峰虽然是在1936年4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上海的，时间上属于“反蒋抗日”阶段，但也可能得悉“逼蒋抗日”的发展趋势。⁽²⁵³⁾

在冯雪峰未回上海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长征”，上海地下党与中央失去联系。周扬从苏联文艺界了解到“国防文学”，于1934年10月首先介绍到中国来，⁽²⁵⁴⁾1935年秋又从巴黎中文的《救国报》读到《八一宣言》，根据其中“国防政府”的提议而推演出“国防文学”，并以“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团结作家和推动创作的口号。1936年4月，冯雪峰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上海，张闻天交付的任务包括传达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并多次嘱咐找鲁迅和茅盾了解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冯雪峰第一次见到鲁迅时，鲁迅有很多牢骚，冯雪峰认为其中的原因，包括没有人跟他清楚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鲁迅对解散“左联”问题情感上“还扭转不过来”。⁽²⁵⁵⁾另一方面，以周扬为中心的一派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人数相对众多，在当时上海文艺界也占优势，支持鲁迅的人只是少数，而周扬本来就跟冯雪峰有矛盾，这给冯雪峰附带管文艺界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1936年5月初，冯雪峰跟鲁迅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到“国防文学”口号的问题，后胡风加入商量新口号，并通过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结果引发出“两个口号”的论战。⁽²⁵⁶⁾据陈早春及万家骥的分析，冯雪峰这样做，是由于急于要贯彻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尽早争取鲁迅对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发挥他文化旗手的作用，所以要提出一个既符合中共新政策，而“又能体现鲁迅文化精神的文学口号”。⁽²⁵⁷⁾在这个意义上，这是鲁迅提出的口号。冯雪峰4月25日到上海，胡风5月9日写成文章，在如此复杂的情况及短促的时间内，就决定提出一个影响很大的新口号，事后看来，似乎有点仓促不够慎重。但鲁迅由于反对解散“左联”，拒绝出面主持一个体现统一战线的文艺工作者协会，更不参加周扬他们组织的文艺家协会，已经被“战友”攻击是破坏联合战线，而周扬他们又拒绝跟冯雪峰合作，拒绝停止攻击鲁迅，所以冯雪峰为了维护鲁迅的旗手地位，扭转把鲁迅逼走的局面，除了支持鲁迅，通过鲁迅提出一个新口号，也没有其他更佳的选择。冯雪峰可能没有估计到提出一个新口号会引起周扬他们那么大的反应。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期间，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其他口号，如民族自卫文学和抗日反帝的大众文学等等，⁽²⁵⁸⁾并没有产生很大的问题。冯雪峰自我批评时说，提口号时没有请示中央，但正如楼适夷指出，“国防文学”口号也没有请示批准，所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²⁵⁹⁾(www.xing528.com)

这两个口号孰是孰非，若只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恐怕也有难以判定之处。首先，就大方向来说，两者都是要在文艺界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反蒋抗日”。其次，两者都有中共中央指示的依据。“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后来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八一宣言》。另一方面，“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冯雪峰参与决定。冯雪峰奉命去上海前，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冯雪峰到上海的任务之一就是传达和执行中共新的政策。鲁迅有关论争的几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其实是冯雪峰代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的政策部分，也出自冯雪峰。但冯雪峰究竟有没有准确执行中央的指示，有人提出质疑⁽²⁶⁰⁾；连冯将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也是自作主张，被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意图。⁽²⁶¹⁾朱正引述王明《中共五十年》一书，指出两个口号都是王明提出，都有中央文件依据，但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所用，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是已经遭否定的“立三路线”，比起“国防文学”，显然没有跟上共产国际转入“人民阵线”的新政策。⁽²⁶²⁾冯雪峰1937年“请假”回义乌，可能是对中共政策有意见，就更令人对冯的政策水平提出疑问，但那是后话。但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发表那些文章时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反蒋抗日”。

以上的一些事实，似乎说明新口号的提出，是因为鲁迅对新政策有抵触，或者冯雪峰迎合了鲁迅或受鲁迅影响，又或者冯本身对新政策的理解不准确，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质疑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是否符合中共政策，实际上是质疑冯应不应该维护鲁迅作为进步文艺界盟主的地位。如果没有冯雪峰支撑鲁迅的盟主地位，那么鲁迅这个“统战对象”，很可能就会因为不参加文艺家协会而丧失价值，很可能还会被定罪为破坏联合战线的托派分子，而鲁迅及以鲁迅为中心的党内外作家，也就有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可能，而鲁迅对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无法为统一战线所利用。⁽²⁶³⁾冯雪峰执行中共政策方面是否存在问题，也许有可议之处，但周扬他们没有能够把鲁迅团结在自己周围，甚至把鲁迅推向统一战线的对立面，无论在口头上如何说扩大联合战线，在实践上却背离了中共政策的目标和要求。这里有没有包含他们中一些人心底意愿的真情流露，不敢妄测。冯雪峰为中共文化传统树立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存在，为认真的“新人”树立了模范，为持鞭的“巧人”设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方向。如果冯雪峰争取到鲁迅，的确符合中共当时的利益及长远的利益，那么他在“两个口号论争”时有没有准确执行中共当时的指示，也许就已经无关宏旨了。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国防文学”的拥护者虽然对口号有时解释得不正确，但也并非“文革”时所指代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为王明路线当时还没有形成。⁽²⁶⁴⁾对于“国防文学”是否不要共产党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亦即没有阶级立场的问题，直到1986年仍有争议。⁽²⁶⁵⁾但评断不应脱离历史。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领导权或阶级立场的问题，在当时共产党仍然处于非法地位而左翼运动仍遭当局压迫的情况下，显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公开文章中避提甚至否认中共要争取领导权，以免引起猜疑反感或惹来压迫，是很自然的，也无可厚非。徐懋庸在原本并没有要公开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现在的统一战线……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

徐懋庸也许表达得不是很好很准确，但其中“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其实也有中共中央指示可循。⁽²⁶⁶⁾而冯雪峰和鲁迅提领导权或阶级立场，自然也符“合中共”实际政策和真正目标，冯雪峰和鲁迅针对的“是先前左”联的革命作家，提出新形势下努力的方向，跟国防文学面向联合战线的对象其实不完全一样。

鲁迅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国防文学”的口号呢？鲁迅对当时的联合战线不分敌友，接纳“忏悔者”，显然有抵触。⁽²⁶⁷⁾楼适夷说“国防”使人联想到国民党政权，引起“生理的厌恶”，胡风也有类似的意见，他们的观感在左翼作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²⁶⁸⁾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周扬他们提口号时加进的“宗派主义”，认为自己代表中共，是“正统”，所以只能有一个口号，只有他们才能对口号有正确的阐释，不支持和赞成他们的就是“异己”，受到排斥。用尼采的语言来说，他们是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历史关头，争夺“善与恶”价值标准的制定权和阐释权，是高层次的“权力意志”的表现。虽然据说周扬在大夏大学受李石岑影响，醉心尼采哲学，⁽²⁶⁹⁾但在“温和”派为主流的时代，他所受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跟“强横”派没有关系。徐懋庸指责鲁迅他们不应为左翼作家另提口号，“标新立异”，“是与‘国防文学’对抗”，就是他们这种“正统”垄断观念的反映，说到底所争的就是权。鲁迅他们不赞成“国防文学”还因为这个口号的“关门主义”。周扬他们要求作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而不是在“国防”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而在“国防”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作家，要创作以“国防”为题材的作品，实际上反对创作自由，并把别的不写“国防文学”的作家排除在联合战线之外，也就是缩小团结面，而不是扩大团结面。⁽²⁷⁰⁾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鲁迅对周扬他们的看法。鲁迅认为周扬他们都是空谈家，“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所以他预测：

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²⁷¹⁾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发展来看，鲁迅的确看得很准确。田汉在南京“大演其戏”时，就把自己的戏跟“国防文学”挂上了钩，⁽²⁷²⁾我们不知道鲁迅“是否知道”，对此怎么看，但当夏衍的《“赛金花》被周扬列为国防文学的样本时，鲁迅便表态了：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国防文学”在鲁迅眼中可以说早已破产。⁽²⁷³⁾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者对自己口号的解释有没有问题呢？恐怕也有。例如口号中的“大众”，原来在左翼文坛有特指“工农”的含义，但冯雪峰和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并没有及时作出扩大其内容的修订解释，结果让周扬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编者附记抓住这点，到后来才在答徐懋庸信中补充解释。⁽²⁷⁴⁾在同一篇文章中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冯雪峰和鲁迅又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有益的，需要的。

虽然对象和目的都说得很清楚，是左翼文学运动在抗日联合战线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即后来在答徐懋庸信中所谓，“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然而，在当时（7月）也就是胡风在6月提出新口号之后，“国防文学”派已经认为有人要来争“正统”，争“大旗”的情况下，冯雪峰和鲁迅没有像后来那样强调两个口号的并存，而是将两者关系说成是“总的口号”下“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回顾起来，不能不认为是给对方火上加油，是策略上的失误。支持“国防文学”的郭沫若在《蒐苗的检阅》中，就认为鲁迅他们当初是要以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后来在答徐懋庸信中才说并存，语含讥讽。⁽²⁷⁵⁾也许，冯雪峰没有料到对方反应如此之大。也许，他当初认为“两个口号”只是对党的政策理解正不正确的问题，而不明白论争实际牵涉权力问题。冯雪峰真有点惶惑了。

中共领导层对“两个口号”又是怎样看的呢？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得到中共中央的赞赏和支持，中共领导人中，刘少奇（1898—1969）曾为文赞同鲁迅和冯雪峰提出的新口号，赞同他们的主张，认为争论是有益的。⁽²⁷⁶⁾至于毛泽东，则有摇摆。他在1935年11月的抗日救国宣言中号召组织反蒋的“国防政府”，应该是《八一宣言》的体现；但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会上的讲话却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显然支持鲁迅他们的口号，是否冯雪峰有报告上达中央，不得而知；可是到了1937年7月又提出文艺要“使合于国防的利用”⁽²⁷⁷⁾。后一个转变值得注意。有资料显示，后来延安在1937年采用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据当时英文《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一书署名“L. Insun”的报道，延安举办过一次关于“两个口号”的座谈会，当时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吴黎平，1908—1986）做了结论，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讨论后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作为全国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则太狭窄，“国防文学”当时比较合适，虽然他们也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²⁷⁸⁾但毛泽东的转变及延安的采用不能作为评断哪个口号正确，因为周扬他们去了延安，明显产生影响。周扬去延安还牵涉两件事：冯雪峰与潘汉年的关系；冯对中共政策的态度，都间接影响“国防文学”的评价。

据胡愈之回忆，1937年7月间，冯雪峰参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与代表团成员博古吵翻，认为“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从南京跑回上海表示“不干了”。⁽²⁷⁹⁾冯雪峰知道瓦窑堡会议的精神，3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后，还同张子华一道在上海联系国民党做工作，肯定知道“联蒋抗日”的方针，为什么还会跟博古冲突，实在费解，而且发生在经南京上庐山的途中，还未谈判就说是投降，也未免愤慨得不合情理，虽然冯雪峰并不阴柔的性格和脾气可能是主因之一。⁽²⁸⁰⁾张闻天8月8日电冯雪峰，要冯在20日前回延安“讨论时局问题”，但冯没有去。8月25日洛川会议决定调冯雪峰回延安，张闻天在10月16日、22日致电博古谈及此事。10月23日，张闻天致信给潘汉年转冯雪峰，再要求冯雪峰到延安开会。但张闻天9月后的电报还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上海所有来人没有一个满意他的”，“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这跟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函电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冯雪峰的肯定，呈鲜明的对比。程中原因此认为胡愈之的回忆可能有误，冯赌气不干应是9月，“其原因就又牵涉到上海文化工作问题与人际关系”，并非与博古吵架后决定。⁽²⁸¹⁾然而，张闻天所谓的“时局”，自然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冯雪峰对“时局问题”有看法，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后来又增加了“上海来人”的问题，也就使矛盾进一步加深。陈早春及万家骥指出，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但到了1937年8月两人关系有点紧张，很少找对方，以至冯手头的一些工作都移交给新成立的江苏省委，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陈早春等认为，冯雪峰与潘汉年的紧张关系跟南京吵架一事有关。⁽²⁸²⁾据胡愈之说，他把吵架一事告诉了潘汉年，而潘对冯雪峰在谈判还未成功就跑掉，非常气愤。⁽²⁸³⁾这个说法似乎指潘汉年跟博古立场一致，但却非事实。潘汉年还为另一事气愤。同年9月他给中央电报，谓听了冯雪峰转达博古对他的批评，表示不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代替他。而博古对他的批评，是针对他对国民党抗日可能性估计不足，对联合国民党抗日方针发生动摇。⁽²⁸⁴⁾据此，冯雪峰和潘汉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矛盾，但潘汉年却与“上海来人”有关。

1937年6月潘汉年与夏衍详谈，并在9月跟周扬谈话后把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等12人送去延安，周扬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²⁸⁵⁾从夏衍的回忆可以看出，潘汉年对他们的工作是肯定的。当时鲁迅已经逝世，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大多数党员的努力，是很自然的。不幸冯雪峰他们却属少数。⁽²⁸⁶⁾而冯雪峰没有接受张闻天的建议去延安解释他那方面的情况，也很可能没有看到张闻天10月23日的信，但他肯定知道中央要调他回延安的决定，并选择了“请假”写作，离开岗位。陈早春及万家骥还指出，潘汉年复电中央虽与刘晓联署，应出自潘一人之手，电中称冯雪峰“不告而行”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冯到12月20日才离开上海，潘的复电使中央无法再接触冯，而潘亦主动割断联系，“做得名正言顺，连传递信息的工作也懒得做了”⁽²⁸⁷⁾。对潘来说，冯的离开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潘汉年和冯雪峰有矛盾是很明显的，而且矛盾恐怕还在冯雪峰与博古吵架之前。

从“L. Insun”的报道中还可以看出，周扬他们去了延安之后，可能以他们的多数左右了中共对“两个口号”的认识和态度。座谈会主席丁玲（蒋伟，1904—1986）就发言支持“国防文学”，可见是党的立场。报道中只有吴奚如和白丁（译音）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吴奚如并指出“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不完全起因于这两个口号的本身上，而是由别种事件引起的”。但他们只是十几个发言的人中的两个。周扬的影响最明显的地方，是吴亮平主张作家不但要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还要进行“国防文学”的创作。吴亮平回忆称，他们曾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强调救亡要紧，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至于两个口号问题，主席说：按照你们意见去讲吧！” ⁽²⁸⁸⁾其实并不算积极支持，恐怕还有点勉强，碍于他们的多数了。徐懋庸也有回忆1938年在延安跟毛泽东谈论“两个口号”的情况，看来比较合理，也符合毛泽东的态度。⁽²⁸⁹⁾按照徐懋庸回忆，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是周扬他们到延安后才基本了解。毛泽东认为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是不可避免的，是有益的，延安也有激烈争论，徐错在不尊重鲁迅。⁽²⁹⁰⁾毛泽东没有说“国防文学”口号更合适。所以延安丁玲主持的那次关于“两个口号”的座谈会，与其说是中共中央认可“国防文学”，毋宁说是周扬影响中央的态度。然而，尽管“国防文学”在座谈会中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肯定，而且主张者后来都位居要津，但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写不出“国防文学”一章。原因恐怕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尽管“国防文学”要扩大文学界团结面，但进步阵营内首先就没有统一，其创作的要求既没得到外围作家附和响应，亲政府的文人也不领情。⁽²⁹¹⁾ 1938年周扬本人在抗战文艺评论中就没有用这个口号。同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终于实现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周扬也予承认，⁽²⁹²⁾但文协也并没有提“国防文学”。第二，除戏剧和电影虽于1936年到1937年间短暂蓬勃过一阵，并无多少实绩。⁽²⁹³⁾后来边区文艺一些主要成果如《吕梁英雄传》（1942）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换言之，即使周扬等倡导“国防文学”，一度影响中共中央，到头来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事实值得深思，尤其是当一些论者指责冯雪峰他们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鲁迅涉及论争的几篇主要文章并非完全出自鲁迅之手，究竟是否真正代表鲁迅的意思，或完全代表他的想法，还是代表冯雪峰的观点，可能存在疑问。但就对“两个口号”论争最关键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而言，事情却是很清楚的。这封信由冯雪峰起草，经鲁迅修订补充，鲁迅对共产党政策的部分基本没有修改，但对于论战牵涉的人的评论，则做了很大的扩充甚至重写。⁽²⁹⁴⁾由此可见，在政治的问题上，鲁迅信任冯雪峰，接受冯雪峰的立场和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接受冯的领导（虽然冯也受鲁迅影响），因此论争对鲁迅来说，关键问题似乎也不是究竟哪个口号正确代表中共政策路线，这是冯雪峰要处理的问题，他也因此并不反对两个口号并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真正令鲁迅愤怒的是周扬他们，是他们“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心态，所谓“白衣秀士王伦”就是一种性格和心态的类型，与政治政策路线无关。跟共产党人的看法不一样，鲁迅并没有把“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看做纯粹的政策问题，而是看成是“国民性”的反映。鲁迅批评周扬他们的用语，诸如“奴隶总管”，把上海文坛弄得“不复尚有人气”，“令人变小”，等等，都显示鲁迅是按照“建人国”和“立人”的价值标准来抨击“奴隶道德”，亦即从“国民性”的角度看问题的。⁽²⁹⁵⁾

上一节谈到，鲁迅相信共产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进化论信念的替代品。他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尽力为“新人”出现创造条件，但在新的“集团”中却遇到新的“巧人”。他应该会失望，但也在他清醒现实主义的意料之中，因为鲁迅对“新人”也不是毫无保留。他在1928年说：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²⁹⁶⁾

鲁迅多次目睹这种社会地位转变的效果：在辛亥革命后有光复会的王金发（1882—1915），“五四”有新潮社的变化，1936年则有“左联”徐懋庸及周扬等人。⁽²⁹⁷⁾“大抵在野时非常激烈，一得地位，便不免力欲保持”，所以“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腔了”，对鲁迅来说是意料中事。⁽²⁹⁸⁾而且，“左联”内部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团结起来，多数党员盟员只把他当“统战对象”，当冯雪峰和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鲁迅便遭到同一阵营战友化名攻击，到了“左联”草草解散及“国防文学”论战之后，鲁迅跟部分共产党人的关系差不多到了决裂的边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很快又流露出来。但他的悲观也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即使周扬他们“尊重”鲁迅，鲁迅悲观背后涉及的人类社会更根本问题，也不会改变。《故事新编》（1936）中两编历史小说《理水》和《非攻》（1934）暧昧的结尾，就寄托着鲁迅这种对未来的悲观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