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尼采在中国的社会革命

第四节　尼采“同路人”的社会革命

1927年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对鲁迅的尼采式进化论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¹²⁷⁾

死者之中，有一位鲁迅很赏识的共产党人毕磊（1902—1927） 。⁽¹²⁸⁾很多论者都认为“四·一二”清党事件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鲁迅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由于共产主义与尼采思想对立，所以鲁迅必然要抛弃反动的尼采影响。然而，尽管鲁迅后期左倾，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大变化。这个后期大概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支持左翼文化运动，是为第一阶段（1927—1930） ；“左联”成立到瞿秋白和冯雪峰（1903—1976）先后离开上海，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为第二阶段（1930—1934）；遭“左联”内部宗派排斥到“国防文学”论战，回归“国民性”问题，是为第三阶段（1934—1936）。在审视尼采影响在鲁迅后期的转化之前，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最政治性的时期中，一些关于鲁迅与尼采联系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及一些可以争议的反对观点。

鲁迅在1933年和1935年的几篇社会和文化评论中，继续采用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中的一些用语，例如，用“死之说教者”去批评那些要把人弄得毫无生气的论客；用“末人”去形容那些失去精神活力的人。这些用语都来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¹²⁹⁾在1934年和1935年间，鲁迅帮助徐诗荃翻译出版尼采的著作，以及发表文章，虽然知道他“颇有点尼采气”、“颇似尼采”，脾气有点古怪，但态度还是很积极热诚。⁽¹³⁰⁾徐诗荃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名翻译为“苏鲁支语录”，也是采纳了鲁迅的建议。近五十年后徐诗荃回忆鲁迅与他共谈尼采，还清楚记得鲁迅“推许”尼采。⁽¹³¹⁾这些事实都很难解释为鲁迅仅仅想有人翻译尼采以供批判之用。⁽¹³²⁾鲁迅虽然说过他跟徐诗荃“思想亦不一致”，后来更跟徐诗荃断绝往来。但这跟尼采无关，因为徐诗荃除了“尼采气”外，文章还有“佛气”。⁽¹³³⁾据许广平称，鲁迅跟他断绝往来主要原因是徐诗荃设法用佛学“超度”鲁迅，实际上是要鲁迅不再跟社会斗争。⁽¹³⁴⁾而我们知道，对鲁迅来说，跟社会斗争（社会文化批评）乃是尼采思想影响的重要部分，所以鲁迅跟徐诗荃断绝往来就并非许广平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徐诗荃是尼采信徒，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徐诗荃背弃了尼采的教导。总之，很多事实都表明，后期的鲁迅并没有抛弃尼采。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就认为当时鲁迅本人就具有尼采气息。⁽¹³⁵⁾

最常引用来否定后期鲁迅与尼采联系的证据，是1935年的两篇文章《〈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和《拿来主义》。然而，前者只是重复过去所谓尼采“渺茫”的看法，前面已讨论过，并不能说是否定尼采。鲁迅在《拿来主义》说尼采“发了疯”，似乎是否定的批评。但从上下文来看，鲁迅说“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¹³⁶⁾。并没有根本反对尼采“超人”的“馈赠美德”。当然，鲁迅接着说“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只是说尼采不实际，不是人人做得到，亦即“渺茫”。其实“发疯”是指桑骂槐，对当时中国政府“送去主义”的讽刺，而且这“送去主义”也并非丰富大度，而是对列强的奴颜婢膝。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把尼采列为产生“世纪末果汁”的作家之一。很多学者认为是鲁迅改变对尼采态度的证据。因为鲁迅此时把尼采哲学当成没落的思潮，对年轻人有“不健康”的影响，是鲁迅对尼采最深刻的批判。⁽¹³⁷⁾但前面已经谈及，鲁迅早在1908年《文化偏至论》中便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研究一下鲁迅在序中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鲁迅描述“浅草”和“沉钟”两个文学团体的年轻作家，他们“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鲁迅列举了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尼采、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安德列耶夫（L. N. Andreyev，1871—1919）。⁽¹³⁸⁾他们也许颓废，但尼采是个非常不同的“颓废派”。他说：“我颓废，这是事实，但除此以外，我也是颓废的反面。”⁽¹³⁹⁾而且，尼采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激烈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很难说是“断肠之曲”。还有，尼采认为波特莱尔跟华格纳一样是浪漫主义的颓废派，把他当成异类，甚至说他“古怪”，有四分三是疯癫，⁽¹⁴⁰⁾显然并不认为自己跟他同类。如果要说上述作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也许就是钱碧湘所说的“灰色思想”。⁽¹⁴¹⁾但这些“灰色思想”并非是希冀“超人”出现的不切实际希望的结果，因为不但“浅草”和“沉钟”的年轻作家，就连王尔德和波特莱尔他们，也都没有准备或希望“超人”的出现。造成“灰色思想”其实是“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在鲁迅看来，尼采也使人感到这种黑暗，因为他对同时代人失望。然而，鲁迅早在1908年便察觉出尼采的悲观与绝望，并认为尼采与易卜生希冀强者出现只是他们思想的一端，而另一端则反映他们对“世纪末”人们的失望；希冀强者，只是“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¹⁴²⁾。鲁迅对尼采的这种看法，跟他对阿尔志跋绥夫和安德列耶夫的看法几乎完全一样。这两位俄国作家差不多同期，并有相似的悲观和绝望。⁽¹⁴³⁾鲁迅评论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时认为绥惠略夫为社会做事反遭迫害，于是“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反抗而且沦灭”，“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¹⁴⁴⁾。从侧面反映出鲁迅心目中的尼采“超人”，除了是天才和意力绝世的强者之外，还是个反抗绝望的个人主义斗士。

“虚无”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然而，鲁迅所接受的尼采，实包含“虚无”与克服“虚无”。⁽¹⁴⁵⁾况且，“虚无”与其说主观的产物，毋宁说是客观的情势。因而鲁迅指出这一点，也并非抨击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如果非要说抨击不可，也只是抨击那些作家所处的时代，而不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家。他在论“浅草”和“沉钟”一节最后，说了一句很含蓄而极富深意的话。他说，那些作家因苦恼而从事文艺，使他记起裴多菲“苦恼”使人“ 唱出甜美的歌”的那首诗，并说（黑体着重为笔者所加）：

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¹⁴⁶⁾

既然时代和社会“在十年前的中国”是处在一种看不到光明和未来的境况，那么，不被这种境况压垮而变得颓唐和萎靡，而是奋起与之抗争和战斗，则这种态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消极和不良的。⁽¹⁴⁷⁾而这就是尼采的影响，也是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后，乃至认同共产主义运动之后的积极精神支柱之一。

对于这种“虚无”思想，很容易会让人误会为否定一切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虚无主义。周作人和曹聚仁就认为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¹⁴⁸⁾鲁迅自己也的确承认自己的作品“太黑暗了”，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又“终于不能证实”⁽¹⁴⁹⁾。不过，在严格意义上说，或在鲁迅自己所理解的意义上说，他都不能算是个虚无主义者。在评论“狂飙社”时，鲁迅划清“反抗虚无”与虚无主义的界限。鲁迅认为“虚无的反抗者”能“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而虚无主义者则是反抗“空虚”，失败“收缩”而成“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的沙宁（Sanin）之流。⁽¹⁵⁰⁾鲁迅止于“反抗虚无”而没有陷入虚无主义之中，因为他仍抱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和对祖国和人民“更强有力的爱”。至于尼采，若按照鲁迅的定义尼采也不算是个虚无主义者，因为尼采仍“爱人”。⁽¹⁵¹⁾虽然他曾在遗稿中自称是虚无主义者，但后来可能觉得不妥，终于没有发表。⁽¹⁵²⁾我们大概可以从“颓废”这个跟“虚无”相关的概念出发，推测他改变的原因。前面提过尼采虽说自己“颓废”，但更强调自己是“颓废”的对立面，因为他与疾病作斗争。如果尼采确对自称虚无主义者的说法不以为然，显然是因为里面没有提到跟虚无主义作斗争。⁽¹⁵³⁾如果“虚无”只是反映了尼采的时代和社会处境，而不是他的思想，那么他对鲁迅的影响，便是他的战斗精神，他跟“虚无”的斗争，以及对人类的爱。

鲁迅所理解尼采的“虚无”，主要是他思想的反映，而不是对尼采的分析。尼采的死并非像鲁迅在《序言》中所指的，是因为“超人”没有出现，而是因为疾病，虽然病因还没有定论。⁽¹⁵⁴⁾鲁迅与尼采对大多数人都没有太大的期望，但尼采却不因为如此而悲观颓唐。相对而言，尼采更关心一些较抽象及久远的道德问题。例如，大众的无动于衷并不使尼采绝望，但对鲁迅便完全不同，因为鲁迅还面临着一个具体而迫切得多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这正是对尼采而言是次要而且不算悲凉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却充满“虚无”信息的缘故。这也是一层影响的“折射”。而对这种“虚无”感的克服，也就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就在鲁迅评论裴多菲苦恼使人唱出甜美的歌的话中，巧妙地隐藏了鲁迅转变的原因。如果说，那种阴暗的处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真实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处境在鲁迅写《序言》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换言之，鲁迅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更乐观，更有希望。他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¹⁵⁵⁾。

对于鲁迅后期的转变，有些学者着重鲁迅接受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并且倾向前后期的决裂，很少顾及其思想发展的一贯性。然而，鲁迅并非政治活动家或理论家，他早就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读过列宁（Ⅴ. Ⅰ. Lenin，1870—1924）《国家与革命》的部分，等等，⁽¹⁵⁶⁾但在他的作品中却没有太多的反映。他在1933年就直白否认自己的思想转变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¹⁵⁷⁾他对中国当时政治情势的分析，有时也未免肤浅，例如对于1926年和1927年的广州，他后来就坦白承认是“糊涂得很”，“大抵成了梦呓了”⁽¹⁵⁸⁾。使他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事实的教训”⁽¹⁵⁹⁾。最重要的“教训”是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清党大屠杀；后来1931年“左联”五烈士遭秘密处决，使他立场更坚定。⁽¹⁶⁰⁾

不过，鲁迅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原因，其实跟他倾向尼采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目的是改造“国民性”，着重的是“人”的解放，而这就是鲁迅思想发展前后衔接的地方。⁽¹⁶¹⁾例如，“革命文学”论争的开头，鲁迅就用群众落后及对革命冷漠的现实，来批评“革命文学”论者只根据书本理论产生对革命前景的盲目乐观，而群众的落后和冷漠正是中国“国民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问题。虽然鲁迅承认论争促使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帮助他克服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但他也认为“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才找他合作筹办“左联”，⁽¹⁶²⁾所以自己是论争中胜利的一方。也可以说，鲁迅认为论争肯定了“国民性”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

鲁迅在1930年呼吁左翼作家联盟造就更多的年轻战士，明显跟他唤起“精神界之战士”及出版《莽原》的主意是一致的，也是他寻找尼采式“超人”，发起文艺运动以改造“国民性”的计划的延续。鲁迅在后期虽然逐渐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文艺和社会文化批评，但他也继续探讨“国民性”的弱点及其改革。⁽¹⁶³⁾事实上，“国民性”仍然是鲁迅思考中国问题的核心，因为在评论一些重大事件时，“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看成是关键及根本性的问题。最明显的事例，莫若日本侵华步步进迫引起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和评论。

鲁迅对中国抗日的前途是悲观的，他估计中国不久就会到处插上太阳旗。⁽¹⁶⁴⁾胡菊人（1933—）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过鲁迅对抗日的悲观，但由于立场不同，他得出的是鲁迅亲日的结论，⁽¹⁶⁵⁾并因此在香港引发一场论战。在论战中，黄钺（张向天，1913—1986）和竹内实（1903—）充分否定了胡菊人所谓鲁迅托庇日本军营及其他亲日嫌疑的指责，然而，对于鲁迅的悲观却没有解释。⁽¹⁶⁶⁾如果按照鲁迅后期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他对抗日的悲观便有点费解，因为共产党从基本政治理论到当时具体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抗战前景都不是悲观的，⁽¹⁶⁷⁾鲁迅的担忧显然不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与政治分析。

中国当时的内忧外患，显然又唤起他熟悉的明末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便常把当时的中国跟明末相比，而差不多十年后，果然发生了外族入侵，前车之鉴，鲁迅的悲观实在是很自然的。⁽¹⁶⁸⁾但历史的相似还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他最关心的“国民性”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谴责日本的侵略，批评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同时也经常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1932年，他指出日本人做事认真，而中国人则不认真，当这两种态度碰在一起，中国人的倒霉是必然的。⁽¹⁶⁹⁾事实上，鲁迅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性”是好的，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尤其是他们的“认真”。⁽¹⁷⁰⁾但必须指出，鲁迅并非说中国“国民性”本质上不及日本人，或如细野浩二所说，由于留学日本而变成了欣赏日本文化的“边缘人” （marginal man）。⁽¹⁷¹⁾鲁迅认为日本“国民性”好，只是因为日本从未受外族统治而已。⁽¹⁷²⁾总之，鲁迅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解放战争的矛盾去分析，而是从“国民性”问题的角度去探讨。(www.xing528.com)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还警告中国人，在反抗外族奴役争取解放的同时，要警惕不要成为先前奴隶的奴隶，亦即自己人的奴隶。⁽¹⁷³⁾在《倒提》（1934）一文，鲁迅谈及中国人在上海所受不公平的待遇：鸭子倒提要罚款，而中国人让巡捕倒提却安然无事，但鲁迅批评中国人由此产生的怨恨。他的警告并未得到理解，反而遭到“左联”成员廖沫沙（1907—1990）的批评，认为文章代表了鲁迅的“买办意识”。在鲁迅看来，廖沫沙及因待遇不及鸭子而生“怨恨”的人们，并非要争取“人”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不过是争取与鸭子同等的待遇，亦即做稳奴隶而已。⁽¹⁷⁴⁾换言之，因为待遇不如鸭子而怨恨，只反映出中国人的“奴隶道德”，对这些“国民性”问题的语言和背后尼采的思想，廖沫沙一直都没能理解。⁽¹⁷⁵⁾

鲁迅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一样是基于“人”的问题，亦即“国民性”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完全根据政治理论和政策或政党组织原则。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及后来的矛盾也能说明这点，但问题比较复杂，且留待下节讨论。要之，中国“国民性”在鲁迅后期思想中仍然是个根本的问题，尼采仍然是解救中国的灵感源泉，既然如此，那么，鲁迅对“国民性”的悲观思想，如何能够跟“惟有无产者才有未来”的乐观精神协调起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计划的设想和发展变化。在辛亥革命之前，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是改革中国的关键。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是推翻满清异族统治，把人们从实际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第二，推行文艺运动以启蒙大众。推翻满清之后，文艺运动就成为他所关心的主要活动。然而，直到“五四”运动之前，由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也由于中国人对外国思潮“无感染性”，⁽¹⁷⁶⁾他的设想都没有实现的机会。鲁迅感到他的计划不能成功，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及社会及人的灵魂，并非一场真正的革命。他多次提及要用鞭子去驱使人们改革，⁽¹⁷⁷⁾这里的“鞭子”就是社会改革的象征，现在则成了改造“国民性”的前提。因此，在逻辑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设想又回到类似辛亥革命前的模式：第一，社会改革；第二，文艺运动。然而，他不愿意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革，因为“国民性”问题更为根本。⁽¹⁷⁸⁾但“三·一八惨案”改变了一切，觉醒的青年学生——“五四”思想革命和鲁迅文艺运动的微小成果——仅仅以游行示威方式抗议军阀卖国，但在刀枪面前不堪一击，惨遭屠杀。鲁迅醒悟到只靠文艺运动的不足，到头来，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安排吃人筵宴的帮凶。⁽¹⁷⁹⁾惨案表明，军阀统治是文艺运动的障碍，必须清除。鲁迅早就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及根本的社会问题，后来更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论争中得到印证。⁽¹⁸⁰⁾因此，要改造“国民性”还需要一场革命，一场社会革命。⁽¹⁸¹⁾

不过，鲁迅后期在几个地方提出文学不能促进革命，是否意味着他彻底放弃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征兆呢？⁽¹⁸²⁾不然。《新生》杂志难产之后，鲁迅已经改变了对摩罗诗人唤起革命的浪漫想法，对文艺运动有更清醒现实的认识，两册《域外小说集》跟《月界旅行》（1903）和《斯巴达之魂》的编译就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所谓“纯文学”，志在改造人的灵魂。⁽¹⁸³⁾这个区别也标志着鲁迅超越了梁启超用文学直接促进政治改革的影响。换句话说，鲁迅早已认识到文学对革命的有限的间接影响。他贬低文学的直接社会功用，可能是为了向过度热情的年轻革命者浇点清醒的冷水，避免他们重蹈他在日本失望痛苦经验的覆辙。

文学虽然不能直接发动革命，但到底能够影响人心，改造“国民性”。⁽¹⁸⁴⁾竹内好（1908—1977）所谓文学的“无用之用”，正好就是文学这种间接功能的概括。⁽¹⁸⁵⁾所以，尽管鲁迅贬低革命文学的功用，在《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他仍然鼓励青年表达他们的真的想法和感受，因为：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¹⁸⁶⁾

这个意见，鲁迅早在《破恶声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已经表达过，⁽¹⁸⁷⁾“革命文学”关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论战，也没有改变他对文学“真的声音”的社会功能的看法。⁽¹⁸⁸⁾

鲁迅后期改造“国民性”的设想包括社会革命，而共产主义运动（也包括清党前的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改革社会的力量。换言之，鲁迅希望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社会改革，能够协助文艺运动，为“国民性”改造铺平道路。⁽¹⁸⁹⁾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鲁迅充满尼采色彩的文艺运动，是与共产主义截然对立的；但从不是那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即使鲁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两者仍在五个方面可以找到共同点：

（一）浪漫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继承了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些激进因素，⁽¹⁹⁰⁾跟“文化现代性”出自相同的传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在狭义上说，是“实用现代性”的社会产物。⁽¹⁹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温和”尼采一派，都可以是紧密的同盟者。

（二）人的解放。鲁迅思考改造“国民性”之初，在手段和目标方面，都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启发，后来在共产主义中发现“理想的人”和“人的解放”更实际可行的措施。⁽¹⁹²⁾在鲁迅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人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是实现人的解放，⁽¹⁹³⁾及建立“人国”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尼采学说并非势不两立。共产主义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每个个人的解放，⁽¹⁹⁴⁾而这种解放强调文化与心理等方面。鲁迅从尼采继承过来的一些观点，与人道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也有相通的地方。⁽¹⁹⁵⁾

（三）进化论。19世纪末，进化论已经开始渗透到政治社会领域，也为左翼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所利用，至少在德国是如此。⁽¹⁹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进化的学说，也包含人的进化，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常常被当作“新人”的诞生，⁽¹⁹⁷⁾跟鲁迅从尼采那里读出的进化论“伪影响”并不冲突。必须指出，鲁迅后期并没有摒弃进化论，他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改正的是“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着重处为笔者所加）。⁽¹⁹⁸⁾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预言人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进化成更完美的物种，甚至称这种“更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为“超人”。⁽¹⁹⁹⁾

（四）反传统和反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尼采都激烈反“传统”，对“新近的过去”持根本的批判态度，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五）精英思想。鲁迅把尼采的“超人”理解成文化方面的天才，并希望他们能够在文艺运动中起主导的作用，另外还“排众数”，似乎跟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理念势不两立。但列宁的革命理论也非完全依赖群众自己，而是由工人阶级精英分子领导。⁽²⁰⁰⁾鲁迅后来也认为，中国改革要成功，必须靠具有知识和远见的“知识者”来领导，这是他从苏联革命文学中得出的观点。⁽²⁰¹⁾

这些共同点都有助鲁迅思想发展的转折和前后衔接。

在现代思想史上，鲁迅也并非唯一将尼采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作家或思想家。尼采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同时代人，早已发现他个人解放思想跟社会主义理念有亲缘关系。⁽²⁰²⁾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前进”，特别提倡革命运动中的文化教育任务，其成员波格丹诺夫（A. A. Bogdanov，1873—1928）、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Ⅴ. Lunacharsky，1875—1933）和高尔基等均受尼采影响。⁽²⁰³⁾鲁迅就知道高尔基信仰社会主义后仍带“浓厚”的“尼采色”。⁽²⁰⁴⁾德国表现主义有所谓“左派尼采”，从崇奉尼采学说到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也很有代表性。⁽²⁰⁵⁾他们参与社会革命后仍保持对尼采的兴趣，主要是出于对社会民主主义及斯大林主义的不满。社会民主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机械的理解，忽视社会革命中的主观、个人及文化与人等因素，对人的精神发展也并不关心，使很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转向其他思想资源寻求灵感，这些资源包括早期马克思、黑格尔、基督教等等，而尼采也是其中之一。将马克思主义和尼采思想相结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其实一直存在而且还很普遍，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新左派”就有不少人同时倾向尼采。⁽²⁰⁶⁾

由于改造“国民性”仍然是鲁迅关心的主要问题，他继续推动文艺运动，⁽²⁰⁷⁾准备“天才”的出现。在后期，他的尼采式的精英多少融合了社会政治活动的内容。例如，他在1930年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其目的之一亦在于“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甘愿当他们的“梯子”去帮助他们。⁽²⁰⁸⁾由于十月革命的经验，鲁迅也加强了中国改革成功必须由具有知识和远见的先进分子来领导的信念。⁽²⁰⁹⁾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成了他的“超人”，鲁迅也希望他们能推行社会改革及他的文艺运动。比起尼采的社会文化批评，鲁迅此时的文艺运动则多了些政治的成分，主要原因是两人面对的情况不同。虽然国民党政府、日本军事占领和控制，以及日耳曼帝国在性质上都是专制压迫，但前两者更直接威胁到中国人的生存。如果连生命都朝不保夕，精神与个性独立也就没有依托和发展的机会。为了解除这些威胁，鲁迅转而支持一个直接改造社会和文化的政治运动，使他的文艺运动带上更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整个理念和设想并没有改变。

鲁迅相信共产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替代他进化论的信念，虽然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显得更加现实可行，但毕竟只是一个希望。他知道得很清楚，一厢情愿的希望可以是一种自欺。⁽²¹⁰⁾鲁迅对中国的前途其实还很悲观，当时那些拥护和赞颂苏联和共产革命的文章，⁽²¹¹⁾其动因，恐怕只是在瞿秋白和冯雪峰支持下，投入左翼文艺运动而做出的积极配合，类似“五四”时支持前驱者的“呐喊”，后来失去冯、瞿的支持并与“左联”领导层产生缝隙后，就没有必要掩盖原来的悲观。而且，鲁迅的悲观还有与“国民性”有关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鲁迅从苏联的成就看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的光明前景，但从“国民性”角度分析，前景却并不乐观。首先，他认为中俄两国“国民性”不同，俄国人有肯为主义牺牲的精神，但中国人却没有，⁽²¹²⁾所以俄国成功不等于中国也成功。其次，新兴的无产者并不就有未来，大众还需要先进的分子来领导，而中国的“脊梁”却在不断被摧残和抹杀，历史结账时几等于零。鲁迅一直培养天才和“英俊”，但效果甚微。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被压缩在西北一角，谈不上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有什么作用。而且，鲁迅公开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期间，正是共产党遭受最严重打击和损失的时候，1932年到1935年间大批党员脱党叛党，剩下的只是社会上受压迫的少数，就像“五四”时期尼采式青年“叛徒”一样。所以鲁迅的一些乐观文章，恐怕只是夏瑜坟上的花环，是不愿看到失望的脸的“我要骗人”的结果。⁽²¹³⁾鲁迅后期对民众在国难面前的觉醒的正面看法，⁽²¹⁴⁾也可作如是观。我们知道鲁迅前期对群众评价不高，所以不少论者以此证明鲁迅思想转变。⁽²¹⁵⁾然而，石在，火种固然不绝，但需“人主”“急起收之”，如果“人主”未成气候，自然就有“绝矣”的可能。

面对这些严峻的事实，鲁迅在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中的积极态度和言论，恐怕只是伪装的“虚无”的反抗。到了第三阶段，他陷入“左联”内部的斗争中，动摇了他对未来的信念，使他回归“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虚无”情绪于是更进一步复苏。